□楊起予

　　上月，媒體爆出麥當勞、肯德基等跨國連鎖餐飲企業使用上海福喜食品公司提供的不符合安全衛生標準的食材原料，令輿論譁然。改革開放30多年後，當今中國社會對於道德的關注與思考，已使道德同改革開放一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觀念之一。在這個過程裏，“瘦肉精”、“毒奶粉”一類牽連千家萬戶、人人共憤的無良行為多半發生於市場進而影響到社會，因此學術界追究和探討道德失范現象，著眼的多半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其負面影響帶來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道德失范由一種市場病症演化為社會病症，多見於我們的生活之中，成為今天思考道德和探求因果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因此，我們的討論也不能不從市場和道德開始。

　　經濟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義

　　市場經濟為中國帶來的物質財富增長是可以直觀的。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在這种經濟模式下的發展更有力地證明了市場經濟有著其他經濟模式所沒有的優越性。若把這一面引入今天的討論，則會産生一個問題，即具有如此優越性和生命力的經濟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義？

　　“市場經濟是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問題可以追溯到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其核心源自於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兩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道德情操論》以人性本善為前提，認為人類的道德行為都來自於人性中基於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而《國富論》則以理性人為假設，認為經濟的運作源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利己主義動機。兩種對立觀點矛盾地共生於同一位思想家的理論之中。但是，如果深入地探究亞當·斯密本人的思想發展歷程，會很容易發現，儘管兩部著作出發點不同，但它們的基本價值目標卻是相同的，即除了有善的出發點之外，還要有産生實際功效的行為，兩者的結合才能成就人類德行的圓滿。

　　如果合倫理與經濟為一體，那麼概而言之，首先，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的財富增長已經證明了該經濟模式最具效率。這種高效性一方面源於市場機制本身激發了行為主體的自由競爭，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社會資源和潛力；另一方面，它特有的市場化機制使其能夠合理地配置資源，通過市場供求、價格體系使社會生産要素得到了更為有效的利用。這種有效利用最終形成的産品在數量上的增多和價格上的低廉，在産品進入千家萬戶的過程裏實現了市場和大眾福利的聯結。按照弗裏德曼的説法，“當大多數公民的心態是在上升的生活水準中形成時，經過一定時間，這種差別會導致社會道德品性的正面發展”，他把這種因果關係稱作“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其次，本義上的市場經濟應當具有內生的公平合理性。如果沒有內在的公平意識和外在的合理制度，追逐效率的自由競爭將難以持續，無法維持高效的生産性。市場行為因其自身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觀性，能夠以市場的調節和配置産生原始意義上的公平和公道，這是任何非經濟力量，諸如政治權利、社會文化等都無法做到的。正是有了這種公平和公道，才能夠不斷擴展地區之間的開放和流通，使得人際間的交往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在跨國界、跨地區、跨集團的經濟貿易中，使更多的經濟成果和物質資源得以分享。而這種大眾福利之所在，人類幸福之所在，應當是市場的道德合理性之所在。

　　社會泛市場化動搖道德根基

　　如果以上分析能夠成立，市場經濟與道德之間的關係顯然並非人們乍看下的那樣不相容。沿此鍥入，把視野放到市場以外的整個社會作進一步思考，便會發現産生和存在於當今社會中的道德失衡現象，其背後有著更為複雜的原因。

　　張五常先生曾力讚“地方政府公司化”。持這一類觀點的經濟學家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關鍵在於中國各個地方政府、各個縣變成了經濟實體，並因此而互相競爭，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秘訣。就30多年經濟轉型的實際過程而言，這一面的成效和影響顯然可見。然而，“地方政府公司化”則不能不使本屬市場規則制定者的政府同時成為市場競爭的參與者。這種“一身兩任”的直接結果，不僅會大大擴展尋租空間，帶來腐敗，而且會使“公司化”的政府權力把市場法則引到市場之外。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共領域的市場化。自改革開放初期以來，我們曾不加區分地把國民教育、醫療衛生、公用事業、公共基礎設施、公共福利等社會公共物品一律視為“舊體制的堡壘”，力圖用價值規律加以調節和改造，一度出現了政府的公共部門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向社會公眾“出售”公共物品、參與商品交換的混亂局面。這種把市場法則當作調整社會關係的工具濫用的做法，最終會導致泛市場化，即社會的市場化。其間的明顯錯位在於：一，市場追求效率，因此會逐利，其最終的合道德性正是通過個體的追求效率實現，但社會守護的是公平正義，其出發點和歸宿都在整體和多數；二，市場崇尚競爭，因此會淘汰弱者，但社會是所有人的家園。兩者之間的區別，正説明瞭泛市場化對於社會而言的非道德性。

　　這種泛市場化的産生和存在與3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相伴隨，出現于中國社會變遷過程所形成的歷史環境之中。泛市場化還會進入不同個體的意識、取向和行為，由此形成的趨向和導向影響更廣，其成因也更深。

　　經濟轉型的過程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其真正難處在於改革的過程是從突破舊的規矩（制度、法規）開始，但舊規矩被突破的同時，短時間內不可能同步建立起新規矩。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整個社會處於既沒有舊規矩、也沒有新規矩的狀態中，規矩是一種束縛、界限，有束縛才有所謂的秩序，而無序狀態會喚出人性中的慾望，使個體沒有節制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並最終使得人和人之間不可物化的種種關係被化約為利益關係，概以市場法則處之，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深入到我們身邊的泛市場化。在這個過程裏進入中國，並助成了這個過程的，還有西方思潮帶來的價值標準多元化。而一個社會的價值是歷史地形成的，它為每個社會成員提供了一種公認的是非善惡標準，因此能使人與人共處於同一種道德共同體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説，價值的多元化實際上使社會喪失了價值，從而瓦解了道德共同體。要而言之，身處轉型時期，新舊道德的衝突、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價值標準的多元化，使得整個社會中催生出實用主義、拜金主義和對利益的追逐。該過程與中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同時發生，又在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思想環境，使本來行之於經濟交換過程中的市場法則很容易移入社會，使人際之間的種種非經濟關係異化為利益關係。由此産生的整個社會的泛市場化，便不能不動搖以“義”相維繫的道德根基。而在道德根基動搖的地方，常會缺乏誠信、公信、互信，人在其中，非常容易囿于一己之利，而淹沒公共利益、他人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最終人間的同情、理解、出入相友和守望相助都會一點一點地流失，隨同流失掉的，是這個社會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反思我們所經歷過的社會變遷中的這一面，我們才能夠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多一點認識和理解。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