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港臺四城文化政策比較研究開題報告會暨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舉行。本課題是由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發佈的2014年度重大招標項目，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參與競標並獲得立項。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就文化政策制定對於城市文化建設的作用、當前城市文化政策存在的問題、城市文化政策的特色和差異、文化政策的社會參與度、文化政策評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並對未來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問題建言獻策。本版所發表的四篇文章是本次研討會的主題報告。

　　為完善城市文化政策提供實證

　　榮躍明（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作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四個城市，以其各自鮮明的文化特色和引人注目的文化發展成就，為中華文明的當下發展作出了貢獻，但與世界上其他國際文化大都市相比，這四個城市的文化競爭力都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某種意義上説，文化政策制訂實施的科學與否，決定了城市文化整體競爭力的強弱。

　　文化競爭正成為國家尤其是一國重要城市的核心競爭因素，很多國際大都市把文化發展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主要戰略。在經濟增長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的基礎上，讓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和歷史使命，這就要求京滬港臺四城文化在相互影響和共同發展中，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整體傳播力、影響力。事實上，兩岸四城已在影視、演藝、旅遊等各個層面呈現出融合發展態勢。進一步推動四城文化深度融合發展，是四城文化政策自覺的一個重要方面。

　　京滬港臺四城都處在城市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文化將發揮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公共文化服務的完善可以保障民眾的文化權益，滿足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營造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文化創意産業的發展則可推動産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建構起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産業結構。實際上，四個城市都把文化發展作為城市發展重要動力引擎，提出了各自的文化發展目標：香港提出建設“創意城市”，成為亞洲“創意之都”；台北要打造“創意台北”，正積極申請加入“世界創意城市網路”；北京要建設“世界城市”和“中國文化中心”；上海則提出了“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目標。四個城市為實現各自目標，必然要通過文化政策的制訂實施去引導和推動，這就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空間。

　　在上述背景下，開展京滬港臺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對四城完善文化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是學術價值。一則可提升文化政策研究理論水準，推動文化政策研究學理化；二則文化政策的制訂、實施和效果評價作為一個過程，既涉及文化管理部門實際工作，又與支撐政策形成的理論方法密切相關，如文化政策的主客體和政策過程等重要概念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形式，是影響文化政策制訂實施的重要因素。京滬港臺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將為驗證和反思文化政策理論並推動其深化拓展提供基礎。

　　二是實踐意義。目前兩岸四城乃至其他城市的文化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問題，如文化政策與城市發展定位脫節、地方文化政策與國家宏觀目標缺乏有效銜、文化政策操作性不強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科學完善文化政策制訂實施過程。京滬港臺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可以為健全和完善京滬港臺乃至其他城市的文化政策提供實證案例。

　　政策制定機制和政策評估是重點

　　蒯大申（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針對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城文化政策的比較研究，應著重研究什麼，我認為大致有以下幾種研究思路：一是側重各城文化政策內容的研究。可以廣泛蒐集四城文化政策文本，研究其出臺宏觀背景，分析四座城市各自用什麼樣的文化政策來達致什麼樣的政策目標以及政策針對的問題，以此看出各城在城市文化發展過程中都遇到的難題，解決的思路及採取的政策措施；二是開展從政策研究、制訂到執行、評估的全過程研究，分析其政策目標、內容和過程，這樣既可以看到政策本身的樣貌，還可以看到政策背後的基本文化理念、價值觀，以及文化政策與政治結構、政治動員方式、社會結構的關係；三是著重研究各城制訂文化政策的方法、途徑，即文化政策的制訂機制和過程。也就是説，主要不是去看人家打了什麼魚，而是著重研究人家打漁的方法。制訂文化政策採用的機制、遵從的程式，同樣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各自的文化理念、基本價值觀和各自在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文化體制上的差異。

　　研究“他山之石”，目的還是要“攻”自家的“玉”。對於北京、上海目前面臨的問題，我認為政策制訂機制和政策評估也許是目前首先值得研究的兩個問題。

　　毫無疑問，政策制訂的機制是否科學、合理、完善，直接影響政策制訂的品質。在公共文化政策制訂方面，我們有的城市更重視政策制訂的法理性和公共性以及民意的表達和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比如通過加強資訊公開、政務公開和建設電子政務，提高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或通過公眾聯合提出提案的方式讓公眾直接參與公共政策制訂等等。公共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公共政策都會涉及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所以維護和保障社會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的首要價值目標。因此，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應該成為公共選擇的過程。

　　在文化産業政策制訂方面，近年來北京、上海等城市出臺了許多扶持文化産業發展的政策，其中不少發揮了促進文化産業快速發展、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一些産業結構政策和組織政策並沒有實現預定目標；有些政策對企業、對微觀經濟進行直接行政干預，一方面妨礙了市場機制發揮應有作用，另一方面也阻礙了文化領域真正的市場主體的形成。這種情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産業政策制訂機制方面的不合理、不完善所致，比如在政策制訂過程中，較少聽取基層呼聲、企業訴求，特別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訴求，較少考慮更多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四城文化政策制訂機制和制訂過程的比較研究中加以關注，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

　　政策評估是指對一項政策的各個方面所進行的評價，包括對政策方案、執行和結果的評估，是整個政策過程的關鍵環節。我們現在許多地方往往重政策制訂，輕政策評估，這一方面容易因為評估缺位而削弱政策執行的力度，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政策反饋也會導致政策制訂的品質難以提高。因此，系統地、深入地研究總結京滬港臺四城在政策評估方面的成敗得失，有利於我們提高整個政策過程的品質。

　　要儘快在觀念上實現更新升級

　　徐清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助理）：科學的、貼切的、合理的文化政策，不僅有潛力帶來城市文化事業産業的全面繁榮發展，而且可以促進城市傳統文脈的弘揚傳承、促成市民精神心靈的和合安頓。

　　在近兩次五年規劃制訂實施的七八年間，國內至少有幾十個城市提出了建設“文化強市”、“文化大都市”及“國際文化大都市”之類的文化發展目標，圍繞這些規劃目標的專項任務分解和事業産業落地，出現了同質化現象。一時間，一些城市原有的民俗街區、建築遺存等被拆毀，大同小異的文化地標設施如步行街、商旅文綜合體、創意産業園區等紛紛涌現，造成“百街一景，千城一面”的城市文脈斷裂格局。

　　在此背景下，研究探索適合自身城市發展的道路十分重要。深入研究京滬港臺四個城市文化政策的制訂實施及績效評價等，也許可以發現許多規律。客觀地説，此四城個性差異相對突出，雖同屬中華文化圈，同屬一個國家，但是鋻於歷史原因分別實行著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其社會法治化發展水準、公民綜合文化素養水準等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此四城具體文化政策的生成往往會體現出與其獨特的個性“場域”（皮埃爾·布迪厄語）因素相關的特徵。就京滬而言，北京是中國首都，也是歷朝古都所在地，其在國家政治功能及文化發展建設方面所佔權重、其文化歷史遺産資源的豐富厚重程度，幾乎無城能及，因此她在客觀上承擔著匯通中外古今文化精華、引領中華先進文化發展潮流的“首善之區”的作用。上海的課題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及擴大開放方面做到“敢為人先、先行先試”，推進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

　　每個城市都應當具有體現其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發展成果的“人文化個性魅力”，這種“魅力”可以通過城市的文化地標建築、名勝古跡系列、文化空間體系、形象品牌標識系統等充分表現出來，也可以通過公共空間中“個性化”的人文活動來鮮活呈現。在當今文化發展日益體現出跨界融合、多元多樣的鮮明態勢下，空間的營造和配置會受網路自媒體的勃興等因素影響發生顯著變化，如SOHO式辦公、“宅”在家裏網購、借助智慧手機邊走邊消費等已成普遍現象。雲計算技術的運用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空間和時間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受此影響，既有的屬地化、本土化的文化創意産業發展和市民文化審美娛樂消費等，將超越地域甚至國界的限制，形成統一開放的大市場格局，眼下融合了網路虛擬業態的平臺經濟、共用經濟及體驗經濟等的快速勃興，已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此種跡象。上述種種事實在提示我們：作為引領規約城市文化發展的杠桿和風向標，文化政策的制訂實施需要儘快在觀念上實現更新升級。

　　對當前城市文化政策的反思

　　鄭崇選（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上海文化發展藍皮書》執行副主編）：目前城市文化政策還存在很多問題，與公共政策規範性、合理性、科學性、公共性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政策制訂和實施的統籌協調性不夠，政出多門、封閉運作現象嚴重。近幾年從中央到地方對文化的重視程度提高了很多，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受政績考核機制的深刻影響，文化的邊緣化依舊是一個客觀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很多時候只是在宣傳文化系統內運作，沒有在城市發展中産生整體的社會影響，有些學者稱之為文化政策的“空轉”現象——文化系統全國範圍內形成建設熱潮，具體的文化工作者都在熱潮中疲於應付，人民群眾的文化滿意度卻沒有得到實質提升，文化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內在影響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文化政策統籌協調性不夠的另外一個明顯表現就是政出多門，導致文化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混亂局面。

　　二、文化政策的制訂過於注重工具性的維度，對價值維度考慮不夠。地方政府往往把短期的經濟效益以及對城市GDP的拉動作為考量的主要依據，熱衷推進能夠馬上帶來經濟效益的文化産業，而對文化政策的社會效益及社會整合功能的發揮卻重視不夠。文化政策與其他公共政策的一個最為顯著的差異就是，其制訂和實施要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倡揚和社會階層的整合發揮主要作用，而當前的城市文化政策在價值維度的考量方面還有欠缺。如何使文化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切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進而增進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認同，是文化政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政府主導性強，缺乏有效廣泛的社會參與，受眾對文化政策的認同度和知曉率較低。城市文化政策是公共性極強的政策形態，其制訂機制在科學性和合理性上有嚴格要求，但由於受以政府為主導的文化管理體制的內在影響和制約，很多城市的文化政策大多是相關政策的具體執行方案或是相關政府主管部門的個體意志，在制訂過程中沒有經過社會各個層面充分的意見參與，特別是社會公眾的參與更是不足，直接後果是城市文化政策沒有和城市文化發展的實際狀況充分結合，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受到很大的影響，一些公共文化産品的供給與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脫節。

　　四、文化政策實施的效果缺乏有效的評估。目前的文化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基本都缺乏有效的第三方評估環節，政策實施産生的影響沒有充分反饋，這就導致有些文化政策雖然有明顯漏洞，但依舊在運作，有時會帶來否面影響。另外，政策的實施過程也缺乏第三方評估的介入，沒有建立起文化政策不斷改進和完善的有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