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峭壁》作者哈瑞·丹特看來：2014年世界經濟將陷入大蕭條，亞洲新興經濟體將紛紛跳下“人口懸崖”，像日本那樣，“失去20年”，而美國欲觸底反彈，要等到五年後。與以往全球經濟動蕩不同，這次我們將遭遇挑戰：為擠乾泡沫，房價可能下跌85%，2億多剛剛城市化的人重返農村，債務壓力使下一代人無力消費，危及整體秩序。哈瑞·丹特並不總是烏鴉，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砍掉政府那只亂伸的手。

　　人口波動決定市場波動

　　哈瑞·丹特出身於證券分析，以後從事諮詢業。

　　有過這樣經歷的人，分析方式大體相似：他們會從紛繁的數據中找出“規律”，然後與市場外的數據進行比對，從而得出驚人的觀點。

　　比如美國經濟學家泰勒1926年提出夏季女性流行裙子長度也是反映經濟發展的一個指標；而1965年，摩爾首次提出“摩爾定律”，雖版本眾多，卻被業內奉為圭臬；弗裏德曼提出過“麥當勞定律”，即任何兩個開設麥當勞分店的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直到1995年北約轟炸波黑，該定律才被打破。

　　這樣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走火入魔，但哈瑞·丹特看上去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他發現人口波動與經濟波動存在相關性，前者決定了後者。

　　高潮總在46年後

　　1897—1924年，是美國生育高峰，46年後的1942—1968年，是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期，而“嬰兒潮”盛于1937年，1961年達到頂峰，而1983—2007年美國經濟空前繁榮，相隔也是46年。

　　這是巧合嗎？

　　不是。人口學告訴我們，人類經濟行為具有週期性，通過對600種商品銷量長期監測，可以看到：年輕夫婦平均26歲結婚，公寓出租量隨之達到頂峰，因生兒育女，他們31歲左右首次置業，孩子十幾歲時，37—41歲的夫婦會購買人生中最大的房産，孩子大學學費支出峰值出現在父母51歲左右，孩子成人並離家後，夫婦們53歲時會購買豪華轎車……41歲是借貸高峰，42歲時消費最多的炸薯條，而46歲是一生消費最高點。

　　這意味著：出生潮加46年，即為下一輪繁榮頂點。

　　當然，要考慮三層因素：首先，大規模移民也會帶來人口快速增長；第二，科學進步可以打破這一週期，但它轉化為生産力需要一段時間，因此影響不會馬上發生；第三，人口壽命延長，會使消費最高點後延。

　　東方反其道而行之

　　人口增長為什麼會帶動經濟增長？因為人口增加會帶來消費增長，刺激生産進步，推動市場分工和專業化協作，給新技術應用提供更多的可能，可奇怪的是，這個過程在東方卻被中斷了。

　　中國讀者可能對“馬爾薩斯陷阱”更熟悉，即：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按算術級數增長，後者速度永遠趕不上前者，最終，人口增長將吞噬掉發展的成果。

　　幾何級數具有隱蔽性，比如一個池塘，荷葉每天增加一倍，30天后會將其全部覆蓋，窒息其他生命，但直到第29天，我們都不會注意到危險存在，因為此時荷葉僅僅覆蓋了池塘的50%。

　　歷史上看，康乾時期，中國、日本和英國都出現了人口快速增長，可吊詭的是，高呼“馬爾薩斯陷阱”的英國步入發展快車道，而以人口增加作為盛世依據的清朝反而落入陷阱中。

　　日本為什麼會長期停滯

　　同樣是人口增長，為何東西方結果不同？從日本衰退中，不難品出其中三昧。

　　戰後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驚人，被譽為“日本奇跡”。表面看，政府的産業扶持政策居功甚偉，它幫助企業免於嚴酷的國際競爭，迅速壯大，從而在高附加值商品出口上形成競爭。但事實上，日本經濟增長與人口激增緊密相關，只是移民制度嚴苛，使繁榮期略晚于46年。

　　換言之，政府不推動，繁榮也會到來，而推動的副作用卻很嚴重：政府做了市場應做的事，當經濟低潮來臨時，如何收手？

　　被濫用的公權力不可能接受失敗，寧可用更大的錯誤來掩蓋曾經的錯誤，“量化寬鬆”就這樣出臺了，以刺激增長的名義，大量貨幣被投入市場。

　　其實，刺激消費的這一代人老去了，下一代人會長大，他們會帶來新的增長。可麻煩在於，“量化寬鬆”使生活成本劇增，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只好不結婚、不生孩子，不僅壓抑了這一輪發展，連下一輪發展都被抑制了，雖然老一代人資本因此增值，可他們並不因此增加消費，財富被白白佔用了。

　　要增長，就要接受通脹

　　翻開歷史，日本式的衰退絕非個案，那麼，為什麼東方總是落入相似的陷阱中呢？

　　因為傳統的治理方式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感，人們不得不壓抑消費衝動，“省吃儉用”被奉為美德，要增長，只能靠出口。日本、南韓、中國都靠別人市場來刺激自己的生産，代價是別人衰退，也會拉你下水。

　　在這種的氛圍下，形成了東方人獨特的市場觀：通脹是洪水猛獸，政府要負責。這形成巨大的民意壓力，逼政府亂伸“看得見的手”，可問題是，經濟要增長，怎能不通脹？

　　人類從鄉村走入城市，從多面手變成了職業人，在今天，我們不會自己修水管、做飯、裁衣服等，必須依靠別人服務，既然人的願望不斷增加，則通脹便不可避免，由於推動服務更加多樣化。

　　在自由狀態下，市場的創造力才能最大化，不錯，市場帶來了貧富差距問題，可今天再窮的人也不會回到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現代醫藥的時代去，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市場需要，才創造出來的。

　　警惕“只許增長，不許衰退”的誤區

　　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往往不正視公共治理的短板，卻總是拿市場來做文章，我們要求市場提供穩定、絕對平等、保障和治理的合法性，這其實是用犧牲未來換取暫時平安。

　　在東亞模式背後，有一個古怪的邏輯：增長説明領導正確，而衰退則是萬惡之源，所以只能增長，不能衰退。當經濟週期到來時，為推卸責任，只有將其掩蓋。而掩蓋手法，無非是加大政府投入，結果造成社會整體效率降低，由於政府在經濟中比重越來越大，使集權度不斷提升，不僅抑制民間創造力，還會將治理引入歧途。

　　政府能加大投入，因為它的負債能力無與倫比，可債總是要還的，要麼剝削下一代，要麼靠量化寬鬆來稀釋——錢不值錢了，債也就相對少了，這同樣是花明天的錢，辦今天的事。

　　每次經濟挫折，其實是淘汰舊生産力，為新生産力騰出空間，將多年積壓的弊端集中釋放，才能實現下一輪發展，不承認市場週期，靠欠債把問題拖下來，這或者正是“東亞模式”的死穴。

　　中國經濟會不會步日本後塵？

　　在哈瑞·丹特看來，中國經濟未來面臨考驗，由於激進的人口政策，下一代人消費能力下降，他們很難承擔起發展之重。

　　雖然中國力推城市化，2億多人將進入城市，每人平均消費因此增加4倍，可一旦世界經濟蕭條，出口受阻，他們能否在城市找到工作？會不會被高消費又逼回農村呢？

　　面對人口懸崖，日本跳下去了，失去了20年，那麼，中國會不會是下一個？哈瑞·丹特認為，過高的房價、過多的債務有可能讓問題變得更加嚴峻。

　　當然，哈瑞·丹特的分析也不乏疏漏之處，比如將股市看成是中國經濟的真實反映，忽視了巨大的地下市場與現金交易的穩定作用，這讓本書多少帶上危言聳聽的色彩。

　　本書加入許多投資分析的章節，普通讀者會感到枯燥。國內炒作哈瑞·丹特是“唯一未曾失準的經濟預測專家”，未免言過其實，他準確預言過道指破萬點、日本衰退、2008年金融風暴等，但也錯誤預言道指破45000點，鬧了大笑話。

　　市場是超複雜系統，不能用簡單邏輯概括，故對本書觀點也應審慎對待。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