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我國正向、反向的人口流動，都會受到戶籍制度的障礙。而今農業戶口取消，讓這問題迎來解決的契機。

　　國務院日前公佈《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決定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性質區分，引起廣泛關注。而此舉也勢必對流動人口問題的走向帶來影響。

　　應看到，我國流動人口概念的形成，和公共服務的供給體系有直接關係。我國的戶籍制度決定了公共服務資源的分配，也因此決定了城鄉間、城市間的福利差距。如果説，早前我們的矛盾體現在城鄉關係上，那改革開放三十年後，這個矛盾發生了變化，區域間、城市間的發展差距也越來越大，城市間的戶口對換也越來越困難。城市間的流動人口越來越多，如果解決了他們的戶籍，他們可帶動的經濟增長和地區消費能力的提升是更大的，但以前的政策中忽視了該問題。

　　戶改矛盾不在城市，而在原有戶籍體系

　　在最新的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我們發現，考慮到就地就業、農業生産收益等因素，城市近郊的農民進城的願望大幅度降低。在一些地方，農民實際上不願意進城，但地方政府為了獲取土地，強制將這些農民戶籍轉為城市戶籍。

　　隨著流動人口問題的突出，戶籍制度改革的矛盾焦點不僅在於城市，更在於我們原有的戶籍體系。小城鎮流動人口流向中等城市、大城市是一個方面，城裏人能不能進村呢？村莊間可以流動嗎？答案是不能。這些問題都是我國流動人口在這個戶籍制度體系下的一個基本現實。人口流動的問題不簡單體現在城市間，也不僅僅體現在城鄉間，正向、反向的流動都受到戶籍制度的障礙。另外，戶籍制度與福利相連。

　　不能解決流動人口的戶籍問題，也和我們經濟增長模式有關。過去三十年我國的經濟增長，有人歸結為市場，實際上，與政府和市場雙重作用壓低要素價格的低成本競爭有重要關係，包括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還有管理成本。這些年勞動力價格在上漲，為什麼投資還是很多呢？就是因為城市降低公共服務供給對降低企業成本發揮了作用，這個一方面對企業有利，另一方面對降低城市成本有利。所以不管在公開還是私下的場合，幾乎沒有城市願意放開戶籍管理限制，都不想把財政的一部分拿出來去解決勞動力的成本。

　　城市人口精英化，必然導致外來人增加

　　過去研究流動人口問題，研究戶籍制度問題，研究農民工問題，更多是從農村的角度考慮。但是，有些城市決策者覺得農村問題在整個經濟發展中並不是主要的。所以，反過來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人口結構，就會發現，有些人對城市問題並不了解。

　　在強化城市福利體系情況下，城市的人口結構逐漸精英化。很多城市的人口政策和落戶政策，如廣州，要求勞模、技工、副教授、博士生，北京博士生要35歲以下、碩士生27歲以下、本科生25歲以下，這種種的條件，使城市人口逐漸精英化。各個城市都希望減少外來人口的負擔，更多地減少農民工的流動。但許多大城市搞人口控制，人口一直沒有停止增長。這是因為，城市發展過程中，精英階層進入城市後，需要更多的服務人口配套，如吃飯需要服務人員等等。精英人口的增長對於外來人口增長的作用是不可逆轉的。

　　所以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是為什麼熟練的服務業人員、熟練的技工短缺？這是因為大量的流動人口中45歲以上的回鄉了，他們在城市裏沒有長期打算。如果城市對他們有長期的公共服務供給，他們勞動的熟練程度會在這樣的就業條件下大幅提高，45-65歲這批熟練的技工在城市將大幅增長。比如香港，解決居住證只要7年的崗位服務，只要不是非法的工作，就可解決在香港的長期居留問題。如果他們工作熟練，那更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對於未來流動人口和勞動力增長速度的評價到底怎麼樣？隨著新型工業化、資訊化的發展，我們已經到了資本和技術的新階段，長期趨勢下，勞動力不是短缺而是過剩，意味著將産生大量的過剩勞動力，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就業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

　　另外，流動人口是一個富有活力的群體。任何一個國家，一流的城市都離不開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的問題，比如戶籍，不是説一天就能完全解決的。但把已經在城市長期居住的流動人口納入到戶籍體系中，無疑會對流動人口問題有很好的影響。(本文根據作者在“新型城鎮化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論壇”演講整理)□李鐵(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