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最終被用於民用領域的新技術，起初都是因為交戰的需要而被激發出來的——並且是由軍隊資助完成。其中一項，叫做國內生産總值（GDP），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眾多發明之一。

　　但是，將國民經濟核算用於戰爭要開始的更早一些。英國科學家兼政府官員威廉·佩蒂1665年對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收入、支出、人口、土地和其他資産作出了估算。他的目的是為了衡量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以評估這個國家投入戰爭以及徵稅資助戰爭的能力。那場戰爭是目前鮮為人知的、從1665年持續到1667年的第二次英荷戰爭。佩蒂希望證明，英國不僅可以承受更高的稅收，還足以挑戰荷蘭、法國這樣的強大鄰國。在那樣的背景下，佩蒂做出了一個重大的發明。為準確地記錄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他使用了複式記賬法。這種國民經濟核算方法被證明是英國的一個主要優勢。直到1781年，法國國王才有類似的戰略重要的經濟和金融統計數據。當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雅克·內克爾，發佈了著名的“獻給國王的金融概述”，論述了法國的經濟實力。這個工具最終使得路易十六能夠增加新貸款，然而這並沒能幫助他阻止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到來，之後不久，路易十六的命運被終結。

　　在整個18世紀，一批又一批的統計學先驅者們，在英國最初取得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國民收入”的概念或許已經足夠清晰，但要在實際中運作，則需要做出選擇：它應該包括什麼，不應該包括什麼，兩者的界線極為模糊不清。這個框架在之後的幾十年不斷演變。後來的作者著重強調經濟的不同方面。一些作者——包括身為小説家及“小冊子作者”的丹尼爾·笛福認為，一國的繁榮，關鍵在於增加貿易，包括海外和國內貿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難時勢中，情況變得非常嚴重，此時，確定合適的GDP計算方法已經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迫切——並且要在完全不同的規模上進行。1940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如今的凱恩斯以《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本著作而聞名於世，不過當時的小冊子名為《如何為戰爭付錢》。這可不是他在閒暇時的求索。畢竟就在此前一年（1939年），他的國家（也就是英國）已經與德國及其盟國開戰，而凱恩斯就職于英國財政部。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局長威斯利C·密契爾寫道：“只有那些親身參與了戰爭經濟動員的人才能認識到，對20年間的國民收入進行估算並用多種方法進行分類，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了二戰的工作。”

　　由於深深折服於凱恩斯《戰爭的代價》的觀點，英國財政部官員奧斯汀·羅賓遜走出了符合邏輯的下一步，從那時起，GDP從一種助力戰爭的工具，發展成為今天為人們所熟知的、更和平的測算工具。

　　GDP統計向和平發展的真正轉捩點出現在1946年5月，一個統計專家委員會在紐約的亨特學院碰面，委員會的任務是代表聯合國草擬國民經濟數據收集的建議。

　　不久之後，聯合國就承擔起為國民經濟數據統計制定國際化標準的重任，這也就是現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一原本用於全球軍事衝突的規劃，變成了二戰後經濟重建中功能強大且富有成效的工具。對杜魯門政府來説，這些統計數據非常有價值，1946年至1952年間，美國提供了約1480億美元的援助（以2004年的美元價格衡量）。飽受戰爭重創的歐洲國家極度依賴於“馬歇爾計劃”來存活與重建，在那個時期，所有的物質都很短缺，追蹤資源的使用非常關鍵。然而，在凱恩斯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GDP數據才找到了自己的終極命運。這個他出於為戰爭規劃目的而要求發展的統計方法，成為了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石。

　　GDP統計的歷史説明，這些數據絕不只是乾巴巴的事實。最近有很多討論，內容有關“幸福經濟學”，以及如何更好地測算生活中我們真正關心的事情。但有一點也要記住：我們對經濟的測算，已經從它的戰爭本源走出了很遠。

　　本文內容改編自財科所《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