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永

　　可選擇到賠償標準高的地方去起訴

　　案例：吳某在河南務工時遭遇車禍，肇事客車屬上海市某公司，肇事司機係該公司員工。交警部門認定，客車司機對事故負全責。吳某準備起訴索賠時，律師説上海的賠償標準遠高於河南，建議他到上海市的法院起訴，吳某接受了律師的意見。後來一算賬，在上海獲得的賠償比河南高出了5萬餘元。

　　説法：起訴必須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就大多數糾紛而言，有管轄權的法院至少有兩家。如《民事訴訟法》第23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第28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第30條規定：“因鐵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請求損害賠償提起的訴訟，由事故發生地或者車輛、船舶最先到達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當一個案件可以由幾家法院審判的情況下，原告在選擇管轄法院時應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訴訟成本。在哪個法院打官司方便，往返所需時間、費用少，就選擇那個法院。二是賠償標準。由於省（市、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關於人身損害賠償的標準是不同的，甚至差異很大，最終的賠償結果可能相距甚遠，因此應選擇賠償標準高的法院起訴。三是遠離地方保護主義干擾。避開對方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之法院，可避免人為因素干擾案件的公正審理。

　　本案中，事故發生地在河南，肇事司機住所地在上海，河南和上海的法院對本案都有管轄權。吳某綜合考慮上述幾個因素，尤其考慮上海的賠償標準比河南高，故選擇在上海起訴索賠，因而獲得了更多的賠償。

　　可選擇經濟條件好的加害人為被告

　　案例：黃女士乘坐李某的計程車回娘家時，李某的車與孫某的小貨車相撞，致黃女士受重傷。交警部門認定孫某負事故全責。黃女士委託律師調查得知：孫某家貧如洗，小貨車很破舊，賠償能力十分有限；李某經營計程車多年，經濟狀況較好，有賠償能力。黃女士於是要求李某賠償損失。可李某認為，在本次事故中他也是受害者，黃女士受傷責任完全在孫某，應由孫某賠償。最後，黃女士選擇李某作為被告起訴到法院，法院最終支援了王女士的訴訟請求。

　　説法：黃女士起訴時“擇富棄貧”是有法律依據的。本案存在兩種法律責任和兩個責任人：一是違約責任；二是侵權責任。《合同法》第302條規定：“承運人應當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傷亡是旅客自身原因造成的或者承運人證明傷亡是旅客故意、重大過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李某是承運人，與黃女士之間形成了客運合同關係，李某應當在約定或者合理的時間內將黃女士安全運送到約定地點，可他沒有做到這一點，已構成違約，因此黃女士有權向李某索賠。

　　同時，《民法通則》第119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本案中，孫某違章駕駛造成交通事故，使黃女士受傷，由於他對事故負全責，因此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也就是説，黃女士也有權向孫某索賠。本案雖然存在兩個法律責任和兩個責任人，但受害人只能獲得一份賠償。由於李某的賠償能力強于孫某，因此黃女士選擇李某為賠償主體，符合法律規定。

　　可選擇將被挂靠公司也列為被告

　　案例：歐某個人的計程車挂靠在某運輸經營公司名下，以公司名義運營，按期交管理費等。3個月前，歐某駕車途中因超速發生交通事故，撞傷行人龐某。交警部門還查明歐某係酒駕，遂認定歐某負全責。本起事故造成龐某七級傷殘、近35萬元的損失。龐某將保險公司、歐某和其挂靠公司共同告上法庭。該公司辯稱，自己並非真正的車主和實際承運人，與受害人龐某之間不存在客運合同關係；肇事者歐某並非公司職員，故公司不應承擔任何責任。法院在查明事實後，判決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賠償龐某共計12萬元，其餘22.6萬元損失由歐某承擔，其挂靠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在本案執行中，法院執行人員經查歐某可供執行的財産只有6萬元，遂從挂靠公司賬戶上強制劃撥16.6萬元給龐某。

　　説法：在我國，計程車大多挂靠在運輸經營公司的名下，按期向其支付管理費等，並以公司的名義從事運輸經營。由於公司從挂靠經營活動中獲得了利益，因此也就應當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以挂靠形式從事道路運輸經營活動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當事人請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援。”據此，本案的賠償主體包括交強險保險公司、車主歐某和其挂靠公司。由於計程車司機個人的資力往往比較薄弱，而計程車公司則多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因此龐某將公司一同列為被告是明智的選擇，保證了自己得到及時、充分的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