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政府方面開始接受“新常態”，也就是説增長速度可以放慢一點。但是，政府對增長速度的下行還很擔憂，不斷採取微刺激、定向寬鬆等措施，實際上就是要“穩增長”。我的觀察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每當政府的微刺激措施放鬆一點，增長速度就往下走。這是産業結構調整的反映。現在的問題是，舊的産業失去了活力，新的有競爭力的産業尚未形成氣候。這個調整既跟發展階段有關，也跟過去的增長政策有關。

　　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資。其中，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25%左右；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在25%到30%之間。這種狀況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口增速是個位數，投資增長速度目前在15%到20%之間，還比較快，但是下行趨勢比較明顯。過去的兩駕馬車現在沒活力了，新的活力在哪兒還不知道。這是最大的問題。

　　從供給方面來看，儘管也出現了很多新的産業，比如網購、快遞等，但是總體來看很多行業才剛剛開始發展，還不足以支撐經濟的增長。

　　上述變化反映到實體經濟當中，導致製造業的兩大支柱即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和重工業投資品製造業，都出現了問題。

　　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現很大的問題，是因為勞動工資在過去十年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導致過去很有活力的企業現在都沒有競爭力了。這説明産業結構要往上走。國際市場復蘇了以後，出口可能也難以回到過去那樣的增長，這個變化是趨勢型的，可以説是發展的問題。很多經濟學家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中國特有的，南韓、中國香港、新加坡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投資品行業主要是政策性問題。過去一直採取“保增長”政策，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投資品行業，産能過剩嚴重。投資增長速度的變化，既是因為經濟增長速度變化，也是因為投資率在下降。這意味著投資增長速度的下行是結構性的。

　　第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看起來都在擴張，但實際上擴張的程度不夠，甚至還在緊縮，仍有進一步擴張的空間。

　　新常態具有很多新特徵，包括增長減速，不再像過去那樣舉國保增長，但這不意味著宏觀政策不再發揮作用。宏觀政策的作用就是反週期、穩增長。目前的實際利率在上升，原因就是利率下降的速度跟不上通脹下降的速度。財政政策也一樣，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雖然在增加，但事實上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財政政策實際在收縮，比如控制地方融資平臺等。政府在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時，一個很重要的顧慮是高杠桿率問題。本來經濟下行的時候是要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穩增長，但是因為擔心高杠桿率進一步上升，延緩了宏觀政策的調整，導致增長速度下行超過預期。我認為高杠桿率值得擔憂，但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不能混合在一起，而是各有分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負責宏觀經濟穩定，宏觀審慎政策負責金融穩定。不然，哪個都做不好。

　　第三，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到底什麼時候會觸底回升，取決於是否有新的産業可以推動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增長。

　　從經濟結構來看，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有意義的變化，比如消費佔GDP的比重有所回升，服務業佔比也在上升。但是究竟什麼樣的産業能夠支援下一個階段中國經濟的增長，目前還看不出來。培育新的引導中國經濟增長的産業要靠市場來做，但政府也可以發揮作用。比如很多産業都有過剩産能，一些企業淪為僵屍企業，沒有生産效率，迫切需要解決。

　　有經濟學家提出，要從人口紅利走向改革紅利。改革紅利的意思就是通過改革提高經濟效率，帶動經濟增長速度回升。去年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認為，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改革的方案真正得到落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短期內會下降0.3個百分點，但是到了2020年的時候會上升超過兩個百分點。這個數字有很多可探討之處，但是背後的邏輯很有道理。通過推進市場化改革，提高經濟效率，推動技術進步，完全有可能帶動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升。但問題是，在短期內有一些改革可能會對增長有負面作用，比如關閉過剩産能。這時候，改革就需要跟宏觀政策相協調。

　　總結起來看，眼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既有週期性的因素，也有結構性的因素。或者可以把它看成小週期與大週期下行壓力的重疊。小週期是指短期性的因素，如國際需求疲軟引起的變化，而大週期則是指産業變遷引起的變化。小週期的變化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對衝，但這不會改變大週期的壓力。

　　所以，中國經濟的觸底回升，短期內當然要靠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中長期還是要靠培育出有競爭力的新支柱型産業。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