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日前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5年第一季度)”上表示，目前我們面臨著三大風險亟須化解，但化解的同時也要考慮財政的風險，要平衡三大風險之間的關係，也要平衡財政風險與公共風險之間的關係，積極財政也要量力而行。

　　劉尚希指出，財政兩大平衡，第一，首先從治理角度出發，治理的本質就是風險的治理，我們面對著各種各樣的風險，現在面臨的最大、最突出的是三個風險，一個是經濟風險，經濟下行的壓力，這就是經濟風險。第二個是社會風險，老百姓對民生改善的訴求現在越來越大，這就是社會風險。第三是環境風險，比如北京的霧霾，不僅北京，全國都有霧霾。這種霧霾現象反映了我們的環境是在惡化。我們在傳統工業化的模式下發展了幾十年，所導致的環境風險越來越大。這個涉及的不僅是單獨的某一種風險問題，更是涉及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環境風險之間怎麼平衡的問題。治理這些風險，不是動動嘴巴就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政府花錢的。

　　治理經濟風險，政府要花錢。現在的矛盾在於，一方面現在要減稅，另一方面要投資，(當然怎麼投？怎麼減？那是另一個問題)，治理經濟風險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個矛盾怎麼平衡？

　　治理社會風險財政更要投入，而且這方面的支出是剛性的。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這方面的支出快速增長，還有教育、醫療等，這些都是老百姓所期待的，老百姓期待全面免費教育，期待全面免費醫療，這一類期待我們能不能滿足呢？我們現有的國力、財力都是很難支撐的。這些風險處理不好就要出大的問題。還有環境風險，是不是靠市場就可以治理好呢？也不行。

　　所以，現在是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環境風險，這三大風險對財政來説就面臨一個平衡的問題。“儘管我國財政規模已經達到17萬億，但是面對這三大凸顯的風險，就要在這些風險之間尋求平衡。那麼怎麼在這個之間平衡就是一個難題。”按照過去傳統的分析方法是沒法平衡這三大風險的。因為這三大風險可能相互轉化。

　　劉尚希認為，從財政的角度來説，首先要把這三大風險隔離，就像打仗一樣，實行分別包圍，不要讓它們糾結在一起，一旦糾結在一起它們就會互相轉化、互相疊加，形成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導致公共危機。

　　現在我們説的經濟“新常態”，實際上就是風險“新常態”，而風險“新常態”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各種各樣的風險相互之間疊加，相互之間滲透，相互影響，然後形成更大的風險。面對這種風險“新常態”，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採取措施，那就會變成更大的公共風險。怎麼平衡這三者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大問題，也是我們要認真研究的課題。

　　劉尚希認為，除了平衡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環境風險與財政風險之間的關係外，還存在著如何平衡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自身的關係。“因為財政要化解這些風險，治理這些風險，自身風險就會擴大。現在經濟風險這麼大，財政要治理這個風險只有擴大赤字，擴大債務規模。我國財政赤字率預算從去年的2.1%變成2.3%，實際上是2.7%，已經超過了2.3%的預算安排。在這個情況下，財政自身的風險就加大了。而我們現在面臨的社會風險，財政支出是沒有辦法降低的。從2015年的預算安排裏就可以看出，收入預算預期降低了，而支出的預算安排卻提高了，一方面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支出增長安排反而比上一年增加了，這就是因為大量社會支出剛性，環境問題也是一樣。所以，總體來説，面對各類公共風險，財政自身風險之間也存在著平衡的問題。因為財政自身也有其不確定性，有可能收入預算完不成，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那就是由預算赤字變成赤字預算了。這樣，從執行結果來看可能就會赤字擴大，財政風險擴大。實際上我們從政策上準備的就是用擴大財政風險的辦法去治理這些公共風險，但是我們的財政預算在執行過程中，很有可能實際結果是財政風險的進一步擴大。而財政風險擴大到一定程度又會轉化成公共風險。財政一旦出問題，就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可能要出問題。”

　　“所以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之間也要有一個平衡，我們不能無視財政能力，一味要求財政發揮工具性作用。我們要重視財政風險，不能無限擴張。現在有一種觀點，説財政赤字率沒有到3%，完全有空間，我們的債務率在50%左右，還可以擴大，説財政政策可以更加積極。我對這個觀點保留看法，因為財政赤字就像氫氣球，你控制它都還要往上飄，若不控制就更加要飄上去了，財政赤字要是上去了，就很難降下來。”

　　劉尚希説，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要考慮平衡，不能一味地只考慮財政，不考慮經濟社會風險，但是也不能只考慮經濟問題不考慮財政風險。這兩個方面要平衡考慮，我們面臨的就是一個風險“新常態”，沒有辦法逃避，只能權衡風險，使之達到一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