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宏觀經濟政策肯定是積極穩健搭配，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樣一個國情不會發生變化。但是從細節來看，一個突出的變化是宏觀經濟目標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16日在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主辦的“2014中國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

　　高培勇説，2008年到2010年，那時候保增長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但是如今宏觀經濟的政策的目標不可能是單一的，當前中國政府所面對的宏觀經濟目標起碼有如下7項：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調結構、穩物價、惠民生、促改革。這意味著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資源必須分別配置到7個領域中去，因此資源配置格局就會分散，這是新常態條件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格局的一個突出變化，也可以叫作宏觀經濟工作思路的新常態。

　　高培勇認為，本屆論壇以“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為主題，這裡所説的“新”起碼有如下幾個含義：其一，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變了；其二，各屆對於形勢的判斷也發生了變化，因而用新常態來表達這種變化；其三，決策層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路也在調整，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佈局也在做大調整。

　　其他與會的經濟學家也持相似判斷，並普遍強調，中國現在處於轉型換態的關鍵時期，經濟正在由傳統態勢轉入新常態，通過哪些路徑、如何成功實現這一“轉入”值得深入探討。比如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看來，進入新常態也就是進入了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他説：“現在我們要打造一個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就是要從粗放到節約、從低端到高端，結構調整的任務更加艱巨，所以需要各個方面共同努力。我們今後的工作，創新驅動是核心，發展消費是根本，而利用好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這樣一個環境，則是我們的一個動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進一步闡述説：“我們能不能成功進入新常態，關鍵是有五個能不能。這五個問題解決好了，到那個時候我們不管是增長5%、6%還是7%，都是一個品質和效益較高的、經濟發展水準能上一個臺階的增長水準，什麼時候我們實現了低投入、中速度、高品質、好效益和優良環境生態的發展狀態，我們就成功地進入了新常態。”

　　侯雲春指出，五個能不能主要是：第一是經濟增速能不能穩住。調控部門不能一看增速低了就坐不住，採取強經濟刺激措施試圖把經濟拉到高增長軌道上面。但同時也要防止經濟一路下行掉的很低。第二是能不能管控風險。諸如産能過剩、房地産泡沫、地方債務等風險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被掩蓋了，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能被消化了，但是到了經濟增速減緩的時候，風險就可能暴露。所以要採取各種措施管控好風險，防止由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風險演變為系統的、全局的風險。第三是結構能不能調整。要把資源要素由效率低的轉到效率比較高的領域、部門、行業和企業，淘汰落後産能，通過兼併重組或讓失去競爭優勢的企業破産，使企業在市場機製作用下優勝劣汰。第四是就業能不能增加。一些企業開工不足，一部分人隱性失業，解決這些問題既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需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中注意發展勞動密集産業。第五是動力機制能不能轉換。對政府要建立正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對企業、對公民、對市場要建立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此外要有責任性，法定責任必須為。

　　相對來説，多元化的宏觀經濟目標中，促改革與防風險更為經濟學家所看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表示，迎接新常態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從人口紅利轉向改革紅利。“有的學者做了測算，農民工在城市平均滯留的年限只有9年。戶籍制度問題制約了勞動力的供給，使得我們勞動力短缺，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圍繞著以農民工的市民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可以直接帶來改革效應，可謂一石三鳥。”他表示，第一，讓農民工在城市更穩定得到社會保障，直接增加了勞動力供給；第二，讓農民工從生産率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産率高的部門轉型，提高了生産率。第三，讓農民工就業更充分、社會保障更充分，這樣他們的收入分配就會得到改善，從而産生巨大的消費需求，使宏觀經濟更加穩定。

　　中國華融資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小民強調，要特別注重通過改革防範風險。賴小民認為，應該加強産融結合，特別是加大金融改革，推行利率市場化，真正構建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他説，中國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差的非常遠，現在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到今年8月份，整個銀行業的總資産達到了162.7萬億，佔到了銀行、證券、保險、非銀行機構、影子銀行五大板塊總資産的90%以上，應該把這個比重降下來，把證券、保險的比重升起來。換言之，也就是應該減少間接融資比例增加直接融資比例。(記者 方燁 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