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要擺脫只守下限的被動局面，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臨時的反週期對策、簡單的放鬆政策、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

　　●我們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採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辦法。

　　●我們應借“十三五”規劃的編制，進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下，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與區域發展結合起來。

　　●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才53.7%，不能説中國經濟發展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還有較大空間，能否利用好這個空間，還要看發展戰略和相關政策措施是否得當。

　　面對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局面，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要擺脫被動局面，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就能解決的，應把應急式的項目應對，改革為構建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現在應借“十三五”規劃的編制，進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其中，重要抓手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下，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與區域發展結合起來。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經濟參考報》：近幾年，中國經濟逐漸告別了過去的高增長，進入換擋期，走向“新常態”。當前由於受到“三期疊加”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日益加大，雖然政府出臺了多項“微刺激”政策，但是好像並未達到預期效果，您覺得應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

　　劉樹成：以我國G D P季度同比增長率來分析。2007年平均達到14.2%的高位；2008年、2009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走出一個V字形下降和反轉；2010年第一季度達到12 .1%的高峰；從2010年第二季度起，進入一個新階段，至2014年第二季度，已17個季度(4年半)。這17個季度的運作軌跡，基本上是一個下降趨勢。不過，其中，從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共10個季度)，大體平穩在7.6%左右。但從2014年7、8月份，特別是8月份的經濟運作數據看，下行壓力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加大。

　　2014年8月份，全國工業生産增速明顯回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同比增長率降為6.9%，較7月回落2.1個百分點。這是自2008年底、2009年初國際金融危機嚴重衝擊之後，全國工業生産增速近6年來的最低水準。2008年11月、12月時，全國工業生産增速曾降為5.4%和5.7%。2009年1-2月份合計，全國工業生産增速曾降為3 .8%。在2014年4月以來不斷出臺“微刺激”措施的背景下，8月份工業生産增速的明顯回落，超出了市場的普遍預期。有關專家分析稱，8月份工業生産增速有點令人吃驚，讓市場各方嚇出一身冷汗。與此同時，8月份，從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房地産投資、全社會發電量和用電量、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全國財政收入、地方財政收入等反映實體經濟運作狀況的指標來看，它們的增速均出現下落。而且，工業生産者出廠價格和購進價格近3年來一直處於負增長狀態。當然，預計2014年9、10月份，工業生産增速等指標會有所回彈。9月，匯豐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初值(匯豐PM I)為50.5，高於8月終值(50.2)。但在目前“微刺激”情況下，這種回彈難以持久。到2014年底或2015年初，經濟增速又會下滑。有專家呼籲，對8月的數據“不能慌”，不能反應過度。但也有專家認為，既不能慌，也不能掉以輕心。

　　現在的問題是，到年底，就算2014年全年G D P增速有可能低於，但還接近7.5%的預期目標，而明年怎麼辦，未來幾年又怎麼辦？

　　關於8月份工業生産增速回落的原因，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江源給出6點解釋。一是國際環境複雜，嚴峻影響出口。二是投資、房地産銷售持續下滑，對相關行業産生較大影響。三是汽車、手機等主要增長點明顯回落。四是前期庫存增長過快，導致去庫存壓力加大。五是天氣因素，部分地區氣溫較往年偏低，對火電等相關行業影響明顯。六是去年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較高，為全年最高水準，因此，今年8月份工業生産增速明顯回落，有一定的基數因素。這些原因，都是直觀的、表面的、淺層次的原因。深一層分析，有兩個因素值得重視。一是“微刺激”措施缺乏持久力，其效力越來越弱，時效越來越短。二是一些地方已對G D P不感興趣，不再關心G D P，不再把G D P當回事。一些地方缺乏責任意識，“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不擔當，不作為，懶政鬆懈。

　　未來經濟走勢存在四種可能性

　　《經濟參考報》：當前，出於對宏觀經濟數據的不同解讀和認識，國內經濟學界對於未來中國經濟走勢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爭論很大。樂觀者有之，悲觀者亦有之。您認為，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走勢會呈現一種什麼局面？

　　劉樹成：對於2015年至2020年這6年中國經濟走勢有四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一路走低。由目前的7 .5%，降到7%，再降到6 .5%，到2020年降到6%左右。

　　相對應的政策含義是：不再守7.5%的下限，使宏觀調控下限不斷下移。但問題是，其一，給市場造成一種不斷下降的預期，不利於穩定和提振市場信心。企業預期營利不斷下降，影響企業的投資意願和投資能力，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和升級。其二，雖然目前受第三産業發展影響，暫時沒有影響就業情況，但已影響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一般説來，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要低於G D P增長率。到2020年，若G D P增長率降到6%左右，那麼，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就要降到5%或以下。到那時，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不斷下降，將會取代就業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這也將影響消費的增長和需求動力結構的調整。其三，影響財政收入的增長，使財政的減稅空間越來越小，使財政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嚴重影響。

　　第二種可能性，繼續走平。近一、兩年維持7.5%左右；“十三五”期間維持7%左右。

　　政策含義：繼續堅守目前的7.5%下限，或“十三五”時期堅守7%下限，繼續採取目前的“微刺激”政策。

　　存在的問題是，“微刺激”的效力越來越差，守下限越來越被動。近年來的“微刺激”，形成了一個迴圈圈，即“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迴圈圈。大體上説，每年初經濟增速下滑，第二季度開始採取“微刺激”措施，然後經濟增速小幅反彈，接下來，“微刺激”效力減弱，下半年或下一年初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如果這種迴圈圈年年繼續下去，宏觀調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一旦國內外經濟環境有個“風吹草動”，即出現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衝擊，經濟運作就很容易滑出下限。

　　第三種可能性，重返10%以上高增長。

　　政策含義：強刺激。這種可能性已不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一提經濟增速應該有所回升，就被扣上“要重回10%以上高增長老路”的帽子。實際上，在9%以下、7%以上的中高速區間內仍有經濟適度增長的空間。要讓經濟在合理區間運作，不能理解為只守下限，上下限之間還有寶貴空間。

　　第四種可能性，遵循經濟波動規律，不是只守下限，而是使經濟運作在7%至9%上下限之間的合理區間正常波動。經濟波動，在上升期和回落期有著不同的功能。回落期，是調整期、淘汰期，市場低迷，企業經營困難，難以實現技術創新。上升期，是市場活躍期，投資和消費活躍期，有利於推動技術創新，有利於實現提質、增效、升級，邁向中高端水準。

　　政策含義：在到2020年的期間，以合理區間的中線為基礎，該回升時，就回升，但要把握回升幅度；該下降時，就下降，也要把握下降幅度。當前，要擺脫只守下限的被動局面，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臨時的反週期對策、不是靠簡單的放鬆政策、不是靠一個個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説，既不是靠“大水漫灌”所能解決的，也不是靠“噴灌”、“滴灌”所能解決的。我們不能僅就短期宏觀調控的力度問題去爭論，不能僅就宏觀調控是該松還是該緊、是微刺激還是強刺激去爭論。而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採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辦法。也就是要從把握到2020年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出發，即到2020年我國經濟發展究竟要做什麼，總的發展任務是什麼。

　　我個人主張要爭取以上的第四種可能性，但這並不容易，需要有一個關於到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相應的實施方案。

　　經濟發展需要新的頂層設計

　　《經濟參考報》：要實現您所説的，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需要採取哪些措施，您有何政策建議？

　　劉樹成：我國已經有了一個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但還沒有一個與之相配套的關於到20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説明》中曾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以改革為主線，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舉措，一般性舉措不寫，重復性舉措不寫，純屬發展性舉措不寫。”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曾表示：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和修改過程中，有兩個原則讓我記憶深刻，一是只寫改革，特別是重大改革，發展的任務原則上不寫；二是修改時，對於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弱化改革舉措的，除非理由特別充足，一般不接受。而增加的改革內容，只要有最大公約數的、有一定共識的都寫上。”

　　現在，我們應借“十三五”規劃的編制，進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頂層設計。到2020年，構建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或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戰略支撐，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下，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與區域發展結合起來。2014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曾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抓緊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年9月11日，李克強總理在第八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致辭中指出：“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還很不平衡，差距大、潛力也大。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結構調整。”新型城鎮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必然進程。新型城鎮化是城鄉結構的大調整，是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大調整，涉及到內需與外需的需求結構調整，涉及到投資與消費的內需結構調整，涉及到産業結構調整、地區結構調整、投入要素結構調整等等。城鎮化水準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重要標誌之一。我們要集中抓住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長江經濟帶、京津冀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等重大區域發展相結合，將頂層設計和相應的實施方案真正落實，將它們具體化和精細化地分解為年度、季度措施，相互銜接地出臺，並以全面深化改革來推動進行和破解其中的困難。由此來應對當前和今後我國經濟運作的下行壓力，就會開創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新局面，就不會年年被動地去打“下限保衛戰”了。

　　中國經濟增速不會“大幅度”下臺階

　　《經濟參考報》：要實現以新型城鎮化為抓手促進內需和經濟整體發展，首先要搞清楚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還有多大。

　　劉樹成：是的。我認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還有較大空間，新型城鎮化的任務還很艱巨。201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2 .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5.3%，二者差距為17.3個百分點。根據世界銀行W D I數據庫中各國城市化率的資料，2013年，高收入國家為80.5%；中等收入國家為50.1%，其中，上中等收入國 家 為6 1 .6 %，下 中 等 收 入 國 家 為39.3%；低收入國家為28.7%。2013年，以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3.7%進行國際比較，不僅遠低於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80.5%)，而且也低於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61.6%)。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有一種觀點非常流行，即認為成功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一個時期，城鎮化達到一定水準後，經濟增速就要“大幅度”下臺階，並且認為這是一種客觀規律。對於這個觀點您怎麼看？未來中國經濟真的會下一個大臺階嗎？

　　劉樹成：這種觀點我也曾經聽過。這裡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空間與我國經濟增速是否要“大幅度”下臺階問題。我認為，如果説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一個時期後，經濟增速會有所下降，不可能一直維持原來那樣高的速度，那麼這種情況可以説是一種客觀規律。但如果説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一個時期後，經濟增速就一定要“大幅度”下臺階，那麼這種情況恐怕不一定是客觀規律。

　　有文章提出，中國在經歷了30年高速增長後，也要像日本和南韓那樣，經濟增速要“大幅度”下臺階。讀過這篇文章後，我發現，它在考證日本經濟高速增長轉折年份所對應的城市化水準時，用錯了數據。該文説，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轉折年份是1973年，每人平均G D P達到11434國際元，城市化率達到55 .4%。需注意：55.4%這個數據用錯了。若按1973年日本的這個城市化水準相比照，中國城鎮化率2013年為53.7%，2015年將達55%左右，也該進入經濟增速“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但事實上，經查世界銀行WD I數據庫，日本1973年的城市化率並不是55.4%，而是74.2%。這表明，日本由高速增長轉為“大幅度”下臺階時，城市化水準已高達70%以上。而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還遠未達到這麼高水準。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53.7%)僅相當於日本1955年時的水準(56.3%)。從中國目前城鎮化水準這一角度來考察，還不能説中國要像日本1973年那樣，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

　　我還發現，上述文章在考證南韓經濟高速增長轉折年份所對應的城市化水準時，下錯了結論。這篇文章説，南韓經濟高速增長的轉折年份是1995年，每人平均G D P達到11850國際元，城市化率達到78.2%(經查，78.2%這個數據沒錯，與世界銀行WD I數據庫相同)。該文章認為，中國目前也要像南韓1995年時那樣，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這裡需注意，這個結論下錯了。若按南韓1995年78.2%的城市化水準相比照，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更遠未達到那麼高水準。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53.7%)僅相當於南韓1978年時的水準(53.2%)。從中國目前城鎮化水準這一角度來考察，還不能得出結論説，中國目前也應像南韓1995年那樣，該進入“大幅度”下臺階的時候了。

　　仔細考察國際經驗可以看到，不同國家，或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由於受到國土面積、人口規模、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科技創新情況、國內外環境條件，以及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具有不同的情況。有的降幅較大(如日本)，有的則較為平緩(如南韓)，有的在下降後又可有所上升(如美國)。從我國的情況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我國的國土面積是日本的25 .4倍和南韓的96倍。我國的人口數量是日本的10.5倍和南韓的27.1倍。我國經濟發展的迴旋餘地較大，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還很大。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發展由改革開放30多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長期，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經濟增速有所下降，是正常的。經濟增速下降應是一個波浪式的漸進過程，而不應是“大幅度”下臺階。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還有較大空間，這也意味著新型城鎮化的任務還很艱巨。有“空間”，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不等於就能利用好這個空間。能否利用好這個空間，還要看發展戰略和相關政策措施是否得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