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綜觀全局，21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説，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的影響中國發展戰略的重要判斷。如果以20年計算，如今“重要戰略機遇期”已快過去3/4，這期間國際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化——從伊拉克戰爭到烏克蘭危機，從拉登被擊斃到出現更難對付的“伊斯蘭國”，從多國上演的“顏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從金融危機到歐債危機，從朝鮮半島核問題到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中國面臨和要抓住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將會延長還是縮短，它的內涵又有哪些改變？伴隨著美國總統奧巴馬有關中國“搭便車”的論調，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也引起各國學者熱議。近日，四位國際知名學者就“中國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話題與《環球時報》記者暢談，闡述他們各自的觀點。四位知名學者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列·季塔連科，高盛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金磚國家”概念提出者吉姆·奧尼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高級兼職教授、世界銀行駐中國前首席代表皮特·鮑泰利，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

　　“中國領導人清楚該關注什麼和做什麼”

　　環球時報：您怎麼理解中國提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樣的基本判斷是否顯示出中國領導集體的理性與智慧？

　　季塔連科：中國最近20多年的快速發展，是有效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結果。我從更深入的角度看這一問題，其中包括前期的歷史鋪墊。首先，蘇聯曾用所有力量鞏固國防，與美國在軍事、核導彈上取得對等地位，但同時也釀下大錯，在國內發展、國家與民族福祉及文化提升等方面再也無力投入。蘇聯發生的危機被美國和西方國家利用。此後，蘇聯內部結構發生崩潰，國家解體。其次，從全球角度看，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國退出蘇聯陣營也為中國創造了良好的外部局勢。美國作為中國的夥伴，開始和中國在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進行合作。但我認為，美國不會將最先進的技術提供給中國。也就是説，中國在向現代化邁進時總要落後那麼幾拍。中國意識到，要想擺脫這種局面，必須抓住機遇實現飛躍。從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所做的決定看，中國正在邁向創新發展之路。從鄧小平到現在的政治領袖，中國領導層的智慧在於創造以及堅持利用好來之不易的機遇。

　　奧尼爾：我一直認為中國很特別，因為它是大國中唯一一個沒有雄霸全球野心的國家，它發展的立足點就是讓13億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中國也是“金磚國家”中唯一一個經濟增長速度比我預想得還要快的國家。原因之一就是中國領導人十分清楚應去關注什麼和做什麼。我理解，中國提出抓住重要戰略期的一個關鍵點，是因為中國實力不斷增強，但仍意識到國內經濟面臨很多問題。

　　環球時報：過去十多年，中國是否很好地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

　　金燦榮：在過去十多年中，中國很好地把握了機遇。從國內經濟發展看，實力與日俱增。從國際上看，中國跟美國的關係還是穩定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還可以。

　　奧尼爾：實際上，中國政府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一直沒有“分心”，專注完成自己的這項宏偉計劃。

　　季塔連科：蘇聯解體後，中國是唯一把俄羅斯當成平等夥伴國的大國，這是中國領導層的智慧。中國同行曾説過：俄羅斯的危機是暫時的，這個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高素質人口，它曾經是、現在是、將來還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普京總統當政後，俄羅斯站了起來，俄中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也更向前發展和完善了。也就是説，中國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沒有讓俄羅斯成為自己發展道路上的制約因素。

　　鮑泰利：中國強調的戰略機遇期常與中美關係緊密相聯繫。在世界歷史上，我們還沒有看到兩個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大國能在包括貿易和投資在內的所有領域如此相互依靠。對美中和世界而言，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美中因戰略不互信導致關係惡化，併發生軍事衝突。

　　 堅持與大國戰略合作，同鄰國友好相處

　　環球時報：如果以20年計算，重要戰略機遇期已快過去3/4，您認為，有哪些重大事件可能改變這個戰略機遇期的時限？為什麼？

　　金燦榮：我認為，在過去約3/4的“重要戰略期”期間，有三件大事會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即“9·11”恐怖襲擊、金融危機以及烏克蘭事件。前兩個事件讓中國逐漸變得自信起來，從原來對美國的崇拜中走出來，開始走自己的路。金融危機也讓中國經濟受到損失，如出口受影響，外匯儲蓄也有所縮水。但從總體上看，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當時需要中國幫忙，為此建立新機制——20國集團(G20)。G20的出現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發言權。烏克蘭事件發生後，美俄關係至少5年內不會變好，這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美國的力量，讓它無法再全力以赴對付中國。而且，美俄雙方在烏克蘭事件上又都需要中國的幫助。但“機遇期”有一部分是客觀存在的，更多的還是需要中國自己去塑造。所以這個機遇期的長短，還是要中國自己把握。

　　季塔連科：我認為，中國取得的一個成就是遏制住了美國從側面對中國的打壓。美國人和中國玩“遊戲”時還總是微笑著，什麼都好，但卻從越南、印度，甚至借助俄羅斯的右翼力量想方設法制約中國。比如，俄羅斯國內有一股勢力，包括一些媒體，總煽動“中國威脅論”，説“遠東有上百萬中國人威脅到俄羅斯的利益”。其實，出現這些論調都是美國通過一些基金會花錢辦到的，在這方面它們不在乎付出。還有，美國在中國的新疆扶植自己的力量。

　　對中國來説，這種平靜還能存在一段時間。要想把利好局面向後延長，中國就應和俄羅斯堅守戰略夥伴關係，鞏固和加強與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和聯合國的合作。當然，中國也沒有必要和美國弄僵關係。美國人還挑唆日本、菲律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周邊任何一個國家關係緊張，只會對美國有好處。

　　鮑泰利：我認為，相比中國國內的一些因素，朝鮮核問題、“阿拉伯之春”、複雜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局勢、美國“轉向”亞太、全球氣候環境變化等外部因素，對中國領導人的認識與政策制定更為重要。在當今更為複雜(常常是動亂)的世界裏，中國提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含義已不再那麼明晰。對於世界和平與穩定來説，中國為應對諸多外部挑戰，與美國和歐洲的合作會變得愈發重要。我真心希望中國和西方能聯手，使朝鮮最終實現無核化，這個國家治理得不好，對其自身和整個地區都是危險的。“阿拉伯之春”後，中東進入一個極為不確定和非常危險的時期。因為中國和西方的多數石油從中東進口，當然也包括伊朗，所以美中應努力合作致力於該地區的穩定和經濟發展。

　　環球時報：有學者認為，重要戰略期對中國來説易失難得，稍縱即逝，您認為，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季塔連科：中國的睦鄰政策非常正確，任何同鄰國的矛盾激化，只能對美國人有利。比如在南海，各方都應遵守中國與東盟達成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俄羅斯是越南的戰略夥伴和朋友，朋友應直言不諱，有時旁觀者清。我一直對越南朋友坦誠地説，你們建設越南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借鑒了中國的很多經驗。如果越南想停止同中國的發展，把友好目標投向別的方向，那麼它可以試試，但不會有任何好結果。美國還使用各種手段，包括網路技術進行意識形態、文化和資訊領域的滲透和擴張，試圖在中國內部挑起“戰爭”。從突尼西亞、利比亞(的動蕩)到新疆(發生的暴恐事件)，都有某些力量通過網路進行煽動，製造政治混亂。我對中國抵禦外來資訊滲透採取的措施給予正面評價。

　　奧尼爾：在21世紀的這十多年裏，中國面臨的挑戰不僅有經濟問題，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國際對壘。比如中國最近在香港問題上就遭遇西方政治和輿論的挑戰。我認為，中國沒有做錯什麼，因為中國是按照歷史協議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中國在應對一些國際壓力面前，最需要的就是堅持。此外，我最關注的還是中國如何解決城鎮化問題，這也是最難的一項。比如，中國政府眼下花大力氣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要讓移動人口感到城鎮化發展帶給他們的是福祉，而不是壓力。

　　鮑泰利：對中國來説，推動國內經濟發展和改革還必須是首要任務。但我也希望中國能不斷在全球集體安全、亞太和中東地區和平以及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加強行動，有所推動。我認為，中國未來仍將國內發展作為首務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漸漸轉向更多外部事務。

　　金燦榮：美國一直有種聲音認為，中國在未來的政策要發生改變，在美國人眼裏就是“咄咄逼人”。而這種政策改變是否適合未來發展，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現在還不好説。我認為，這是中國所要面臨的最大挑戰。另一方面，在之前的發展中，我們能學習和效倣的東西還比較多，但未來可以學習的樣本越來越少，需要中國自己去創新，因此這個時期也會比較累。但我還是比較樂觀地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還是會非常順利。

　　認為中國“搭便車”是美國的本能反應

　　環球時報：美國總統奧巴馬前不久表示，中國在“搭便車”，這是否表明，美國意識到中國正在抓住和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

　　金燦榮：對中國提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概念，我認為美國方面並沒有認識到，美國領導人之所以認為中國“搭便車”不過是一種本能反應。美國認為中國利用了由美國主導所創造的全球安全環境以及經濟環境，中國借機發展了自己，但美國卻沒有收到中國的回報。

　　季塔連科：美國人有一種“美國中心主義”思想，他們認為，其他國家都要取決於美國。美國的戰略在於，不允許出現一個能對其形成挑戰、形成競爭的國家。但現在這樣的國家逐漸出現。美國政治學家，包括也是俄羅斯“朋友”的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都曾提出“中美共治”的想法。但中國領導層否定類似G2的構想。當然，有些中國朋友認為這個想法不錯，挺誘人。其實，這是相當狡猾的試圖把中國當工具、當“槍”使的理念，其中不會有什麼平等。奧巴馬總統的“搭便車”論斷表面上有合理的成分，但要知道，中國在發展的同時也為世界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不僅要捍衛地區層面的利益，也要維護全球的安全與穩定。中國已融進世界潮流中，那麼只能順著這個潮流往前走。很多事情，中國無法置身其外。

　　奧尼爾：我不認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關於中國“搭便車”的説法。中國的發展主要在於這個國家一直明白求實創新的重要性。舉例來説，中國同其他“金磚國家”成立新的發展合作銀行就是一次了不起的創新，它不僅為“金磚國家”找到相互支撐的平臺，也為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合作提供更多機會。

　　鮑泰利：美國政治家過去常用“搭便車”一詞批評歐洲盟友未能調動足夠財政資源來支付自身防務，而將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以及在北約內的超強軍力視為理所當然。我還聽到美國政治家用這個詞批評中國。換句話説，無論公正與否，中國有時看起來像是一個準備從國際社會索取多於為全球做出貢獻的國家。我個人大體同意奧巴馬總統關於中國“搭便車”的説法，我希望中國能成為一個更多地出於全球利益，而不僅僅是中國利益的更為活躍的全球領導者。但我同樣認為，“搭便車”的批評常常言過其實。就中國而言，重要的是應記住，中國向聯合國系統貢獻了許多，如派遣大批維和部隊。中國還是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許多國際機構的建設性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