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含義豐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什麼是新常態的“先手棋”？新常態下我們需要解決哪些難題？哪些領域的改革將迎來“時間窗口”？學界專家分別從不同角度把脈中國經濟溫度，新常態的形象正在不斷具化。

　　保增長還是調結構？

　　統計局近期發佈的8月份數據顯示，工業、電力、投資等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出現回落。數據的波動，再度引發市場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熱議。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通過計算提出，新常態下經濟須確保7.3%的增速。

　　他認為，從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增長目標來看，國內生産總值翻一番，平均應該7.3%。由於前幾年增長比較快，所以從2014年到2020年，如果國內生産總值每年增長6.8%，那麼國內生産總值就能翻一番。

　　第二個增長的目標是城鄉每人平均收入翻一番。現在人口增長率0.5%，再加上6.8%，就是7.3%。那麼，只有從2014年到2020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3%，十八大提出的第二個翻一番才能實現。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則認為，當前的首要任務並不是保增長，而是要促改革、調結構。所謂促改革，就是要通過改革解決收入分配失衡問題、通過改革促進結構調整，使得結構逐漸恢復平衡。只有結構恢復平衡了，才可能有長期可持續增長。

　　他解釋稱，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結構調整時期或者叫轉型期。由於過去積累了很多矛盾，造成經濟結構失衡，所以導致近一個時期經濟增速下滑，而且泡沫和經濟風險的因素也在孵化之中。如果這些問題應對不當，繼續維持過去一些老的做法，例如過分關注短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擴張拉動經濟，那麼很可能造成更大麻煩。因此當前的關鍵是能否順利進行結構調整或者説經濟轉型。

　　改革這盤棋怎麼下？

　　“新常態”下的改革“先手棋”是什麼？專家紛紛建言獻策。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認為，新常態轉入常態的經濟，它是相對於我國2003年後不正常的經濟增長而言的。收入分配製度、國企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城鎮化建設改革是最重要的三個方面，而社會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是重中之重。

　　他還表示，收入分配製度如果不改革，貧富差別一直存在，中國的低收入階層的積極性將很難調動起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也很難增長。他提到，初次分配最重要，初次分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農民獲得産權，並認為這個改革要繼續進行。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則認為“城鎮化”、“新一輪土改”和“創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成思危説，中國進入了經濟增長“7時代”，經濟增速將在十年內穩定在7-8%，通貨膨脹可控制在4%以下，就業人數每年可能達1000—1100萬。

　　他預計，中國經濟增速在2019年可能會突破8%，而2023年以後可能會進入經濟增速6-7%的所謂“6時代”。這種“6時代”在成思危看來是一种經濟新常態，因為“全面進入小康以後，我們會用更多的資源來追求更好的環境和生活，經濟增長就不應成為我們最主要的目標。”

　　成思危還力挺“微刺激”。他指出，對於産能未過剩的新興産業要給予“微刺激”政策的支援。

　　經濟新增長點在哪兒？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新舊增長點的拉鋸式交替是新常態的一大重要表現。

　　他指出，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有三個。第一是長期性的、公共消費型的基礎建設投資。這些投資包括高鐵、地鐵、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空氣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種生産能力的轉型和升級，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産能的升級，這也不可能是線性的、平穩上升的，一定會出現波動，這與資本市場融資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産業政策的調整有密切的關係。第三是居民消費，中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他同時坦言，舊增長點的退出是波動性的，新增長點的發力也不是平穩的，因此，未來三五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出現波動。

　　專家還認為，新常態下的金融風險也需高度警惕。

　　中國工商銀行前行長、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楊凱生認為，進入新常態需解決過度融資問題。中國應該下決心進行去杠桿，降低企業的資産負債比例。在他看來，進入新常態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是過度心態。從宏觀上看必須承認，我國的經濟增長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是過度的，我國的企業從銀行的融資是過度的。

　　他表示，要正確看待銀行信貸的功能和作用，辦銀行有明確的資本充足率約束，辦企業也應該將本求利，不能總是希望通過做無本生意，完全靠借錢企業就能發展，就能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