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11日文章稱，最近，中國領導人在論述經濟問題時，開始經常使用一個詞彙“新常態”。該文分析，其實，仔細觀察分析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對外關係，人們可以發現，從某種程度上説，“新常態”不但在經濟領域裏來臨，而且幾乎全方位地迫近中國的方方面面。其他領域中，對中國內外的人們衝擊比較大的，是中國的對外關係。

　　文章摘編如下：

　　在現階段，中國比較多地認識“新常態”僅僅是在經濟領域，而沒有意識到在其他一系列領域裏的相同趨勢。

　　首先，從時間上也許是個巧合：2014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35週年；再過35週年，恰好是2049年，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週年。

　　過去35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也帶來了許多因成就而帶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無論是國內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抑或是對外關係中的許多矛盾，都在過去35年裏經歷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時至今日，這些問題都到了需要轉型的臨界點。

　　經濟領域的轉型來得比較快，比較直觀，“經濟增速的換檔期，調整改革的陣痛期，前期經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效應”，是對這一狀態的比較合適的描述。

　　其他領域中，對中國內外的人們衝擊比較大的，是中國的對外關係。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中國對外關係也在面臨微妙的轉型。只不過，現階段中國的人們似乎還無法準確定位這一轉型的走向和尺度，中國外部的人們對此也就更為莫衷一是。

　　未來的35年，也就是從2014年到2049年的這35年，將是中國在“新常態”中，以一種新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尋求發展的階段。但究竟如何定義已經或即將來臨的“新常態”？如何準確區分“舊常態”與“新常態”之間的差異？如何把握兩者之間的銜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新舊轉型之間的“度”，並避免出現其間的思維和行為盲點？這是今天和未來中國面臨的挑戰。

　　如前所述，經濟領域從“舊常態”到“新常態”的過渡，相對比較容易把握，其研判指標都是相對硬性的：原有的廉價生産要素的消失，本身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凸顯，經濟下行的重大壓力，這都提示人們，“舊常態”已經過去，“新常態”已經來臨，人們必須迅速調整思路，應對“新常態”下的挑戰，即便這些挑戰本身也是難度極高。

　　然而，更難的卻是在其他領域裏對“新常態”的認知和界定，對外關係尤其如此。毋庸置疑，中國對外關係近年發生了幾近質變的變化，其特徵是：一、外部壓力上升(包括領土領海、資源、國際責任和大國定位調整等)；二、中國自身戰略從“韜光養晦”向“更有作為”過渡，同時伴隨以民間情緒的紛擾和激蕩。

　　這些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是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不存在的。西方世界對中國，不再像30年前，甚至15年前那樣願意施以援手，因為那樣做無異於更快地培養一個未來的對手；而中國對西方，似乎也不再像30年甚至15年前那樣謙遜，因為中國不但在短短時間內走過了西方一、兩百年的路程，更重要的是，中國在這過程中感受到了來自西方世界殘留的傲慢，但卻同時忽略了中國自身尚存的歷史悲情。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這幾年正向著日益複雜的方向發展，其間的直接或間接對抗也許只是表面的，而對抗背後的各自心態的變化才是更主要的。

　　這種心態的變化表現在西方世界就是：中國已成為一個矛盾體，各方在經濟上都少不了中國，但在戰略利益上又視中國為“瓷器店裏的大象”，在接觸中處處設防，由此可能更為激怒“大象”。

　　這種心態的變化表現在中國方面就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國被激怒；再加上由於國力上升，中國覺得有能力處理一些以前不能處理的問題，在對外姿態上也就更為進取。更重要的是，在這種複雜背景下，中國已不再信任西方世界。

　　這種複雜心態導致的各種矛盾表現，將成為未來相當長時間裏，中國與國際社會心結的主要形態。這種形態是中國改革開放早年所完全沒有的，也是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甚至在本世紀頭十年都沒有的。

　　這種新型的形態，可稱之為未來中國的“新常態”。由於中國在經濟體量上正邁向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國際影響力方面勢必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因此這一“新常態”可能將延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甚至我們可以預言，如果説1979年至2014年的這35年，是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舊常態”，那麼2014年至2049年的這35年，將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新常態”。

　　雖然“對外關係新常態”的概念現在尚未普及，但從中國精英到民間，大致在兩大問題上存有分歧：一、未來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究竟是和平為主，還是以對抗為主？二、即便以和平發展為主基調，在這一框架下，究竟如何處理或把握不回避衝突的“度”的問題？

　　但跨越這些戰略和策略層面，對進入“新常態”的中國而言，下列問題也許更為深刻和重要：一、中國如何處理自己與國際社會的關係？當一個仰視國際社會的中國消失後，是否就必然代之以一個俯視的中國？中國能否在“新常態”下真正做到與國際社會心理上的平視？二、中國如何處理自身與西方價值觀的關係？將西方價值觀等同於“普世價值”，是認識上的誤區和不自信；中國能否或如何將來自東方的智慧、經驗和做法融入“普世價值”？

　　無論是戰略、策略還是其他更加深層的問題，都需要中國的人們在進入“對外關係新常態”時，有一個更加沉穩的心態，以及對世界和對自己的成熟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