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顧學明

　　當前我國進出口增速下行壓力加大，在全球經濟形勢複雜多變與我國經濟新常態的疊加效應下，我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國經濟開始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換擋，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逐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新情況要求我國外貿發展從規模擴張型向品質效益型轉變——

　　剛剛過去的2015年在我國外貿史上極不尋常。海關總署發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3.95萬億美元，同比下降8%。其中，出口額2.27萬億美元，同比下降2.8%，進口額1.68萬億美元，同比下降14%。同期，中國外貿順差5945億美元。進出口增速下行壓力加大，形勢複雜嚴峻。但同時，儘管我國進出口增速“雙降”，佔全球市場份額卻是穩中有升。

　　如何看待我國外貿發展當前所面臨的形勢？外貿增速下降的背後出現了哪些積極變化？2016年我國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還有哪些看點？日前，《經濟日報》記者就相關問題採訪了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顧學明。

　　高速增長時代已經過去

　　記者：我國2015年進出口貿易數據出現大幅下降，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又相對不錯。如何評價2015年我國的外貿情況？與以往相比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顧學明：總體看，2015年我國外貿成績單亮麗之處不少。從縱向比較看，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同比下降8%，而全球貿易總額2015年前三個季度是下降13%，我國情況好于全球。從國際市場份額來看，2015年儘管我國出口下降2.8%，但所佔國際市場份額仍然提高約1個百分點。從貿易比較利益看，貿易條件不斷改善。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中國在亞洲高端科技産品出口中的份額，已經從2000年的9.4%上升到2014年的43.7%，而進口的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銅等大宗産品價格大幅下降，2015年前三季度進口總體價格跌幅達到11.6%。

　　但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在全球經濟情況複雜多變與我國經濟新常態産生的疊加效應下，我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

　　從全球經濟再平衡看，2009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危機此起彼伏，至今在一些資源依賴比較重的新興市場國家，危機還在醞釀之中，國際市場需求不斷減少，全球貿易量增速已經連續3年低於全球經濟增速，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預計我國2015年出口占國際市場份額可達13.4%左右，總體規模已經較大，繼續實現高速增長已經不太可能。

　　從我國經濟新常態看，2015年我國GDP增速為6.9%，經濟開始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換擋，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逐步轉向創新驅動，相應地要求我國外貿發展從規模擴張型向品質效益型轉變，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這種轉變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記者：2016年我國外貿發展面臨怎樣的形勢？

　　顧學明：我認為儘管仍存在種種制約因素，但我國外貿發展環境整體正趨於好轉。作出這一判斷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作為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力，美國經濟基本實現可持續性復蘇，中國經濟基本實現增速換擋並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

　　二是全球雙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不斷涌現，全球貿易自由化、便利化不斷深入推進。

　　三是新興技術所帶來的貿易潛力將得到釋放。伴隨著大數據、雲計算、網際網路在國際貿易中的廣泛運用，跨境電子商務將使資訊流、資金流、商流、物流在全球範圍內流通更為順暢，全球貿易潛力將進一步釋放。

　　四是隨著亞非拉廣大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更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分工加入全球價值鏈，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和貿易增速將高於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和貿易中的份額將進一步提升，對全球貿易增長具有促進作用。

　　記者：新形勢下，我國貿易政策制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顧學明：從未來貿易政策導向看，首先，要注意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外貿企業活力。如進一步降低外貿企業負擔，提升貿易便利化水準，加大電子海關建設，“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提高辦事效率，為企業發展提供便利。

　　其次，要加快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從輸出商品向輸出“商品+品牌、專利、技術、服務”等轉變，從主要輸出一般商品向“高端消費品+資本品”轉變，從主要佈局東南沿海地區向全國均衡佈局轉變，從開拓發達國家市場到更多開拓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市場轉變。

　　再次，要轉化發展動力。將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鼓勵産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生産流程創新，大力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和産業網際網路，積極構建境外行銷網路。

　　最後，要順應貿易投資融合趨勢，我國的生産成本水準開始高於周邊發展中國家，部分行業甚至高於美國，依靠低成本優勢實現貿易擴張的時代已經過去，針對貿易、投資融合日益深化的趨勢，要重點圍繞“一帶一路”建設，把一些加工製造等環節向境外國家轉移，加大貿易投資融合力度。

　　對外合作仍需有序進行

　　記者：我國近年來提出的“一帶一路”和國際産能合作倡議，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也取得不少積極影響，這方面的情況應該如何評價？

　　顧學明：首先要對“一帶一路”和國際産能合作倡議對我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貿易往來産生的積極影響予以充分肯定。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迅速成為國際社會熱議的話題，特別是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的籌備和成立，更是催生了許多國家和我國進行投資合作的期望，在具體投資實踐中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據商務部統計，2015年，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148.2億美元，同比增長18.2%；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60個國家承攬對外承包工程項目3987個，新簽合同額926.4億美元，佔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4%。

　　我國推進國際産能合作，是我國根據自身工業化進程，在全球範圍內通過市場化手段配置資源的重要體現，使中國的資金、技術、設備等與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勞動力等緊密結合，能夠與發展中國家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用，達到合作共贏的目的，也是發展中國家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和便車的重要途徑。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國企業正在推進的合作區共計75個，其中一半以上是與産能合作密切相關的加工製造類園區，建區企業累計投資70.5億美元，入區企業1209家，合作區累計總産值420.9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14.2億美元，帶動了紡織、服裝、輕工、家電等優勢傳統行業部分産能向境外轉移。

　　記者：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有關政策的提出和推進，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大規模産業轉移和産能輸出的新階段，如何看待這種説法？

　　顧學明：我覺得這一提法還值得商榷。一方面，這一提法與我國在國際資本流動中的地位不相符合。2014年之前我國利用外資規模大於對外投資，2014年接近平衡。據商務部統計，2015年我國利用外資規模預計1260億美元(不含金融類)，居發展中國家第一名，對外投資1180億美元(不含金融類)，年度利用外資仍高於對外投資規模，而且利用外資的行業主要是高科技和服務業，這與我國産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這一提法與政府政策導向也不相符合。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國土騰挪空間大，既有東部發展較快的地區，也有中西部較為落後的地區，我國産業轉移現象中“留、來、轉”都較為廣泛地存在。

　　應當講，我們尊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既支援留下來的企業轉型升級，又歡迎外資企業來華投資，也為“走出去”的企業儘量提供便利，大力提倡有序轉移，優先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向貿易與投資雙驅動轉變

　　記者：我國對外投資已持續多年快速增長，同時也伴隨著國內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這種變化將對我國貿易帶來什麼影響？

　　顧學明：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創下118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同比增長14.7%，實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13年增長，年均增幅高達33.6%。“十二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首次超過萬億美元大關。2015年中國企業共實施的海外並購項目593個，累計交易金額401億美元(包括境外融資)，幾乎涉及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高速增長符合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要求。根據美國、德國、日本等經貿強國的發展經驗，結合我國當前在資金、設備、管理以及標準方面的比較優勢，順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的發展需求，加快我國從貿易驅動為主向貿易與投資雙驅動的經貿新格局轉變是一種歷史必然。

　　雙驅動格局下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有利於提升“中國製造”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對外投資能夠改善貿易商品結構，帶動投資設備、工程機械、配套産品、相關資本品出口，進一步提升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提升出口産品的附加值。

　　二是有助於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通過“走出去”形成一批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要素資源、佈局市場網路、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大企業，促進國內企業建立與全球生産佈局相適應的貿易生産體系，構建我國企業有控制權的海外行銷網路。同時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路，在境外建立研發中心或通過並購等方式開展高新技術和先進製造業投資。

　　三是對外投資會對貿易産生一定的替代效應。有些製造業對外投資之後，在當地生産製造後會對出口有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