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動員儲蓄——中國改革開放40年發展成功經驗之一

　　編者按：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來，改革開放，春風化雨，改變了中國，影響並惠及了世界，這4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濃墨重彩的40年。

　　面對這個舉世矚目、影響深遠的偉大實踐，中國網財經聯袂今日頭條共同邀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共同記錄這個偉大時代。

　　這一期我們邀請到了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看看他對改革開放有哪些獨到見解。

　　作者：李揚

　　4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展現出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鮮明特色，其中最顯著者，當推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同時出現且內洽地持續數十年。這一現象與發展經濟學的傳統範式不盡吻合，因而又被國際社會稱為“中國之謎”。

　　本文將從剩餘勞動力轉移現象入手，分析這種發展道路賴以産生並獲成功的關鍵環節以及支撐它們的體制機制，以期揭開中國之謎背後的理論邏輯。我們認為，剩餘勞動力由農業向工業(工業化)、由農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國有向非國有(市場化)持續轉移，是我國經濟能夠保持長期高速增長的關鍵，而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長期並存、互相支撐，既是勞動力得以持續轉移的前提條件，也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構成這種發展模式得以維持的基礎。

　　中國發展道路的實踐經驗及其揭示的理論邏輯具有全球意義，因為它在一個曾以“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為基本國情的發展中大國裏，有效地衝破了長期困擾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致命瓶頸——發展資金短缺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説，中國奇跡之關鍵之一，就在於創造出了有效的動員和分配儲蓄的體制機制。

　　一、改革激發儲蓄意願

　　動員儲蓄的第一要義，是激發微觀經濟主體從事儲蓄的意願。這一目標，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前，主要通過推進漸進式分權改革和大力發展金融體系實現；1993年之後，則全面蘊含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過程之中。

　　中國的分權改革包含兩部分內容：第一，政府向企業和居民戶分權，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轉向大眾創業、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這是一種“經濟性分權”，它代表了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轉向分散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旨在賦予廣大微觀經濟主體明確的産權，激發其儲蓄、投資和生産的積極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權，這是一種各級政府間的“行政性分權”，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間對事權和支出責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規模激發各級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不同，中國的經濟性分權和行政性分權改革採取的都是漸進、而非“大爆炸”的步調。這不僅表現在對改革目標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而且還表現在改革的措施也是分步安排，並盡可能沿著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徑來實施的。

　　現在已經可以確認，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當時普遍存在的希望從計劃經濟一步“跳躍”到市場經濟的幼稚想法相比，漸進式的分權改革無疑是務實、穩健和成功的。分權的過程向微觀經濟當事人賦予了産權，為其開展經濟活動創造了激勵相容的框架，從而刺激了儲蓄投資的動力；而漸進的方法則讓包括決策者在內的所有經濟當事人都能夠有一個對新事物不斷探索、試錯、總結和逐步熟悉的過程，而新機制也就在這種漸進的過程中建立和完善起來。

　　中國40年的改革進程，以1994年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這一方面指的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終於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明確目標，因而此後的改革舉措與此前存在著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宏觀經濟運作中最具基礎性的一對關係——儲蓄和投資的關係——在此前後存在著方向性的區別。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明確之後，“計劃”和“市場”的無謂爭議基本結束。在改革的重點上，1994年之前重點講“放權讓利”而不注重改變産權制度，只關注“給好處”而不強調建立微觀經濟當事人激勵約束機制的簡單做法也得到糾正，企業改革開始強調明晰産權、完善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財政體制也開始了影響極其深遠的“分稅制”改革。從那時開始，不僅企業逐漸成為自我決策的市場主體，而且，通過“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改革，地方政府也獲得了很大的經濟管理權力——後來被國內外學者稱作中國經濟發展又一“密鑰”的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主動性以及基於此展開的政府間競爭，自此拉開了序幕。

　　改革的不斷深入，無疑從制度層面推動了我國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上升。

　　首先，市場化改革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投資主體從以國有經濟單位為主向多元化主體轉變。投資主體的轉變，意味著市場經濟機制逐步發揮作用。這不僅極大地刺激了投資的上升，提高了投資的效率，而且也大大激發了廣大微觀經濟主體的儲蓄積極性。因而可以説，企業的“企業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是支撐我國高儲蓄和高投資，進而支撐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之一。

　　進一步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就業人口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逐步減少乃至消失。在需求側，這些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場轉移，必然要求居民預先增加儲蓄，以便儲備支付能力。此外，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業和福利、養老一體化的體制相比，市場化改革可能還會造成勞動人口對未來預期不確定性上升，因而會額外地增加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在供給側，供給主體的轉變和市場機制對計劃機制的逐步取代，極大地刺激了全社會的投資。製造業投資激增自不待言，住宅、養老、醫療、教育等長期被遮罩在政府投資清單之外的廣大“民生”領域，也開始吸引越來越大的投資，進而，當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進入我們的視野之後，中國的投資更是進入了長期高增長時期。

　　二、金融“大爆炸”

　　與經濟體制改革中資源配置的權力由政府計劃轉向市場主導的取向一致，自改革開放開始，“大一統”于中國人民銀行一家的金融體系便被漸次分拆為包括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的日益複雜的金融組織體系，同時，一大批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其他金融機構如信用社、財務公司等和包括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和基金市場在內的各種金融市場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金融資源的配置越來越多地由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非金融部門的分散決策共同決定。

　　這個被國內外研究者稱作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進程，首先觸及的是資金的價格，長期被扭曲地壓抑在低位上的利率水準隨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提高，並成為刺激中國儲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然而，中國儲蓄率不斷提高的主要動力，無疑歸因于金融體系的迅速發展：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産品和金融服務的不斷豐富，為廣大微觀經濟主體提供了日益寬廣的儲蓄渠道。

　　1978～1984年，與經濟主體的多樣化和經濟運作的市場化進程相適應，中國的金融體制也開始了多樣化的進程。此間最令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後改名為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相繼恢復和建立。

　　隨著金融管制的鬆動，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託投資公司和租賃公司和城鄉信用社也開始發展起來。

　　1985年，隨著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獨立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一個新的承接被分離出來的商業銀行功能的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宣告成立。這樣，在中國的銀行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形成了基本框架。

　　以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為契機，中國進一步啟動了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創新熱潮。

　　在商業銀行方面，1986年，中國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組織起來的商業銀行——交通銀行重新開業。1987年，第一家由企業集團發起設立的銀行——中信實業銀行宣告成立。繼之，第一家以地方金融機構和企業共同出資的區域性商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也開始營業。其後，又有民生銀行、海南發展銀行等十余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北京、深圳和上海等數十家城市商業銀行成為中國商業銀行體系中的新成員。

　　1991年以後，隨著股票市場的興起，證券公司在全國迅速發展，最多時曾多達近200家。

　　以上述發展為基礎，從1994年開始，根據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相分離，以及銀行業、信託業和證券業分業經營和分業管理的原則，長期被包含在國有商業銀行之中的政策性貸款業務被分離出來，交給了新成立的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農村發展銀行等三家政策性銀行；同時，國有銀行也按照商業銀行的方向開始了又一輪“商業化”改革。

　　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等長期被人們諱言的金融市場也從上世紀80年代初登堂入室。其中，應當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此前全國企業股份制試點的基礎上，上海和深圳兩地的證券交易所分別於1990年底開業，標誌著股票市場正式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概言之，1978～1994短短的15年中，中國的金融機構從人民銀行一家獨享天下，“爆炸式”地分蘗成為包括中央銀行、(全國性和區域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財務公司、城鄉信用社、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信託、租賃、基金等)、政策性銀行等在內的門類齊全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股票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等等也逐漸成為人們熟悉的投資場所。正是這種空前絕後的爆炸式發展，為中國儲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體制和機制基礎。

　　1978年之前，如同發展經濟學的經典論斷所述，中國的固定資産投資和經濟增長始終受到“儲蓄缺口”(儲蓄率低於投資率)的約束。在開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進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階段的1993年的十六個年份中，中國儲蓄率高於投資率和儲蓄率低於投資率的情況分別各有8個年份。

　　1994年之後，情況出現了根本變化。儲蓄率高於投資率，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這種狀況表現在國內，就是銀行存款的長期高速增長；表現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是經常項目的長期、持續順差，以及由此導致的外匯儲備高速增長。

　　1978年，我國儲蓄率僅為37.9%，1994年便上升到42.6%，並超過了當年的投資率(41.25%)。自那以後，我國儲蓄率一路攀升，2008年便上升到51%左右，2019年則保持在49%左右。與之對應，我國的投資率(資本形成)也穩步提高：從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達到44%，2017年穩定在46%左右。平均而言，30多年來我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分別達到38%和36%左右，遠高於同期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歷史上高速增長時期的發達國家。正是如此之高、持續如此之久、且相互支撐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為我國近40年GDP年均增長近10%的奇跡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三、人口：從“負擔”到“紅利”

　　在短期內，投資和儲蓄主要是資本利潤率和利率的函數；而在長期內，投資率和儲蓄率的高低則主要決定於人口結構。

　　高投資率和高儲蓄率長期並存，導致“人口紅利”出現。人口紅利産生於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在一波“嬰兒潮”之後的數十年裏，通常發生的現象是，經濟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而兒童人口比重(少兒撫養比)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撫養比)則相對下降。在人口發生這種結構變化的過程中，如果適齡勞動人口能夠同時獲得就業，則總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上升。由人口結構變化引致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高經濟增長率同時並行並內洽地相互支撐現象，就是“人口紅利”

　　研究顯示，人口紅利是一種普遍發揮作用的經濟現象，只不過，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人口紅利發生的時間有先有後，而且，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也有深淺之別。

　　同其他國家一樣，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在我國也産生了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高經濟增長率同時並行的“人口紅利”現象。在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時，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就業率一直維持在98%左右的水準，這導致總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遞增。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我國的總人口參與率只有42%，到2004年，總人口參與率已經達到近58%，2010年更高達74.2%，自那以後，中國人口參與率開始下降，儘管如此，我國的人口參與率目前仍顯著高於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以中高速增長為基本特徵的新常態，人口紅利成為朝野熱議的主題之一。多數人説的意思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靠的是收穫了幾種紅利，其中，人口紅利最為顯著也最持久。但如今，大約從2009年開始，人口紅利將逝，我們急切需要為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規劃新的支撐。

　　這一思路正常而且合理。然而，我們特別想指出的是，如果把將逝的人口紅利僅僅視為人口問題，因而對未來的規劃主要圍繞人口而展開，那可能是一個誤區。僅僅提請大家注意一個事實就夠了：如今人人扼腕的作為人口紅利産生之必要條件的總人口增長和人口參與率上升，在改革開放之前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一段時期中，卻是人人必欲除之的負擔。同樣一個人口，它可以是談之色變的負擔，也可以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紅利，個中分野，顯然需要聯繫其他社會經濟條件及其變化方能説得清楚。我以為，通過改革，創造出將人口從負擔轉化為紅利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條件，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沃土，這主要歸功於持續不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四、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作用

　　從各國的經驗看，人口紅利産生的必要條件,是適齡勞動人口能夠就業、尤其是在經濟增加值較高的非農産業中就業。在這裡，將人口引導到非農産業就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因為，非農産業的勞動生産率較高，所以，大量農業人口進入非農産業就業，將導致就業人口的收入顯著上升並帶動總人口的收入上升，進而引發一個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相互促進的良性迴圈。同時，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産業轉移，由於減少了農業就業人口，從而亦會産生提高農業就業人員收入水準的效果。於是，全部人口的收入上升必將帶來儲蓄增加的效應，而儲蓄的增加又為投資的增加提供了條件，從而形成一個非農産業就業增加、收入上升、儲蓄上升、投資上升、非農産業就業進一步上升的良性迴圈。

　　非農産業就業率的上升，首先同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

　　最近，國際計量史學界推出了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就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工業化是3000餘年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雖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因為，從大的方面看，世界每人平均GDP在1800年前的兩三千年裏基本沒有變化，只在工業革命之後才逐漸上升。微觀方面，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形態以及文化內涵都有本質性的大變革。在工業化之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經濟增長都服從馬爾薩斯定律。即，在生産率不變的情況下，自然災害或戰爭導致人口死亡，繼而每人平均收入增加，為下一輪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長提供條件；可是，人口增長後，每人平均土地和每人平均收入又會減少，生存挑戰越來越大，進而導致戰爭或瘟疫發生，並使接下來的人口又減少，如此迴圈不已。工業化打破了這個迴圈，因為工業化使得人類可以進行“迂迴生産”。因為有了迂迴生産，大量的科學技術就能對象化，財富才可能不斷積累。所有這一切，都導致生産率不斷提高。

　　這是一個極有趣味、充滿挑戰、而且具有世界性影響的論題。按國際標準，中國的傳統工業化已接近後期，但我們顯然走的是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我們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我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一步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我們實行的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法治，這與西方的憲政存在重大區別。在推進工業化的早期，我們的政府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既有類似發展私有經濟、推廣“承包制”等的體制變化，也有維持集體所有，通過鄉鎮企業的成長壯大而取得重大進展，等等。歸納而言，政府的積極作為、人民的自主創造、多元的産權結構、集體組織的轉型等等，構成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

　　中國工業化的模式及其效果在改革開放前後顯然存在極大的差異。在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和不顧客觀經濟規律的重工業化衝動抑制了中國的正常工業化進程；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工業化進程開始遵循經濟的客觀規律而順利展開。

　　就改革開放後的工業化進程及其效果而言，一個有意義的指標就是非農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比重逐漸上升。若以非農就業人口的變化為線索，我國1978年後的工業化進程顯著經歷了四個階段，即，1978～1990年的輕工業發展階段；1991～2000年的出口導向的加工業和一般製造業發展階段； 2001～2012年的重工業階段，以及2012年以後服務業高速發展階段。這一發展軌跡告訴我們，不僅我國非農就業佔比在不斷提高，就是在非農就業內部，其優化過程已經展開。

　　進一步討論，非農就業比率的上升，不僅反映了經濟的工業化進程，也清晰地記載了城市化的步調。事實上，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同一件事物的兩個不可分割的過程。所以我們看到，伴隨工業化的進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城市化水準也迅速提高。1978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之比僅為17.9%，1993年城鎮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1994年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全面展開，城鎮化進入快車道，城鎮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躍升到2017年的58.52%，24年上升了約30個百分點。

　　城市人口和就業人口的增加，同樣推動了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上升。首先，由於城鎮就業集中在每人平均收入較高的第二和第三産業，就業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必然導致儲蓄率上升。其次，城市化過程不僅直接推動了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上升，而且，通過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還導致了投資的增加。雖然由於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等現象，我國依然存在貧困問題，但是，對於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來説，住房、汽車、休閒、旅遊等正在成為新的消費熱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消費信貸擴張為主要內容的金融結構的調整，有效紓緩了當期收入及儲蓄的積累對居民消費大宗消費品的預算約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費者生命週期內的收入，給予人們預支未來收入的便利。所有這些，無疑為我國居民儘快實現第三次需求結構的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援。説到工業化和城市化，還有一個關於兩者關係的問題需要討論。

　　由高投資引發的城鎮化進程，必然與工業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中國的實踐顯示，我們的城鎮化顯然是由工業化引致的。城鎮化跟隨工業化而展開，造成了我國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的現實。這一點，曾引起很多研究者的詬病。我們認為，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不僅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弊端，相反，工業化先行，産業發展先於城鎮發展，恰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之處，也正是中國發展道路的主要經驗之一。因為，它遵循的是“投資增加——産業發展——就業增加——人口集中——儲蓄增加——城市發展——投資增加……”的自然發展過程。這一發展路線，保證了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獲得了就業的支援，從而大規模避免了一些發展中國家過早出現大城市無序膨脹、貧民窟遍地的嚴重社會問題。

　　五、簡短的結語：漸進式改革的成功

　　以上我們從剩餘勞動力轉移入手，著重探討了高儲蓄、高投資、人口紅利、工業化、城市化等因素如何“風雲際會”，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4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我們表達的分析邏輯是：從機制上説，上述諸因素風雲際會，並共同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正能量，以儲蓄率的提高為必要條件和基礎；而儲蓄率的提高，則歸因于我國金融體系在改革之初的爆炸式擴張，歸因于我們形成了對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的正向激勵機制；而金融體系的擴張和正向激勵機制的形成，顯然是中國式漸進改革智慧的結晶。

　　經歷了長達40年年均約9.5%的高速增長，如今的中國已進入了以中高速增長為外在特徵的新常態。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紅利式微、資本積累效率降低、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産能過剩、杠桿率飆升、以及金融領域“量寬價高”悖論等同時出現，既是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原因，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挑戰。

　　中國經濟新常態絕不僅僅意味著增長速度下滑，其深刻的內涵則是經濟增長的品質提高和效率改善；綜合的結果，便是中國經濟將邁上新的臺階。在我們看來，新常態區別於常規經濟週期中的衰退和蕭條階段，它是經濟發展脫離常軌，另辟蹊徑的新發展。在全球範圍內，另辟蹊徑意味著供應鏈的重組、經濟結構的轉變、治理體系的重塑和大國關係的再造；在國內，除了上述全球共性，另辟蹊徑還意味著對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增長方式的脫離，對品質、效益、創新、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追求，並由此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邁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簡言之，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

　　然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非唾手可得。當我們説新常態開拓了通往新繁榮的康莊大道，那也指的是它為我們創造了新的戰略機遇，為我們發展的新階段提供了新的要素、條件和環境——機遇要變成現實，還有待我們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去積極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切實完成轉方式、調結構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