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新型政商關係

　　隨著反腐深入、簡政放權以及依法治國改革的步步推進，如何建立經濟新常態下的新型政商關係亟待破題。在昨日召開的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分論壇上，多位專家企業界人士對新型政商關係的構建給予了解讀。正如論壇主題所定義的，政商關係新生態或許就是“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

　　政商要有關係

　　去年以來，中紀委巡視暴露出了大量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問題。種種負面的政商關係讓人們對政商關係存在本身産生了疑慮，到底需不需要政商關係？

　　“現在講政商關係光講負面的一面，很多國家都因為建立不起政商關係而經濟不發展，政治人物怎麼發展經濟？要靠企業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談到，政治人物要靠企業家來發展經濟、提升經濟。日本、南韓的大企業都是政府大力支援下發展起來的，沒有政府支援發展不起來。

　　冠捷科技董事長宣建生對此深有體會，他回憶了很多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年在福州時對當地企業的幫助。“有一次為了西門子進來以後要內銷，必須找一個當地公司來合作，習主席特地到電子部去，把這個事情跑下來。”宣建生感嘆，政商關係必須要有，因為沒有企業的發展地方怎麼能夠繁榮？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認為，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肯定要建立一種比較親密的關係。政府手上有大量的資源，比如土地是屬於國家的，如果企業家不找政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

　　高薪養廉行不行

　　在高壓反腐下，有觀點擔憂官員會有不作為的傾向。“國有企業現在因為反腐敗不作為，民營企業也是沒有作為。”鄭永年認為，政商關係還是從人性的本性出發，要解決的是政府官員這個群體和企業家這個群體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不能給政府官員足夠利益，他肯定會去腐敗。

　　正和島創始人兼首席架構師劉東華[微網志]更是直言，中國大部分精英到今天為止還在體制內，如果説他當官不能發財，那麼他的價值實現通過什麼？他為什麼要選擇這個？這些問題都得解決。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提出的高薪養廉被專家認為值得借鑒。高薪養廉在新加坡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提出的是體面的高薪養廉，第二階段是為企業界競爭人才。不過在珠海格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看來，精英可以下海，為什麼一定要守著政府官員這個崗位？這不是高薪養廉能解決的問題，而且經濟下行跟反腐敗沒有關係。政商一定要有關係，但如果建立在利益關係上，肯定腐敗還會再發生，所以反腐要作為一個常態。

　　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高薪養廉的模式並不一定適合中國，目前中國官員的薪酬可能不高，但要看到住房、醫療等福利。政商勾結不是因為官員收入不高，而是因為權力過度集中，得不到有效的監管。

　　法律是底線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一大亮點，這對政商關係也提出了新的考驗。

　　“要真正解決好政府和企業的關係，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來確定關係的基本框架。”龍永圖分析，企業和政府的關係如果不是建立在法治關係基礎上，就肯定是一個不平等的關係，企業家就往往跟著政府官員的屁股後面。解決好政商關係必須要簡政放權，建立一個平等的、比較親密的政商關係，就是習近平講的君子之交。

　　另外，龍永圖強調，還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希望經過這次反腐敗的高壓行動以後，能夠建立一個清正廉潔的政治生態。總之，中國新的政治生態對中國經濟來説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重要。一定要把法律的武器用到最好，來限制政府的權力，政府肯定有權力，但是把它關在制度的籠子裏面，把它放在陽光下運作。

　　周孝正對此也表示認同，企業是市場主體，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兩個之間肯定會有打交道的地方。但是政商關係要在法律的框架內，不能以權謀私，干預正常的市場進行。在周孝正看來，以往常説“不患寡，患不均”，就是指不怕資源少，而是害怕分配不均衡，而現在更多的是“不患寡，患不公”，不怕資源少，而怕不公開、不公平。只有把政府的權力關在籠子裏，權力不再任性，企業才不會患不公。

　　官商交往要有道

　　習近平對政商關係在2013年有過一段專門的論述：現在的社會，誘惑太多，圍繞權力的陷阱太多。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麼是高壓線，想都不要想，一觸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線。”

　　“道”即規則，是治理政商關係之本。新型政商關係的建立，應將焦點集中于“技術”層面的制度設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此可視為新型政商關係的核心思路。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構建官商關係新常態，必須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權力邊界。大力反腐與深化黨的制度建設改革相結合，才能徹底剷除腐敗土壤，進一步夯實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基礎，真正將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廣大群眾。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錢穎今年“兩會”期間也表示，要把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從“關係緊密型”轉到“保持距離型”，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從“參與型”轉到“服務型”，既減少政府腐敗，又把企業解放出來。

　　“説到底，政商關係就是類似于裁判和球員的關係，雙方要明確自己的職責，不能混為一體，應該有底線、有距離。”周孝正如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