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報道，在地方債的重壓之下，PPP模式，也就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建設公共産品的模式，因為具有融資功能，迅速引發追捧，一些地方項目正在通過PPP模式開工。

　　地方債的化解進入實質性階段，PPP模式被給予的厚望又深一層。財政部下發的最新通知，明確指出：要大力推廣PPP模式。

　　 PPP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建設公共産品

　　雖然人們對PPP多少有些陌生，但是，這並非是新鮮概念，1996年底通車的福建泉州刺桐大橋，就是內地首個PPP項目，這種能模式能減輕政府融資壓力和風險。

　　清華大學教授王守清：有幾個特徵，企業必須出錢，參與運營，承擔財務風險，交給企業，政府不用行政干預，而是通過合同制定規矩，政府和企業長期合作，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安徽省合肥市王小郢污水處理工程是較早的PPP項目，柏林水務中國控股公司總經理梁軍介紹：“當時模式很簡單，政府把一個污水處理廠使用權轉讓給我們23年，當時是4.8個億。23年後我們再把這個污水處理廠無償轉回給政府，我們的收益就是污水處理費，按月來結算。至於怎麼保障品質的同時降低成本，就是我們專業公司做的事。”

　　地方債重壓之下，PPP被給予厚望

　　因此，當地方債務混亂、債務數量急劇增長、債務風險聚集的時候，把PPP作為創新的償債方式明確提出來，無疑是看中了這一模式的優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專家馬慶斌的解讀是，當前的形勢下再提PPP，能讓地方債陽光化，這正是地方債危機的最大瓶頸。

　　馬慶斌：基於過去地方債的弊端，本來是正常現象，但是融資、還債到監管，存在各種問題，尤其是非陽光化，使地方債存在很多風險。過去地方政府過度參與地方財政，通過PPP模式更多的是風險共擔、利益分享，新意就在於引入更多民營資本倒逼機制，使得更加陽光化。

　　另外，公共服務交給社會資本運營，也能提高資金利用率，梁軍：“政府不是企業，他可能沒有太高的資本回收需求，但是成本控制上並不專業，王小郢項目我們也做了一個總結，我們的這十年的水價調整，遠遠低於電價調整，低於CPI漲幅。”

　　部分地方政府誤區：PPP模式來錢快

　　但是，地方債重壓下，有地方政府官員很直白，他們説，PPP模式更像是一根化解地方債務平臺危機的救命稻草，來錢才是重點。不過，問題是：民間資本願意進來嗎？而老百姓關心的問題則更為直接：社會資本引入公共領域，怎麼保證公共産品不漲價？

　　馬慶斌：PPP模式，契約精神乏力

　　什麼是好的PPP項目？一種説法很形象：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婚姻而不是婚禮，也就説更多的靠心心相印的契約，但是，政府企業間的契約顯然缺乏。違約的例子不少。有的政府草率啟動項目，項目完成，承諾的優惠政策不能兌現；有的投資人錢不夠，用欺騙政府的手段拿到項目。因此，馬慶斌提醒，PPP模式的推廣，除了政策發力，更需要法治來約束。

　　馬慶斌：PPP往往超過十年二十年，但是一屆政府往往是五年，也就是説，項目執行器和任期不匹配。應該更多強調契約精神。這個背景下，在約定地方政府和企業主體，雙方的行為邊界，利益邊界，都應該有法律體制。

　　王守清：PPP模式，並不能減少政府債務量

　　王守清則更為直接，他説，他過去努力推PPP，現在則要給想利用PPP化解地方財務風險的人潑點涼水。PPP並沒有減少政府債務，只是把一次性財政支出轉化為長期支出。以北京4號地鐵線為例。如果採用傳統模式投資，北京市政府財政支出大概600多億元，採用PPP，則減少100億元。但是，北京市如今已不再提“採用PPP節省100億投資成本”的説法，因為高額的票價補貼也不是小數目。

　　樓繼偉：PPP模式只是微利，想要暴利就別進來

　　還有一個問題是，願意參與的民資到底有多少。財政部長樓繼偉曾説過，PPP模式就是微利，想要暴利的企業別來。馬慶斌明確指出：為了保證公共産品的品質和低價格，一些公共項目就不合適PPP。

　　馬慶斌：不是所有領域都適合PPP，政府承擔的義務是不能推向社會的，兼具公益性的項目，醫院水學校的項目就不合適，這也是雙方選擇的過程。

　　PPP模式，不成熟就不能“放肆”

　　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則是：PPP模式只能是一輔助融資方式，有數據為證，即使是積極開展PPP的國家，PPP的投資額也不超過全部公共投資的15%。

　　因此，如果地方政府不顧當地實情，依舊一哄而上，還像以前那樣把投融資平臺用到極致，不僅不能緩解地方債務風險，還可能帶來新一輪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説，PPP不僅是融資工具，更是一種新的管理方式，也是對政府管理能力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