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9月29日電題：“新聞聖徒”的臺前幕後——21世紀報係涉嫌嚴重經濟犯罪案件追蹤

　　新華社記者

　　在很多人看來，這場“風暴”遠未停歇。

　　繼9月4日“21世紀網主編等人被立案偵查”的消息公佈後，9月25日曝出又一重磅新聞，令此案的關注度持續升溫——“21世紀報係總編沈顥、總經理陳東陽25日下午被警方帶走。”

　　次日，上海市公安局對這一消息予以證實，並稱上述人員因涉嫌敲詐犯罪，已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短短數行的新聞表明，公安機關對21世紀網涉嫌嚴重經濟犯罪案件的調查，已經擴大到其母公司——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特別是公司總裁、曾執筆寫出“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即使新聞死了，也會留下聖徒無數”等經典語句的著名媒體人沈顥涉案被查，令許多人唏噓感慨，也引發出更多的猜測與疑問。

　　為此，新華社記者再赴上海，向專案組進一步了解案情，並面對面採訪了部分犯罪嫌疑人。通過他們自己的講述和辦案民警的介紹，更多案件內幕一一顯現。

　　旗下已有三媒體涉案 “合作”企業達200多家

　　一夜之間，從21世紀報係掌舵人變成犯罪嫌疑人，身陷囹圄的沈顥卻顯得出乎意料的平靜。對於自己被調查的原因，他似乎也很清楚。

　　“我知道，公安機關這次對21世紀經濟報道、21世紀網等的查處主要是兩方面，一是通過負面新聞逼迫企業支付合作費用，二是收取企業的‘保護費’，承諾不對其進行負面報道。”沈顥説。

　　辦案民警介紹，截至目前，此案已涉及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旗下的21世紀經濟報道、21世紀網、理財週報3家財經媒體，30多名相關人員被調查。除了沈顥、陳東陽之外，還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主編劉暉，21世紀網總裁劉冬、主編周斌、廣告部副總經理莫寶泉，理財週報發行人夏日、主編羅光輝、總經理梅波等人。

　　被侵害公司的指證和涉案人員的供述表明，21世紀經濟報道、21世紀網、理財週刊利用其在財經界的廣泛影響力，與上海潤言、深圳鑫麒麟等公關公司相互勾結，指使下屬媒體記者通過各種途徑主動挖掘、采編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負面資訊，並以發佈負面報道為要挾，迫使諸如200多家公司與其簽訂“合作”協議，收取高額“廣告費”。

　　上海新文化傳媒就是曾經與21世紀網、理財週報“合作”的企業之一。説起當時的情況，公司監事長余某至今感到“很不愉快”。

　　“2012年2月，我公司即將上市。上海潤言公司的張某某根據我們發佈在網上的聯繫方式找到我公司。”余某回憶。張某某介紹了潤言公司的服務項目，並將一份廣告合作協議擺在了他的面前。

　　“協議上有一批報價，包括21世紀網、理財週報等財經媒體，但價格高得離譜，登一篇文章或廣告要幾十萬元。”余某打算壓低價格，但沒想到對方就沒打算談價格，而是直接攤牌。

　　“當時，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張某某給我舉例説，某些公司因為沒有和潤言公司簽合作協議，結果被媒體進行負面報道，導致無法上市或者股價波動，付出了慘痛代價。”余某説，由於正在上市的關鍵期，害怕對上市産生影響，只能同意和潤言公司簽訂合作協議。

　　“這種敲詐是非常隱蔽的。”余某告訴記者，“部分媒體是跟我公司直接簽協議，另一部分媒體是跟潤言公司簽訂的打包服務協議，總共花在潤言公司和其要求合作媒體上的錢有上百萬元。”

　　“合作”之後才能平安無事。但是，也有極少數企業在威逼利誘之下仍不肯就範，例如農夫山泉。

　　“2013年3月14日，21世紀網發出了第一篇針對農夫山泉的負面報道，我們隨後進行了公開澄清。”農夫山泉董秘周力介紹，“我們沒有去（跟21世紀網）做一些私下的溝通或者是怎麼樣，因為董事會認為這個報道是不實的，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不需要去低頭或者是屈服。”

　　周力沒料到，沒有“私下的溝通”招致了更猛烈的“炮火”。隨後的3個月內，21世紀網對農夫山泉的水源、品質標準等問題總共做了19篇負面報道。

　　對這次報道，21世紀網總裁劉冬予以證實，並承認“這種報道規模和力度是很少見的”。

　　“負面報道出來以後，沈顥帶隊拜訪我們公司，提出要跟我們合作，並進行正面報道，但被我董事長回絕。之後他們沒再找過我們。”周力説。

　　“不低頭”的代價相當慘重。周力介紹，因為這些不實的負面報道，農夫山泉遭受了很多質疑，銷售受到很大影響，據估算利潤損失達數億元。

　　“其實，我公司與21世紀經濟報道一直有廣告合作的，每年50萬元左右。”周力説，後來21世紀網的廣告人員私下透露了“秘密”——“你們之前不是跟21世紀經濟報道有過合作的麼？如果也花報紙半版的錢給21世紀網，那麼這個事情也就搞定了。”

　　考核高壓＋直接過問 變相“鼓勵”敲詐企業錢財

　　辦案民警介紹，無論是21世紀經濟報道、21世紀網，還是理財週報，均有著基本相同的非法牟利模式。這三家看似獨立運營的子媒體，其實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在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制定的大框架之下，擁有采編權的報紙和週刊記者負責采寫文章，網站負責刪帖和運營事宜，再配以財經公關公司牽線搭橋，最終形成了這三家財經媒體與潤言、鑫麒麟等財經公關公司聯手奪食的格局。”辦案民警説。

　　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紀傳媒公司多名高管的手機中，警方發現了大量“某某公司（的報道）不上網”之類的短信。

　　“每一條短信都可能意味著一筆高額的公關費用。”辦案民警告訴記者，被負面報道的公司會主動找到府來，或者通過公關公司來溝通。科倫藥業、億騰醫藥、洋河股份、民生租賃等多家公司曾因被負面報道而找到沈顥本人。

　　沈顥對此予以承認。他以21世紀網為例介紹，“不管是找到誰，都會被引薦到莫寶泉處，和企業洽談廣告合作事宜，並簽訂相關合同，收取合作費用。我知道，有些企業就會因此簽訂合作協議。”

　　按照這樣的模式，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旗下的財經媒體與財經公關公司“合作”敲詐企業，獲取了鉅額利潤。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21世紀傳媒公司的管理層給旗下媒體制定了令人驚詫的經營目標。

　　“2010年，21世紀網改版，當年正是ＩＰＯ重啟，ＩＰＯ企業極其注重自身聲譽。我看到這個契機，就和21世紀網的劉冬、周斌、莫寶泉等人説，要他們加強與企業的合作，尤其是那些極為注重自己聲譽的ＩＰＯ企業。”沈顥説。

　　劉冬供述，從2011年開始，公司領導將“上市公司”這塊業務交由21世紀網負責；同時下達了營收業務考核指標，“每年是八九千萬元，完成的情況與我和我的團隊的個人收入直接掛鉤”。

　　2012年，由於沒有完成考核指標，劉冬沒有拿到足額的80萬元年薪；2013年，完成情況仍不理想。2014年年初開會時，沈顥向劉冬、周斌、莫寶泉等人放出了狠話，“完不成可以換人”。

　　“我還要求他們跟ＩＰＯ企業合作的數量要達到當年ＩＰＯ企業總數的70％以上。”沈顥供述，“如果按照合法的經營方式，是不可能達到這麼高的。我定下如此高的比例，其實是利用考核指標這一工具，鼓勵甚至逼著他們用負面報道和‘有償不聞’的方式拉合作客戶。”

　　對於理財週報，沈顥也制訂了類似的考核指標，要求他們利用負面報道逼迫企業“合作”。一旦有企業因為理財週報刊登負面報道的事找到沈顥，他會把企業介紹給相關負責人，由雙方協商合作事宜。

　　“已經簽訂協議的企業，如果因為21世紀網負面報道的事找到我，我會指令劉冬或周斌刪除負面報道，履行對客戶的‘保護’。” 沈顥説。

　　與網上刪除相比，21世紀經濟報道和理財週報履行“保護”的流程則稍顯複雜一些。

　　21世紀經濟報道主編劉暉供述，對於已在報紙上報道的，沈顥給劉冬下指令刪除網站上的相應報道；對於還未在報紙上報道，但已經進入選題或者編稿的，沈顥會與相應版塊的分管領導或值班領導打招呼撤稿。

　　“21世紀經濟報道曾經報道了一篇關於國家電網的負面新聞，國家電網去找了沈顥。”劉暉説，之後沈顥在一次編委會上明確，國家電網有意入股21世紀網，這樣國家電網就是合作夥伴了，以後不要再進行負面報道。

　　“還有一次負面報道涉及的企業是平安集團和上海家化。沈顥很生氣，把分管編委叫過去批評了一頓，意思就是平安集團和上海家化都是報社合作客戶，怎麼能報道他們的負面新聞。”劉暉供述。

　　同時，劉暉也表明瞭內心的糾結。“這是一種利用媒體影響力讓企業以投放廣告形式上交費用的行為，實際上我是不贊同的，我多次在編委會提出來，但沈顥不重視我的觀點。沈顥還要求，如果廣告部要讓采編部門與企業見面，采編部門應予配合，給客戶內心一種確認，有利於廣告部談下這個客戶的廣告業務。”

　　違背承諾“撕裂”理想 “希望我的悲劇能讓媒體同行警醒”

　　辦案民警介紹，本案涉及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可能涉嫌罪名有強迫交易罪、敲詐勒索罪、商業賄賂罪等。而種種跡象表明，對於旗下媒體種種行為的性質及後果，21世紀傳媒有限公司的領導層是清楚的。

　　據劉冬供述，2014年初，北京某知名網站因新聞敲詐被查處後，21世紀網總裁劉冬、主編周斌等人比較擔心，專門開會進行研究，向沈顥請示21世紀網的類似經營行為是否要暫停一下。沈顥指示，“不要害怕，繼續要做，完成指標”。

　　“其實我很早就知道這種新聞敲詐行為涉嫌經濟犯罪。但這種模式在媒體圈內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是一種普遍的行為。”沈顥承認。他説，出於公司生存和盈利的考慮，他還是在這條非法牟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犯罪嫌疑人、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卓銘則用了“覆水難收”來形容現在的局面。“一家企業就給你30萬元，50萬元，100家上市公司能有多少？這錢來得太容易了，而且你什麼都不用做，最好不報道。這就像吸毒一樣，吸上就戒不掉，只會越來越嚴重。”

　　連日來，沈顥進行了深刻反思，也多次表達自責與悔恨之意。“我在這些新聞敲詐中起到了領導、支援、協調、參與的作用。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沈顥涉案被查後，有網友感言：“沈顥有一句話是不錯的，‘沒有什麼可以把人輕易打動。除了真實。’但問題是，他在鼓勵別人真實，而自己卻做不到。”

　　還有更多網友發問，這些曾經“尋求正義、愛心、良知”的新聞朝聖者，如今為何會跌入違法犯罪的泥潭？

　　“學生的時候，我的理想就是從事新聞行業，當我夢寐以求地進入南方報業後，在很多前輩的指導下，我一直在堅持一種正義、愛心、良知的新聞價值觀，也只有在這樣一種價值觀的引導下才能去為公眾利益去服務。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堅持的很好。”沈顥説。

　　翻開沈顥的履歷，或許他所言非虛。沈顥，1971年3月出生，浙江嘉興人；1988年至1992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畢業後進入《南方週末》工作，歷任新聞部主任、編委；1999年，他執筆寫下流傳甚廣的新年獻詞《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工作中展示出來的才華，為沈顥贏得了更多晉陞機會。1999年1月，他出任南方日報出版社一編室主任；後又任職《城市畫報》社執行副主編；2000年10月，出任《21世紀經濟報道》主編；2003年，任21世紀經濟報係發行人；2008年，出任21世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後兼任21世紀報係黨委書記。

　　“在我的工作職責發生變化的時候，我不僅是一個媒體人，同時也是一個媒體的經營管理者。在現實操作層面，我確實違背了在新聞操守層面的基本觀念。”沈顥言語中透出更多悔意。

　　“雖然我們內部規章制度嚴格禁止此類事情，我們平時也三令五申説過，但在日常執行過程中，我是默認的，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時候，我甚至覺得這種臨時性的解決方案，也是我們媒體走出目前困境的方法，所以我會給他們提出這些要求。”沈顥説。

　　“當有一些兄弟媒體因為這種事情出事的時候，仍然是置若罔聞，沒有抓緊機會去處理……現在，不應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變化讓我有一種被撕裂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我違背了當初自己對新聞行業的承諾；所以，我覺得非常後悔。”沈顥如此表達自己此時的內心感受，並將這次的事件視為“一個悲劇”。

　　“無論是21世紀的悲劇，還是我個人的悲劇，我希望能讓有類似現象的媒體同行警醒，堅持積極向上的新聞價值觀；同時，我也希望中國的媒體行業來一個大變革，能夠徹底清除媒體産業鏈條裏一些不光彩的、違紀違法的事情，讓中國媒體行業更加健康地發展。”沈顥如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