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0日，長江邊的生活垃圾和死魚。湖北宜昌市，長江古老背渡口至新碼頭江段，垃圾聚集在長江岸邊，隨江水漲落浮動。

　　今年54歲的李后強至今懷念小時候在長江邊釣魚、放羊的好時光。如今，身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的他還記得當年參加長江防護林工程種樹的經歷，“4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人們還在享受當年種樹的好處。”

　　“不過，後來搞經濟建設、農業生産，過度開發，導致長江從上游到下游被破壞得‘千瘡百孔’。”李后強説，今天回過頭來看，當年的開發得不償失，想要恢復長江的生態，需要很長時間。

　　建設調子“大逆轉”

　　2016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而就在幾個月前，長江經濟帶還在走大開發的路子。2015年9月，有媒體在報道長江經濟帶規劃綱要時説，長江經濟帶是橫跨東中西、連接南北方的重要軸帶，有望成為“中國經濟脊梁”，“其將於沿海、沿江先行開發，再向內陸地區梯度推進，如充分發揮，將形成我國東中西開發的主軸帶”。

　　僅就沿江11個省市佔全國四成的經濟總量而言，把長江經濟帶形容為“中國經濟脊梁”並不為過。2014年9月，國務院《關於依託長江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出臺，目的是進一步開發長江黃金水道，加快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那時，“經濟”是關鍵詞。據新華網報道，2014年12月，重慶市提出，至2020年，預計將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投入1.2萬億元，著力建設長江經濟帶西部中心樞紐、內陸開放高地、新興産業高地、國家中心城市，打造連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支點。

　　2015年5月，地處長江之腰的湖北省發佈旨在落實國務院意見的《關於國家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實施意見》，提出了“祖國立交橋”、長江中游核心增長極、內陸開放合作新高地、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先行區的發展定位。

　　幾個月之後的2016年1月，長江經濟帶建設的調子出現了“大逆轉”。隨後，沿江省市黨委政府很快形成共識。以湖北省為例，2016年4月，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推進湖北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座談會上，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説，要充分認識湖北在長江經濟帶建設、長江生態保護中的使命和責任，切實把“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這一戰略定位貫徹落實好。

　　開發和保護之間存在尖銳矛盾

　　根據九三學社中央的調研，隨著眾多工程投入運作和多方面因素影響，長江流域整體生態環境已出現不容忽視的負面趨勢性變化，主要表現在水量減少、形態轉變、環境容量降低、水生生物種群和數量減少等方面。

　　作為“中國經濟脊梁”的長江經濟帶，如何處理保護和開發的關係，成了擺在沿江省市黨委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2016年兩會記者會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曾對媒體記者坦率地講：當前長江流域開發和生態安全保護之間存在著非常尖銳的矛盾，生態環境保護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陳吉寧總結了3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流域的整體性保護不足，破碎化、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在加劇；第二，污染物的排放量大，風險隱患大，飲用水安全保障的壓力大；第三，重點區域的發展和保護的矛盾十分突出，重點湖泊富營養化，一些城市群的大氣污染形勢嚴峻。

　　李后強認為，不搞大開發，不是不開發，而是要適度開發，體現不同區域的功能區分。東、中、西部不一樣，西部就是要搞好生態屏障。

　　他還表示，長江真正的效益不在於土地上的開發，而在於黃金水道，因此，過度開發沿江土地資源的做法是得不償失的。

　　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振樓曾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出關於加強長江流域飲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的建議，其中包括統一制定和協調長江流域各省市沿江産業發展規劃的建議。

　　在那之前，陳振樓率隊以“長江流域飲用水水源地環境現狀及安全保障”為題作專題調研，形成了4萬餘字的調研報告。

　　環保部在給陳振樓的答覆中表示，《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即“水十條”)已明確要求，包括長江流域在內的七大重點流域幹流沿岸，要嚴格控制石油加工、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醫藥製造、化學纖維製造、有色金屬冶煉、紡織印染等項目環境風險，合理佈局生産裝置及危險化學品倉儲等設施，合理確定發展佈局、結構和規模。

　　以化工産業為例，在李后強的記憶中，化工産業破壞了老家“兩岸猿聲啼不住”的和諧生態，“一些化工廠、化肥廠就建在離我老家不遠的地方，給沿岸帶來很多問題，污染，生態惡化”。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沿江城市已經率先開始探索轉型。位於長江上游的四川省瀘州市曾是四川省重要的化工基地，集聚了全省四分之一的化工生産企業。隨著天然氣資源逐漸枯竭，天然氣化工及關聯産業也在衰退，民生、環保等問題日益凸顯，2011年，瀘州市被列入全國第三批資源枯竭城市。

　　現在，瀘州市提出要建成長江上游産業轉型升級示範區，通過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産業，培育新興産業，發展現代服務業，推進農業現代化，到2020年實現新興産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20%，三次産業結構調整為10：57：33。

　　以鋼鐵産業聞名的攀枝花市則提出由工礦基地向生態宜居城市轉變，由鋼鐵之城向陽光花城轉變，由三線建設城市向康養休閒城市轉變的發展思路。

　　應對長江中上游水電開發進行頂層設計

　　“過去從我辦公室門口可以坐船去美國。”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採訪時，李后強指著窗外感嘆説，自己的博士生導師當年就是從旁邊的碼頭上船出發去美國留學的，從成都錦江沿江而下，可以到樂山、重慶、上海，再從上海乘船去美國。

　　“現在沒那麼順暢了。”李后強説，長江幹流、支流的水電開發已經讓江河變成了階梯狀，行船到水壩，必須通過船閘。

　　若干年來，長江中上游大規模的水利水電開發問題備受矚目。一些觀點認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中的“大開發”，除了沿江11省市的産業開發，還指向了水利水電開發問題。

　　在2016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邵鴻説，長江5萬多座水壩庫容超過10個三峽工程，近兩萬座水電站裝機容量佔全國2/3，這些工程提升了流域防洪、灌溉、航運等能力，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容忽視。

　　全國政協委員、成都理工大學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許強感嘆，這幾年水電開發“太過了”，“時間上過快、空間上過度，只要有水的地方都在開發”。他後來看到數據得知，水電僅佔我國總發電量的約五分之一，大部分還是靠火電。“現在看來，解決我們的能源問題不能靠水電。”

　　他曾經好奇為什麼一些地方官員對上水電那麼感興趣，對方告訴他，上了水電站，地方稅收能增加不少。許強感嘆：“水電工程簡直就是印鈔機啊。”

　　許強説，企業利益和地方利益勾結起來，導致長江上游的水電過度開發。一些小水電站，生態破壞的損失遠遠大於開發的效益，但地方政府還是樂此不疲。

　　九三學社中央的調研顯示，由於大量梯級水庫替代自然河流，泥沙被攔截沉積，2003年以來，長江中下游沙通量平均減少91%，致使中下游河道沖刷顯著，河床驟降，江湖關係明顯改變，崩岸、防洪和入海口侵蝕風險大大增加。

　　許強建議，應該從國家層面對長江中上游水電開發進行頂層設計，對流域開發進行整體規劃，尤其要多做一些限制和約束，“應該踩剎車了”。

　　李后強認為，梯級電站不能再開發了，解決既有水電站的遺留問題，需要把和當地老百姓的共用機制建立起來，這樣才符合中央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共用精神。

　　是時候把生態補償機制落到實處了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採訪時，很多學者都提到生態補償制度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這是長江經濟帶建設需要突破的重大問題。

　　“生態補償提出來這麼多年，政府工作報告裏面也經常提，但一直沒搞好。”李后強説，一些地方有零星嘗試，但不是全方位的。需要國家做好統籌和頂層設計，拿出魄力，加大力度搞好。

　　許強説，生態補償機制的確比較複雜，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利益，牽涉到上下游的地方政府，比較複雜。“但你總得去探索、去落實吧，不落實有什麼用呢？”

　　許強説，現在提出長江經濟帶建設了，國家應該列個課題研究這個問題，希望以此為契機，建立一套適合中國特色的生態補償機制。

　　在給全國人大的建議中，陳振樓呼籲建立長江流域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環保部在答覆中説，發展改革委正在對《關於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報送稿)作進一步修改完善，將儘快上報國務院審議。財政部正研究制訂《建立橫向生態補償機制辦法》。上述相關政策出臺後，將為在長江全流域探索開展生態保護補償試點等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九三學社中央則提出建立流域生態合作補償機制，建議由國務院相關部門和沿江各省市共同組建“長江經濟帶生態補償委員會”，設立長江流域生態補償專項基金，建立流域生態合作與補償聯席會議制度，推動各省市資源環境保護與利用聯動。

　　在2016年1月召開的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陳吉寧在部署2016年重點任務時強調的3項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快推進長江經濟帶有關環保工作。陳吉寧説，環保部正在編制《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切實做到生態功能不退化、水土資源不超載、排放總量不突破、準入門檻不降低、環境安全不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