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外經濟形勢嚴峻的大環境下，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在加碼，投資項目陸續落地，房地産去庫存政策接連不斷，穩增長與防風險已上升為首要任務。為避免重走2009年“四萬億”刺激老路，今年的穩增長，著力點在注重民生領域投入，防止銀行承擔準財政功能，防範資産價格大幅上漲風險及加快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為加快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有必要參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嘗試，提高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上的作用，整合三會監管框架或是可行之策。

　　若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今年李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那就是：在內外經濟形勢嚴峻的大環境下，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在加碼，投資項目陸續落地，房地産去庫存政策接連不斷，穩增長與防風險已上升為首要任務。當然，為避免重走2009年“四萬億”刺激老路，今年的穩增長，著力點在注重民生領域投入，防止銀行承擔準財政功能，防範資産價格大幅上漲風險及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

　　由此，我們從本次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到了幾大支撐點。

　　第一，經濟增長目標首度區間化，6.5%至7%目標是知難而進的體現。相比于去年7%的GDP增長目標，雖然GDP目標底線下調至6.5%，但權衡海外經濟低迷、國內新常態階段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及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等因素，在三駕馬車均受到較大壓力的情況下，今年情況比去年更嚴峻，要實現高於6.5%的經濟增速是有挑戰的。

　　須知，去年各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並不令人滿意，如貿易政策目標去年為6%，但在海外經濟疲軟，大宗商品價格走低，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從2012年起連續四年未能實現。去年發改委預期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目標為15%，但在去産能壓力較大，以及項目資金前期面臨財政束縛，土地財政收入減少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固定資産投資增速下降至10%。社會零售總額預期為13%，表現雖然不錯，但全年的10.7%仍低於預期。

　　第二，貨幣政策寬鬆，財政赤字創歷史新高。貨幣政策方面， M2目標13%的增速比去年有所擴大，但相比于GDP增速目標區間與1.4%的通脹水準，這樣的貨幣政策名為穩健，實則非常寬鬆。同時，全國兩會前央行降準，更為頻繁地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宣佈公開市場操作頻率提高至每個工作日，SLF、MLF以及PSL等定向支援又加碼，如2月央行發放PSL356億、MLF共1630億，SLF 34.2億，顯示央行正通過定向與常規操作相結合的方式保持流動性寬裕。

　　財政政策方面，今年我國大幅提高財政赤字率目標至3%，創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高，並首次觸碰“3%國際警戒線”水準。實際上，相比於以往全國兩會部署全年經濟工作，今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早已啟動，考慮到“十三五”開局之年投資項目陸續出臺，及前期審計署在去年12月審計發現的鐵路水利等重大項目部分進展緩慢，為了確保提高開工率與資金落地，我們認為，今年財政政策有必要在去産能人員安置、增加公共服務投入、增發國債等方面做出更多安排。

　　第三，今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去産能，重點在於煤炭、鋼鐵，如用3年至5年時間，再退出煤炭産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而粗鋼的去産能目標是5年壓減1億噸至1.5億噸。去産能的過程是痛苦的，但卻是重塑經濟增長動力的必經之路，在此過程中，應確保人員轉崗、再培訓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財政投入，防止去産能對短期增長帶來過大負面衝擊。

　　三、四線城市房地産去庫存任務仍然較大，相關政策也在加碼。如近期中央政策接連推出首付比例降至兩成、契稅新政等等。但值得關注的是，當前房地産市場呈現明顯分化的局面，一、二線城市房價大漲，考慮到房地産庫存高企的城市主要為三、四線城市，未來應在新城鎮人口進城和福利保障上加大財政投入，這對達到去三四線城市庫存的目標，防範一、二線城市資産過度膨脹至關重要。

　　去杠桿政策，執行方面或還有空間。考慮到企業經營情況不容樂觀，過度緊縮去杠桿政策難度較大；政府債務方面，地方政府仍將仿傚去年給予一定的財政置換，以幫助地方政府緩解資金壓力，加大基礎設施投資；而為了中央財政整體穩健，反而有必要加杠桿，如以發行特別國債等方式支援增長。此外，正如周小川行長在上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表態的那樣，我國個人住房貸款佔比全球較低，去杠桿訴求並不強，如能從制度建設出發，在發展健康直接融資市場、房地産市場、改善消費環境及完善社會福利保障方面多努力，甚至也有加杠桿空間。

　　第四，防範金融風險是穩定經濟增長的關鍵。眼下，全球央行的共識是應加大合作以防止金融動蕩，確保宏觀穩定，但考慮到各自利益訴求的不同，並未達成具有操作性的一致意見。早前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在杭州“中美央行高端對話”中説，鋻於美元走強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危機，中美貨幣當局應就貨幣政策分化溢出效應增加協調，我們深以為然。為此建議，今年我國是G20的東道主，有必要在加強主要經濟體合作協調，引導美元貶值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為全球的結構性調整贏得更多時間。

　　去年夏天股市動蕩，若要防範金融風險，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改革，引入長期投資者，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等嘗試或是恢復投資者信心的舉措。為加快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有必要參考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主要經濟體的嘗試，提高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上的作用，整合三會監管的框架或許是可行之策。

　　第五，供給側改革發力為長期穩增長提供源泉。面對今年穩增長力度不斷加大，市場各方有種可能重蹈當年“四萬億”覆轍的擔心。就此而言，穩增長非得注意結構性問題不可。比如做好項目儲備，增加對糧食水利、中西部鐵路、科技創新、節能環保和生態建設，以及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方面重點投資。而從根本看，從金融、財稅、國有企業、戶籍、行政管理體制、土地、價格等多方位入手全面推進供給側改革，尤為迫切。

　　(作者沈建光為瑞穗亞洲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明為瑞穗證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