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個省份GDP突破萬億可視為跨過一個重要門檻。10年之後，不少城市也紛紛邁過萬億元大關。不過，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城市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規模競爭，而蘊含著一系列新的變化。

　　萬億GDP城市已達10個

　　杭州市統計局發佈2015年經濟形勢通報：2015年全市地區生産總值達到10053.58億元，成為繼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蘇州、重慶、武漢和成都後，第十個GDP總量跨入萬億元行列的城市。

　　2015年杭州GDP增長10.2%，增速時隔三年重返兩位數，分別高於全國、全省3.3、2.2個百分點，增速居全省第一、在19個副省級以上城市中排名第二。作為一個旅遊城市，杭州再像一些中西部城市那樣拼大項目、大工業已不現實。事實上，目前杭州的工業增速已然放低很多，經濟增長主要得益於高速發展的現代服務業。

　　數據顯示，去年，杭州全市服務業實現增加值5855.29億元，增長14.6%，對GDP貢獻率74.6%。作為我國的“電商之都”，去年杭州市資訊經濟維持全年發展良好態勢，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5000億，共計5246.94億元，增長25.2%，增速較三季度提高0.7個百分點。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稅根告訴，杭州作為一個風景旅遊城市，在資源上面臨較大瓶頸，重工業發展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杭州在産業發展方向上必須找到相匹配的産業形態。這幾年杭州很好地抓住了新的産業形態、技術和方向，在資訊經濟、智慧經濟的打造上十分搶眼。

　　去年，杭州全市資訊經濟實現增加值2313.85億元，增長25%，佔GDP比重23%，比2014年提高4.9個百分點。

　　在杭州之前，全國共有9個城市躋身“萬億俱樂部”，包括4個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以及唯一的地級市蘇州。其中，2006年、2008年、2010年，上海、北京、廣州相繼“入萬”，2011年，“萬億俱樂部”涌入四位成員：深圳、天津、蘇州、重慶。中西部的武漢、成都則在2014年攜手進入。

　　在這十個城市中，有七個位居沿海，其中長三角3個，為滬蘇杭；環渤海2個，即京津兩大直轄市；珠三角2個，即廣深兩個一線城市。此外，廣大中西部地區有三城入圍，其中重慶為中西部唯一的直轄市，成都和武漢則屬於傳統的十大城市、大區的中心，也是各自所在省份的單極核心城市，例如成都GDP佔四川的36%，武漢佔湖北的37%。

　　在杭州之後，下一個邁入萬億俱樂部大關的城市是誰？最接近的無疑是南京。2015年南京實現生産總值9720.77億元，經濟總量位列全國大中城市第11位。按照去年南京9.3%的經濟增速和今年8%的預期增長目標，南京離萬億大關已近在咫尺。

　　與南京相似，青島去年GDP為9300.7億元，增長8.1%，今年離萬億也已不遠。

　　省城們的趕超

　　近兩年來，過去曾經十分風光的外貿出口明星城市如蘇州、無錫、寧波、廈門、東莞等增速都比較靠後，而排名比較靠前的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直轄市)，如沿海的杭州、福州和南京，中西部的重慶、鄭州、長沙、合肥等地。

　　例如，在福建，去年福州的增速達9.6%，比廈門高出2.4個百分點；在浙江，杭州的增速高達10.2%，比寧波和溫州分別高出2和1.9個百分點；在江蘇，去年南京增速達9.3%，比蘇州和無錫分別高出1.8和2.2個百分點。

　　這其中，南京的“逆襲”最具代表性。在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藉外向型産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多年來蘇州和無錫GDP分列江蘇一、二位，作為第二經濟大省的省會，副省級城市南京只能屈居第三，被坊間戲稱為“蘇小三”。數據顯示，2006年，南京GDP只相當於無錫的82.6%。

　　不過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兩者的差距不斷縮小。南京至2014年更是首度超越了無錫，上升至江蘇地市經濟總量第二位。2015年，南京再接再厲，逼近萬億大關，而同期無錫僅增長7.1%，總量比南京少1200多億，僅2年時間，就已被南京甩下不止一個身位。

　　南京市統計局分析指出，近5年來，南京經濟總量在全國大中城市的位次逐年前移。從2011年的15位升至2015年的第11位。2015年南京GDP佔全省的比重由2014的13.6%上升至13.9%，增加0.3個百分點。

　　解析省城更加生猛並紛紛趕超沿海外貿出口明星城市的原因，一方面，隨著國際經濟發展進入到新常態，外需的拉動效應降低很多，我國的外貿出口增速由金融危機之前20%以上的高增速降低到個位數。原先以外貿出口加工為主的沿海外向型明星城市如無錫、東莞、溫州等城市的發展也受到很大影響。

　　另一方面，在經濟進入到轉型升級階段後，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等各種資源優勢逐漸顯現出來。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王樹華分析，省會城市的科教文化資源雄厚，各種高端生産要素在省會城市的聚集度比較高。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産業、價值鏈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些高端要素資源必須要配套，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比非省會城市往往更有優勢，省會城市的服務業佔比也會比較高，具備了更強的輻射周邊地區的能力。

　　能源城市之困

　　與外貿城市的轉型相比，能源城市的轉型更為不易，這其中，曾經十分輝煌的石油城大慶以及榆林、東營等城市更面臨著較大的困境。

　　大慶市今年1月召開的兩會上，市長韓立華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以來，全球經濟總需求收縮，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受資源約束大慶石油減産，大慶市經濟出現歷史上首次負增長，完成地區生産總值2983.5億元，下降2.3%。

　　以名義GDP來看，2015年大慶比2014年減少了1000多億，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排名也下降了26位。

　　同樣的情況還有陜北的榆林，2015年榆林GDP總量比上年減少了380多億，在全國的位次下降了16位。

　　吉林省政府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對分析，大慶、榆林等能源城市GDP總量的減少，主要是受近兩年國際市場能源價格、大宗商品價格下行的影響。這些以石油、煤炭為主的能源型城市是這輪經濟下行影響最嚴重的地區。

　　目前大慶仍然沒有擺脫結構失衡狀態。工業一枝獨大，佔64.7%，規上工業中油化産業處於絕對支配地位，佔80.5%，而非油比重僅為32.2%，産業鏈和價值鏈總體處於中低端。

　　衣保中説，近幾年我國一直在推進資源型城市轉型，包括産業和結構轉型。不過在原來能源價格比較好的時候，有些城市轉型的動力不足。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會倒逼這些城市加快轉型和調整的步伐，大力延伸上下游産業鏈，發展非能源産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