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稅負到底高不高？對於這個問題，業界再起爭議。

　　近日，中金公司發佈研究報告《降低稅負不應缺席穩增長和調結構》稱，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高達37%，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的水準(平均在30%~35%之間)，這與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極不相稱。同時，與發達國家實行“高稅負、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國是在低福利水準上實行高稅負，稅負更是明顯偏高。

　　稅負高低各有説法

　　所謂宏觀稅負，從寬口徑上來説，是指政府收入佔GDP(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中國的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四部分。不過，這四部分收入有重合，比如社保基金收入中一部分來自於公共財政收入。因此，政府收入並非簡單的將四部分收入相加。

　　中國宏觀稅負高不高，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去年8月，一位退休官員曾表示，調查顯示2014年上半年宏觀稅負基本上達到44%，這個數字相當高。

　　這在當時引起熱議，隨後官方學者稱44%的計算方法不嚴謹。時任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表示，“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口徑，中國的宏觀稅負不超過35%(世界平均水準約為40%)，屬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準，明顯低於發達經濟體，不存在宏觀稅負過高問題。”

　　數據顯示，按照寬口徑演算法，法國宏觀稅負接近44%，丹麥、瑞典、挪威在40%左右，日本也達到38%左右的水準。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去年曾對媒體表示，就科學測算而言，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處於中等水準。

　　上述中金公司研報稱，我國宏觀稅負高，主要體現為企業部門稅負高，不利於企業投資和創新。根據現金流量表計算，2012年企業稅負相當於其含稅可支配收入的47.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曾表示，社會上高度重視稅負問題，除了關心稅收是否合理公平的同時，還重視稅收收入是否有效轉化為公共服務、社會福利、民生支出等。因而，判斷宏觀稅負是否合理，還應該聯繫財政支出的情況通盤分析，看是否存在建設性支出、行政成本支出過高而福利支出不足的問題。

　　近些年，中央政府也在大力壓縮“三公經費”，加大財政民生支出，確保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如何減輕企業稅負

　　中金公司認為，未來降低企業和居民稅負的空間巨大，這主要體現在通過盤活鉅額政府儲蓄來降低企業部門過高的稅負和社保繳納負擔，通過稅制改革來進一步降低企業負擔。

　　中金公司稱，2014年底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不到10%，上繳比例明顯偏低，企業和居民難以分享國有企業的收益。

　　“我們認為，未來國企改革、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和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提升為全民所享，可以為降低稅負，尤其是高達工資28%的基本養老保險，提供巨大空間。”中金稱。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在2020年提高到30%。

　　另外，以營改增(即營業稅改增值稅)等為主的稅制改革也將進一步降低企業負擔。根據國稅總局的數據，2015年上半年營改增減稅1102億元。而2012年實施營改增試點以來，已累計減稅4848億元。

　　今年是營改增最後一年，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兩會上明確表示，按計劃今年將完成生活服務業、金融業以及建築業、房地産業的營業稅全部改成增值稅。

　　中金公司分析，如果營改增擴大到上述四個行業，預計今年減稅效應可能超過2000億元。而“營改增”全面完成後，如果進一步優化增值稅稅率，整個“營改增”改革實現的減稅規模可能達到9000億元左右。

　　不過，由於涉及不動産和金融業營改增稅制設計較為複雜，業內預期7月份出臺的營改增方案願望落空。

　　中金公司上述研報稱，政府不應因為財政收入下降而縮水減稅力度，推遲稅制改革力度或徵收“過頭稅”。“過去幾年，減輕企業部門稅負的主要手段是營改增改革，但實際執行過程中，減稅力度不夠。”

　　國家近些年也很注重減輕企業稅負。財政部近兩年針對小微企業採取不少減稅舉措。根據國稅總局數據，今年上半年，小微企業享受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和營業室等優惠政策共計減稅約486億元。

　　此外，2015年，國家全面清理規範涉企收費行動啟幕，也有利於降低企業負擔，這包括確保近兩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確定取消、停徵和減免的1000多項收費規定落實到位；今年起對養老、醫療服務機構減免7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

　　稅收徵管也是影響宏觀稅負的一大因素。今年國稅總局大力推行徵管規範，併發文要求地方要堅決不收過頭稅，堅決防止採取空轉、轉引稅款等非法手段虛增收入，堅決避免突擊收稅，同時不能以任何理由在落實稅收優惠政策上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