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業有錢投不出去，小企業想投沒有錢，所以必須依靠政府來投資。投資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從2010年10月政府擇機退出之後，從2011年第一季度開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連著七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直線下降，比2008年那次還長。政府退出之後，企業市場力量沒有跟進，那就必然引起投資增長的回落。

　　●技術創新力不夠，制度創新力不夠，投資需求上不去；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的扭曲，消費需求難以保持持續旺盛的增長。這就是問題所在。所以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經濟增長下行，從數據上看好像是偽命題，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細分析後面的原因後，可以看出一個嚴重的深刻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現階段的改善就業不僅推動著城鎮化進程，同時也改善著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並反過來促進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不能太低，過低了就會影響充分就業，但經濟增長也不能太高，過高就會影響我們實現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需求結構優化和産業結構的升級)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近日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的經濟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徵，既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威脅。從數據上看這兩者好像都是偽命題，但是仔細分析後面的原因，就可以發現它確實是一個嚴重深刻的結構性問題。結構問題完全靠宏觀政策解決不了，要靠結構升級。結構升級推動力是制度創新，而改革是中國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創新。這裡面就涉及如何認識結構調整與深化改革的關係，劉偉認為，當前把長期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適度下調，安排在7%左右，符合我國長期發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經濟失衡反映出的新特徵

　　“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36年之後的今天，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特別提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入地推進改革？”劉偉説，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0年G D P總量第一次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位列世界第二；每人平均G D P第一次穿越了按照世界銀行劃分的標準，達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準。從下中等收入階段進入了上中等收入階段，標誌著中國克服了貧困，穿越了溫飽，進入到了當代的上中等收入社會。這些成就毫無疑問令人矚目。但中國到了這個階段，經濟增長上和經濟發展上出現的問題，也確確實實值得深刻地反思。

　　“我們首先看到一個現象，這就是中國經濟在仍然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同時，經濟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徵，用一句話概括叫做既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威脅。這是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這種失衡的發生，既有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原因，也有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原因。”劉偉説，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失衡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從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將近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失衡主要是短缺經濟基礎上的需求膨脹，通貨膨脹壓力大，我們長時期裏採取的都是適度緊縮的宏觀政策。而從1998年下半年以後一直到2010年10月的這十多年中，除了個別年份之外，對中國經濟增長均衡的最大威脅主要是內需疲軟，特別是消費不足。外需也在影響中國經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影響中國，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則對中國産生了更大衝擊力。這就導致了在這段時間裏，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失衡或主要的威脅是經濟增長乏力。相應地，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就以擴大內需為重點，採取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我們現在出現的問題，是過去分階段出現的，也就是説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乏力這樣兩個不同時期分別出現的問題，如今在時間上、空間上同時聚集到了中國經濟當中來。這種聚集同時發生，使我們的宏觀政策非常難以選擇。

　　劉偉表示，如果我們嚴格地從統計數據來看，通貨膨脹似乎並不明顯。從2012年5月開始到現在，以CPI反映的各個月度的通貨膨脹率始終是在3%以下，2012年的9月和10月的通貨膨脹率甚至在2%以下。而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通貨膨脹率如果低於2%，主要問題就是要防止通縮而不是防止通脹了。2013年的通脹也就是在3%左右的水準，2014年預期不會超過3.5%。

　　按説中國應當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什麼民眾又會感到很大壓力，整個社會從政府到居民對通脹預期值的擔心程度這麼高呢？劉偉認為，不能簡單地從數據統計來解釋這個現象，真正的問題是其背後實實在在存在的經濟內在關係。雖然近幾年通脹從數據顯示上看壓力不大，但是原因非常複雜。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因素：

　　一是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前一段時期實施反危機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投放了大量的貨幣。超額的貨幣投放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只是貨幣投放出去之後，衝擊到物價有一個時間差。越是經濟危機這個時間差可能來得越長，因為人們拿到錢之後不一定馬上花，所以從貨幣投放出去到影響物價的時間會拉長，但最終總會産生衝擊。從2008年三季度開始到現在，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感到這個影響的節點快到了。從影響程度看，現在這100多萬億的貨幣供應量，對於中國通脹的拉動作用應該在50%以上。

　　二是經濟增長中的成本。由於我們進入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一系列的生産要素(勞動力、土地、環境、資源、能源、動力、原材料等)的成本都在上升，如果效率提高得慢，這些成本就會進入價格。根據我們的測算，目前物價上漲的壓力大約接近50%來自成本的推動，這也就是説，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個典型的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時期。由於在治理成本推動的通脹時，收緊銀根利率會上升導致企業融資成本提高，最終反映為企業産品價格的上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收緊銀根的舉措不僅在抑制通脹上收效不大，而且推波助瀾加劇了通脹。

　　三是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國2013年的商品進出口總額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目前，中國的進口對國際市場産生了重大的影響，主要進口什麼，什麼就漲價。作為世界上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對國外原材料的依賴程度相當大，石油依賴度超過了55%，鐵礦石進口超過了國際貿易量的60%以上，這就使得國際輸入性通脹對我國的影響非常大。

　　這些因素都是結構性的和深層次的，短期裏靠宏觀政策是解決不了的，也就是説，靠總量調整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人不怕有病，怕有了病之後缺乏治療手段。通貨膨脹報出來的數字大並不令人擔心，我們擔心的是它背後潛在的這些複雜因素。如果它們開始嚴重影響宏觀經濟，我們又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那就是通貨膨脹。

　　增長下行是結構性問題

　　“經濟下行看起來也是一個偽命題。這幾年金融危機這麼厲害，中國經濟保持7%以上，2011年達到了9.2%的水準，2012年和2013年是7.7%，這麼高的增長速度怎麼能説是經濟衰退和經濟蕭條？雖然從統計數據上似乎看不到經濟增長下行，但我們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擔心的，擔心我們不能從根本上克服內需不足的問題。”劉偉説。

　　先看投資需求。中國的投資需求的數據很好看。2008年-2012年，連續五年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率都在20%以上。增長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推動的。以政府為投資主體，第一沒有市場效率，第二不可持續。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佔G D P的比重現在已經到達2%以上，高的時候達到了2.8%。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地方債務的風險越來越大，已經引起中央的高度關注，還有多少財力繼續投呢？這就有可能導致投資需求不可持續，關鍵主要是企業的力量不夠，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創新力不夠，有錢也找不到新的投資機會。在原有産品結構不升級的情況下，投就是重復建設，重復建設就是泡沫。小企業是需要投資的，但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間借貸綜合貸款利率超過了15%。大企業有錢投不出去，小企業想投沒有錢，所以必須依靠政府來投資。投資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從2010年10月政府擇機退出之後，從2011年第一季度開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連著七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直線下降，比2008年那次還長，從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當時是連續五個季度，15個月增長速度下降，這次是七個季度，政府退出之後，企業市場力量沒有跟進，那就必然引起投資增長的回落。

　　再看消費需求。消費需求疲軟的原因，劉偉認為，可以從宏觀和微觀上分析。從宏觀上看，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不低的，扣除價格因素，金融危機後平均每年是14%左右，2013年比上年有所回落，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只有11.5%。原因是中央推出的八項規定，使公款吃喝消費受到了遏制，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居民消費不足。政府退出了，居民部門沒有跟上。但總的來説，從統計數據看增長率並不低，但是我們為什麼擔心？主要是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導致了居民購買力的增長有可能受到限制。

　　在國民收入的宏觀分配上看，如果以財政收入、資本盈餘和居民收入來看政府、企業、居民這三個部門的收入增長，增速最快的是財政收入，34年增長率是18.8%，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 D P慢三分之一。這幾年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當中佔的比重幾乎每年都要下降一個百分點。這三者誰的錢是用於消費呢？主要是居民，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慢，比重逐漸降低。政府的最終消費也屬於消費，是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但在各級政府的選擇上，更願意把收入的增量中更多的部分用於投資。這樣當然會導致最終消費增長乏力。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産業之間的發展失衡，導致了國民收入結構的失衡。從産業結構看，2012年第一産業就業比重是36%，而産值比重只有9.8%。雖然第一産業産值比重下降反映了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産業結構的提升，但在另外一方面，大量農業勞動力的存在實際上反映出産業和城鄉間的發展失衡。在初次分配當中，36%的人在分9.8%的産值，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差了三倍多，産業結構所決定的初次分配結構的失衡，制約了我國購買力的增長。這個矛盾也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從微觀上看，在城鎮居民內部、農村居民內部，近些年來收入分配的差距越來越大，國家統計局公佈了近十年來中國的基尼系數，都在國際警戒線水準0.4以上，雖然2008年以後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線水準之上。

　　劉偉表示：“技術創新力不夠，制度創新力不夠，投資需求上不去；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的扭曲，消費需求難以保持持續旺盛的增長。雖然我們看到的統計數據反映出來增長率並不低，但是我們確實有理由擔心它不可持續。這就是問題所在。所以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經濟增長下行，從數據上看好像是偽命題，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細分析後面的原因後，可以看出一個嚴重的深刻的結構性的問題。”

　　結構問題完全靠宏觀政策是解決不了的，只能是顧此失彼。長期發展問題，通常發生在供給領域，而供給領域中出現的長期矛盾和問題靠短期需求管理通常是難以解決的，要靠結構升級。結構升級是一個結果，它的推動力是制度創新，這就是為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提出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體制改革，改革是中國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是系統性的，方方面面的體制制度的安排，構成了國家治理體系。這些方面的體制制度安排最要緊的原則就是權利、責任和利益要對等。改革是權利的再分配，更是利益的再調整，權利的轉移和利益再分配時要注意防止的一個漏洞，就是權利、責任、利益三者轉移的時候不同步，如果不同步，給了一部分人權利(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其他方面)的同時，在制度安排上沒有建立起相應的責任去約束他們，使這些人只有權利而無責任；與此同時，那些承擔了責任的人沒有得到利益，屬於只有責任而無利益的人。如果這個社會治理結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權、責、利不協調，一部分人有權利而無責任約束，另一部分人只有責任而無利益。這樣的制度下無論效率還是秩序都會出現問題，必然會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所以講中國改革總目標，講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就是要在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設上，讓制度和責任、責任和利益協調起來。而經濟體制改革是最具牽引力的，是各項改革的中心。強調了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實際上就是兩條，一個就是在資源配置上，效率原則第一，市場就是效率；第二是法權，強調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所有的人沒有身份上的差別，沒有特權。市場就是這兩條。追求效率為首要的目標，以公平競爭，機會均等為出發點。一個起點和一個終點，起點公平競爭，終點是效率，這就是所謂的決定性作用。還應該強調的是，這裡講的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是講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作用，資源配置是微觀問題，宏觀問題和其他社會領域不是市場起決定作用，那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這個方面，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制改革，在非資源配置的領域、在宏觀領域應該要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兩個車輪有效充分的競爭，有效的政策調控驅動下，中國結構轉型才能穩定地開展，中國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續的增長才能保障。

　　年均增長率可適度下調

　　劉偉表示，近兩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呈現出放緩的趨勢。這种經濟增長率的放緩，既有外部因素變化的影響(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也有經濟週期的原因(2007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高達14.2%，客觀上經濟增長有回調的要求)，但從根本上説，還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準時，由可持續增長和發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隨著中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後期和上中等擴張收入階段，客觀上要求經濟增長更加重視質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擴張。因此，在2010年政府刺激政策“擇機退出”後，由市場主導的經濟增長比前期出現回落，有其歷史必然性。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開始形成現代化國家的産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並成為上中等收入水準國家，我國應該更加重視經濟增長的品質提升而不是數量的擴張，而從社會發展、能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國際環境等方面的要求看，經過長達30多年的10%左右高速經濟增長，客觀上也有適度放緩經濟增長的要求。

　　黨的十八大上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在全面小康的整體框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是G D P在2010年的基礎上再翻一番，也就是説，實現7 .2%的年均G D P增長率，但是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3%、7.7%和7.7%，均高於預期的年均經濟增長，所以在未來的7年裏，如果要實現10年再翻一番的目標，只要達到年均6.73%的年均G D P增長就已經足夠。和世界各國相比，這仍然屬於高增長。就是和近些年來實現了加速增長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相比，這一增長率也不低。因此，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在6.5%和7.5%之間，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經濟增長的總量目標仍然是有把握的。

　　就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而言，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再像過去那樣，總是“超額完成”經濟增長目標，而是應該在我國現階段經濟要求的經濟增長目標的框架下，不斷改善和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在過去10多年中，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如果速度回落得太快，在高增長時期迅速發展起來的行業和企業就有可能因為産業鏈和資金鏈的斷裂上的問題出現經營困難，但如果仍然要保持原先的那種增長率，又可能因為經濟發展中不斷加劇的各種失衡加劇整個國民經濟的風險。因此，經濟增長率的放緩必須通過一個漸進的過程來逐步實現。正因為此，國家才提出要發揮市場經濟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深化改革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有利於經濟實現平穩轉型。

　　劉偉介紹説，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任務是改善就業，這也是凱恩斯當年撰寫《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時討論的主要是如何刺激經濟增長但卻以就業為題的主要原因。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不斷提高，尤其是隨著我國進入工業化進程的中後期，由上中等收入水準向高收入水準發展，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所以他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改善就業不僅推動著城鎮化進程，同時也改善著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並反過來促進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不能太低，過低了就會影響充分就業，但經濟增長也不能太高，過高就會影響我們實現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是需求結構優化和産業結構的升級)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把長期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適度下調，安排在7%左右，既能夠保證我國按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又能夠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率，是符合我國長期發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