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小長假，正是結婚進行時。幾天時間相信已有不少朋友紅包送到“手抽筋”。禮尚往來本無可厚非，可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婚禮現場成了互相攀比的“新項目”，比排場、拼花銷……就連參會嘉賓的行政級別，都成了衡量婚禮是否“有面”的標準，“官氣”“財氣”十足的婚宴，讓人總覺得哪不對勁。

　　你方唱罷我登場 婚宴衡量標準多

　　“婚宴一輩子就一次，多花點也應該。”在山西省大同市一家銀行工作的小劉説，即將在十月份舉行婚禮的他因為準備得晚，沒有訂到“十一”黃金週期間的“好飯店”，“周邊不少人都選擇在豪華的、有大廳的飯店訂宴席，咱也不能太差不是？”

　　即便抱著“不差錢”的心理，小劉還是對婚禮消費感到吃驚。“迎親車隊用賓士的話一天五百，十台就得五千。”小劉説，“貴也沒招兒，畢竟以前朋友婚禮頭車是保時捷啊。”

　　在江蘇某市工作的小曲剛忙完自己的婚禮，雖然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經和妻子領證，但婚禮的排場仍然沒有絲毫降低。“周邊同學、朋友結婚檔次一個比一個高。”

　　你的婚宴在希爾頓辦，我怎麼著也得在香格里拉、威斯汀；你婚車用勞斯萊斯，我用賓士就太丟面兒；你家婚宴酒水是五糧液，我用平價酒顯得太低端……甚至連喜糖盒的包裝質地也成了婚禮是否“牛”的標準。繁雜的衡量標準讓和小曲一樣的新人“痛並快樂著”，“預算一再超支，咬咬牙還是頂住吧。”

　　不僅如此，婚慶酒店宴席難吃、飯菜量少似乎成了“業內共識”。在一些城市，宴會廳大小、裝潢豪華程度、音響舞美條件成了宴席賣點。酒店拿準了顧客講排場的心理，同樣一桌飯菜，豪華大廳比小廳、中廳價格貴不少。

　　一位從事婚慶行業多年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正是抓住了新人們“怕跌面兒”“講排場”的心理，在不少婚慶訂單中會儘量給消費者推薦檔次高的服務，面對“有頭有臉”的消費者更甚。

　　婚禮儀式“官氣十足” 行政級別成評判標準

　　俗話説：“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當婚車、宴席、酒水這些“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婚禮元素比拼窮盡之後，“婚禮爭霸賽”轉入新層次：證婚人以及邀請嘉賓的職務和行政級別。

　　小曲家境不錯，父母從政，妻子家裏經商。兩人婚禮上的證婚人，是曲父請來的一位副部級的遠房親戚，還邀請了一些政府官員作為婚禮嘉賓，現場一下子“蓬蓽生輝”。而負責婚宴全部費用，甚至包括伴郎、伴娘紅包的女方家裏，因為請不到大領導，覺得有些丟臉，“鬧了點小意見”。“這似乎成了潛規則，因為即使有錢也不一定能請到‘大領導’證婚。”小曲説。

　　小曲的經歷不算特殊，記者曾參加過一位同學婚禮，婚宴現場“官氣十足”，當地一些主要領導依次上臺講話，一位政協領導還當場題寫書法作品以示祝賀。在不少人看來，婚禮嘉賓的“行政級別”，顯示的是雙方家庭的實力。

　　一年前考入北京某事業單位工作的許庚英正在籌備自己的婚宴，除了飯店婚宴的高價格，更讓他發愁的是請不來合適的證婚人。“我剛參加一同學的婚禮，辦得風風光光，尤其是同學在某部委當副局級幹部的叔叔當證婚人，真體面！我家是農村的，憑自己努力考進北京的事業單位已經很不容易，婚禮的婚宴花很多錢不説，上哪兒去請大領導當證婚人，都不好意思邀請同學。”

　　天津某廣播電臺工作人員、多次主持婚禮的劉卓告訴記者，現在的婚宴持續時間一般不長，最關鍵的環節是證婚人講話。因為證婚人一般都是雙方家庭親屬、好友中職務、行政級別較高的人，領導的級別和講話，有時甚至超過了雙方父母講話的意義。

　　婚禮“官本位”“錢本位”讓人苦不堪言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雖然各地婚禮習俗各有不同，但婚禮上的“官氣”“攀比”現象較為普遍，檔次越高、排場越大的婚宴，越容易被人“稱道”，級別越高、職權越大的領導證婚人，越受婚禮的青睞。

　　表面紅紅火火、熱熱鬧鬧，內裏“打腫臉充胖子”苦不堪言，婚禮行政級別、派頭場面攀比讓許多新人“有苦説不出”。“説實在的，還是一些人心裏的‘官本位’‘好面子’思想作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田豐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風氣一旦形成，改變起來就很困難。”田豐説，“大家都覺得累，大家都覺得浪費，大家也都覺得這麼辦沒有必要，可還是被風氣‘綁架’。”

　　“風氣的改變要一步一步來，應該用倡議和示範逐步轉變婚禮上的歪風。”田豐説。不少專家也持有相同觀點，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認為，應當通過媒體廣泛倡議，讓民眾形成節儉辦婚禮的意識。

　　值得注意的事，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之後，不少地方出臺、細化了領導幹部家屬婚宴操辦規模的規定以及對官員參加婚宴的限制。這一方面壓制了婚禮“行政化”“比級別”的不正之風，也給不少官員減輕了隨禮、出席的負擔。“讓婚慶這一喜事回歸本源，關鍵還要‘官本位’‘錢本位’思想的轉變。”田豐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