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渝中區建設和交通委員會行政服務窗口，企業代表黃娟(右)在辦理審批手續。新華社記者李健攝

　　新一屆政府履職560天以來，簡政放權節奏加快，“放權”與“監管”協同推進。

　　李克強總理將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視作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觀調控的“當頭炮”——10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研究部署，兩次電話會議中央地方總動員，7個批次快速推進，632項行政審批事項密集取消和下放。

　　新一屆政府用560天的時間近乎兌現簡政放權五年計劃目標。

　　總理的承諾與決心

　　2013年3月，李克強總理履職伊始表示，本屆政府至少要取消和下放其中的1/3，即570余項，“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

　　這是一個大國總理對公眾的莊嚴承諾。

　　新一屆政府成立之初，國務院各部門的行政審批事項共1700余項。新一輪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在前面10年審改已經取消下放2000多項的基礎上進行，一開始就進了改革深水區，越向縱深挺進，越要啃“硬骨頭”、驅“攔路虎”。

　　簡政放權工作隨即全面推開，2013年分三批取消和下放183項行政審批事項——4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取消和下放71項行政審批事項；5月6日再取消和下放62項行政審批事項；7月22日取消和下放50項行政審批項目。

　　一年後的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進一步簡政放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並將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清單之外一律不得實施審批。

　　簡政放權的要義浮現——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政府在逐步向審批事項的“負面清單”管理邁進。

　　一年多以來，李克強總理始終在簡政放權的“前線”督戰——親赴基層政務大廳、“三顧”地方工商局，調研簡政放權在中間環節是否暢通、放管是否到位，叮囑各部門不僅要從“最先一公里”做起，還要打通中間環節和“最後一公里”，要防止各環節截留改革紅利；多次主持召開企業座談會，還專門邀請新拿到市場“入場券”的創業者們走進中南海，聽取“市場主體”的聲音，下決心打掉前進路上一個個“障礙欄”，決不讓企業被各種不合理的制度規定捆住手腳，走不動，行不遠。

　　面對“放大不放小”、“上放下不放”等實踐中遇到的“硬骨頭”、“攔路虎”，李克強總理在8月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次提出，在政府角色轉變的過程中，要重點解決“會批不會管”，“對審批迷戀、對監管迷茫”等問題。

　　“開弓沒有回頭箭”，李克強總理“痛下決心”推行的“自我割肉”似的革命，不會因為前進道路上的任何“阻塞”而停止前進。

　　這番“刮骨”，更是辯證的“刮骨”，一邊減——減少職能職責、減少機構編制、減少管理環節和層級；一邊加——加強監管，強化責任，建立規範。放與管結合，彰顯出社會共治與政府善治的思維光芒。

　　部委與地方的縱橫聯動

　　上下接力，縱橫聯動，本輪簡政放權呈現出全面性、協調性、持續性的新亮點。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共識高度凝聚，“壯士斷腕”的自我革命決心環環傳遞，“摸底核實、取消下放、嚴控新增、規範優化”的科學戰術愈發明晰，每一“槍”緊緊圍繞市場期盼、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和關鍵環節打響，力求穩、準、狠。

　　向“上”看，本屆政府成立以來，國務院各部門已取消和下放了632項行政審批事項。

　　作為直接激發市場活力的前陣，工商總局牽頭的工商登記制度改革成為急先鋒。今年3月以來，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先證後照改為先照後證、放寬註冊資本登記條件、簡化住所(經營場所)登記手續、將企業年檢制度改為年度報告公示制度等系列舉措接踵落地。今年以來，我國新登記註冊企業同比增長61%，出現“井噴式”增長，帶動1000萬人以上就業。

　　為進一步激發企業活力，在取消和下放投資項目核準方面，發改委2013年修訂投資項目目錄，取消、下放和轉移49項核準許可權，需報中央管理層面核準的項目數量減少約60%，並於今年再次提前修訂核準目錄。

　　從人社部減少資質資格許可認定和評比達標表彰評估項目，到財政部減少、整合財政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從稅務總局推行便民辦稅春風行動，到農業部開展行政審批服務標準化試點；從質檢總局、公安部車檢新政“脫鉤利益”，到環保部加強、完善生態環保等事中事後監管……簡政放權進度不斷加快，力度不斷加大，深度不斷加強。

　　往“下”看，地方政府充分發揮了與百姓更為貼近的優勢，“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舉措大膽、精細，為政府管理方式創新積累了大量新鮮經驗。

　　浙江省推出行政權力清單、企業投資審核清單、財政專項資金管理清單、政務服務網“三張清單一張網”，成為“將政府的權與錢裝在透明籠子裏”的典範。省、市、縣三級政府開“政務淘寶”，網上審批，全程線上，探索治理績效最優化。

　　廣東也用“三單”——投資項目準入負面清單、審批標準化清單、監管清單，來管理企業投資項目，並從今年5月起免征行政事業性收費省級收入部分，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20億元以上。

　　從天津首個清理完畢非行政許可，到上海首個發佈價格(收費)管理權力清單；從江蘇“三個一、兩個四”組合拳，到深圳、珠海依託特區立法權對工商登記制度進行重構；從北京中關村改革檢驗檢疫監管，到上海自貿區“稅收一網通”、企業標準備案制度改革等先行先試；從遼寧首問首辦責任制，到河南便民辦稅、為民服務12項舉措……簡政放權的廣度不斷擴大，創造性做法蓬勃涌現。

　　上下統籌、縱橫擴展、兼備勇氣和智慧的“刮骨療痛”，既為企業先期建設和經營爭取了時間、降低了成本，促進了市場自主調節、公平競爭，也為政府現代治理打造了創新高地。

　　 督辦的創新與效力

　　簡政放權是新一屆政府莊嚴的承諾，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容不得走過場，容不得落入數字遊戲的“圈套”，容不得“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

　　為確保各項已出臺政策的落實推進，今年6月國務院啟動全面大督查，並在自查和實地督查基礎上引入第三方評估。新一屆政府決心用動真格的督查，挖掘出阻礙政策落實的“推諉扯皮、拖延應付”等庸政、懶政行為。

　　過去對政府工作的評價，對政策落實情況的檢查，一般通過政府部門的自我檢查、自我評價，或上級部門對下級檢查，“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缺乏第三方評價。

　　此次國務院特別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行政學院、全國工商聯、中科院等4個部門對簡政放權、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棚戶區改造、扶貧開發、農村飲水安全等改革、發展、民生政策落實情況開展第三方評估。

　　與前期的國務院督查組分成8個組分赴部委、地方“橫向”督查19項政策相比，第三方評估採取縱向的方式，除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承擔兩項之外，其餘3個部門各承擔一項內容，分赴不同的部委和地區調研評估，工作方式主要是召開座談會、訪談、實地走訪、問卷調查等形式，與會人員涉及不同領域或行業，力求聽到各個階層的呼聲和評價。

　　多位專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由各部委或地方政府自身進行評估，往往會因為“自己評估自己”而多有部門本位，甚至不免擇輕避重，曲為週旋。引入第三方評估，就是要發現一些“政府內部監督碰觸不到、不敢公開的問題”，並提出解決建議。

　　今年8月2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聽了4家機構的第三方評估彙報，在場的很多部門領導感到，“聽到了平常聽不到的情況,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問題。”

　　第三方評估作為此次國務院全面督查的創新之舉，區別於由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進行的評估，形成了一種客觀公正、科學有效的外部制衡機制。

　　而在此次第三方評估之前，各地方、部門已于6月份完成自查，國務院6月底派出的8個督察組也已經向國務院反饋督查情況。

　　8個督察組共100余人，分別對27個中央部委及16個地方省市展開了為期10天的督查，規模空前，規格“史無前例”。此次全面督察以“發現問題”為核心，力圖打通國務院決策政策落實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力破“中梗阻”，確保兌現新一屆政府“説到做到、不放空炮”的承諾。

　　在6月25日之前，受督查部委和省市要求先認真深入開展自查，直面問題，搜尋癥結，並形成自查報告遞交督查組。督查組在審閱自查報告的基礎上，進駐相關部委和省市進行實地督查。

　　拉網式全面督察不僅樹立了新一屆政府“言必信、行必果”施政新風，更邁出了推進政府治理方式改革、打造現代政府的重要一步。

　　國家統計局最近在河北、遼寧、浙江和甘肅四個省所做的調查顯示，在感受到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影響的企業中，對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表示“滿意”、“基本滿意”的分別達到39%和42.6%，這兩個合計達到81.6%。

　　不難看出，新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向縱深挺進的路徑已逐漸明晰，簡政放權正步入從量到質、從經濟領域到社會領域、從“降低門檻”到觸及壟斷性資源配置權利的“深水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