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歐盟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開始，歐洲人對創業的意願就一直低於美國人。而自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除英國外，大多數歐洲國家新創企業的數量都呈下滑趨勢，同時每年關閉的企業數量則呈上升趨勢，67%的受訪者表示在未來5年內都不會嘗試“自主創業”

　　“企業家”一詞最初源於法語，最早論述這一概念的17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裏夏爾·坎提隆指出，企業家是指在市場中充分利用未被他人認識的獲利機會並成就一番事業的人。

　　保時捷、菲亞特、法拉利、歐萊雅、宜家、ZARA、阿瑪尼、費列羅……作為現代企業文化的發源地，歐洲歷史上誕生的著名品牌不計其數。

　　然而，自從進入21世紀，歐洲的創業氛圍卻有所下降，市場上那些如雷貫耳的新生代品牌更多地集中在美洲和亞洲地區。尤其在網際網路時代的衝擊下，歐洲的創業熱情似乎正在逐步消退。

　　米莎·多勒教授是倫敦國王學院無線電訊領域的專家，2002年，27歲的多勒第一次創業，因為缺少經驗和準備，以失敗告終。5年後再度走上創業之路，創建了一家名為“世界願景”的無線技術服務企業，專為歐洲“智慧城市”的建造提供技術支援。

　　“目前的情況是，歐洲的大公司有能力去創新但是它們不做，小公司想做但又能力欠缺，這就是歐洲的困境。”這便是多勒在歐洲創業過程中體會到的最直觀感受。

　　初創失敗將有麻煩

　　著名科技部落格Pandodaily有個專欄叫StartupsAnonymous(《匿名創業者》)，每週都會推出一篇文章，內容自然是來自初創公司創始人和投資人，並關注他們在創業、投資過程中的第一手親身經歷。近期，“匿名創業者”將吐槽中心對準了歐洲。

　　這篇文章中的“匿名創業者”並沒有公開透露他在歐洲創業的國傢具體名稱，只是説了該國家有著豐富的歷史和驕傲的人民，是一個位於西歐的富庶之國。

　　在這位“匿名創業者”眼中，歐洲創業簡直就是一場“噩夢”。“這個國家的其他初創公司真沒什麼是值得我去學習的，去創業之前，我已經知道了一些員工福利政策，比如，要給員工保留退休金的權利，要把離開公司的聯合創始人的股份要回來等等。不過當地的法律幾乎不可能讓我的公司給員工期權。”

　　在他的描述中，該國政府為初創公司提供了一種創新貸款，分期5年還款，年貸款利率“只有”6.5%。然而，要獲得這筆貸款，創業者必須簽署一份個人擔保，以防止其初創公司無力償還該貸款。

　　“我估計，該國政府工作人員讓我簽這份保證，就是為了要確定一件事兒，那就是，如果我的公司無法按計劃發展，或是我無法支付相關保證金，他就會拿著這份擔保，給我點兒顏色看看了。”文章中的創業者如此表述。

　　對於任何一家初創公司而言，要做到白手起家，並且在5年時間裏償還貸款加利息是很難實現的。於是，這位“匿名創業者”如今的狀況便是：他已經三年半沒有回家了，因為一旦回去，他的護照上便會留有記錄，然後立馬在機場被監禁。而他所欠的錢算上利息可以買3輛Tesla Model S(特斯拉)汽車。這些債，已經讓這名創業者無法安心生活，更別説重頭來過再次創業了。

　　大西洋兩岸的差距

　　提到歐洲的創業環境，不得不把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扯進來。近年來，不少創業者都會發現這樣一個特點：好幾個孕育創業活動和創業潛力的公司在歐洲大陸逐漸形成，但這些初創企業時常因缺乏創業投資而受阻，或者被迫遷往美國，繼續他們的發展軌跡。

　　克羅埃西亞企業家揚·伊列克(Jan Jilek)便用親身經歷證實了這一特點。身為網際網路廣告網路——廣告網(Ad-net)的負責人，他多年來一直對大西洋兩岸在初創企業發展機遇方面存在差距感到失望和不滿。

　　對於美國與歐洲的創業環境差距，揚·伊列克做了這樣的比喻：

　　這就像是一場美國與歐洲之間的賽車，比賽的距離和賽段都相同。美國汽車得到多一倍的汽油(各輪融資的資金規模較大)，而且可以使用高速公路。歐盟汽車必須使用鄉間小路(美國的一個市場相對於歐盟的多個市場)。此外，高速公路還設有更好的道路指示系統(獲得風投、監管框架的幫助)，那些幸運的歐盟初創企業最多只能走到第三賽段(被收購)，而美國初創企業則可以走到第四、第五賽段，有些甚至完成比賽(首次公開募股)。

　　“歐洲的一個創業構想要想在全球範圍內與相同的美國創業構想競爭，他們需要相同數額的資金。事實是，歐洲初創企業平均獲得的資金要比美國初創企業少50%。” 揚·伊列克如此指出。

　　根據道瓊斯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歐洲公司總共獲26億歐元(29億美元)風投，環比增長41%，這一數據仍不及美國企業157億美元融資規模的零頭。

　　揚·伊列克指出，“美國的初創企業可以測試和轉型，他們甚至可以犯錯誤。但相比之下資金少50%的歐洲初創企業無法進行同樣程度的冒險。他們不得不力求‘穩妥’，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資源，而且如果他們犯了哪怕一個錯誤，那對於他們來説很可能就玩完了。”

　　而上述提到的Pandodaily部落格中的“匿名創業者”也提到，在他的印象裏，絕大多數歐洲的天使投資人，通常就是簡單地扮演一個公司管理顧問的角色，“這幫人總是會吹噓有一幫富人朋友，不過那些朋友對於收入有限的初創公司沒什麼興趣，不過我感覺，他們惟一渴望想做的事兒，就是進入我的初創公司，然後當個CEO或是行銷經理，然後拿一份5倍于我自己工資的薪水。”

　　“如果你想獲得800萬-1200萬美元的融資，你必須離開歐洲。”這是一家比特幣初創企業創始人的心聲。在倫敦，投資者都不願拿出3000萬美元的企業卻在美國西海岸找到了自己的伯樂。據悉，這家名叫Blockchain的比特幣交易企業月處理交易額已達到20億美元。

　　保守就業仍受青睞

　　歐洲是創業精神的發源地，歐洲歷史上曾擁有眾多令人矚目的企業家，他們的創業故事被傳為佳話。但如今，以網際網路行業為例，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網際網路公司中，美國佔了11家，亞洲國家佔了9家，而歐洲連一家都沒有。許多人不禁要問：什麼時候歐洲才能誕生出自己的“臉書”、“蘋果”、“亞馬遜”、“阿里巴巴”這樣的全球網際網路企業？

　　然而，根據歐盟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開始，歐洲人對創業的意願就一直低於美國人。而自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除英國外，大多數歐洲國家新創企業的數量都呈下滑趨勢，同時每年關閉的企業數量則呈上升趨勢，67%的受訪者表示在未來5年內都不會嘗試“自主創業”。

　　即便在創業環境相對較好的英國，2013年該國畢業生中近20%仍希望進入諮詢公司、會計師事務所、投行等傳統意義上的大企業，而有意向從事IT工作的僅有2%。至於年輕人的創業理念，在美國安利聯手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一項調查中顯示，在14歲到34歲的群體之中，只有2%的德國人會選擇創業，而在美國，這個數字高達9%。

　　義大利的青年創業者安德魯·傑羅薩出生在義大利北部一個鞋匠家庭。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坦言，小時候並不懂什麼叫創業或者企業家精神，但記憶裏，不少親戚朋友都自己開了店舖，做生意辦企業在當時蔚然成風，現在創業的風氣早已大不如前。

　　在布魯塞爾實習的來自美國加州的大學生特納·艾伯格魯看來，今天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對創業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美國，人們普遍以創業失敗的經歷為榮，而在歐洲，則將創業失敗視作職業的死亡。

　　正在布魯塞爾找工作的馬其頓年輕人瑪雅·格羅索夫的想法似乎佐證了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理念，她表示，她和大多數歐洲同齡人畢業後的首選是在政府或者大企業裏找一份安穩的工作，至於創業，只可能是在未來某個“特別適合的時機”才會考慮的事情。

　　據悉，這種保守的就業理念，從歐洲的學校教育中便有所顯現。法國創業者Adrian Johnson感概道，“他們更希望聽一個成功的醫生或者是在巴黎銀行工作的成功者來演講，至於一個奇葩小子的創業故事……哦不，什麼玩意兒！他們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聽到這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呢。”

　　據道瓊斯統計數據顯示，全球估值超100億美元的創業企業中有6個分佈在美國，2個在亞洲，而這個數字在歐洲卻是零。惟一令其不至於過於難看的是，歐洲最大創業公司Spotify在完成最新輪融資後市值終於要達84億美元。

　　法國長途拼車網Blablacar創始人Frédéric Mazzella感嘆道，“在去斯坦福大學之前，我從未想過會成立自己的公司。”

　　畢業于精英學院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的Frédéric Mazzella此前被公認為將仕途光明，因為巴黎高師一直被視作通往大企業和政府機關的陽關大道，而在這樣一座世界聚集著全球一流數學家和工程師的地方，畢業放棄大企業而選擇高風險創業之路的人也是屈指可數。

　　“一旦你進入了這類學校，你的職業道路便已被預先鋪設好了。”Frédéric Mazzella略帶無奈地指出。

　　對此，法國知名風投Marie Ekeland就表示，歐洲名校樂於灌輸學生“積極競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理念，“而網際網路卻是一個充滿分享和合作、嘗試與失敗的世界，這與他們的整體理念背道而馳”。這個道理放之於德國也同樣適用，“保守而低效”或許是對這種拒絕高風險行為企業的最佳形容。

　　政策力度不統一

　　而從政策設計方面，不少創業者也認為歐洲和美國存在著差異，而這種差異也阻礙了人們的創業積極性。

　　安德魯·傑羅薩認為，和美國或中國相比，歐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建立起一個真正意義的單一市場，剛創業的小公司想要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非常困難。“在美國，如果你在西雅圖創立一個公司，可以立即獲得進入全國市場的渠道。而在歐洲，一家在裏斯本註冊的企業只能獲得葡萄牙的市場，而不是整個歐洲市場，歐洲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稅收、勞工政策，還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障礙。”

　　對此，揚·伊列克有著強烈的同感。自己剛開始工作時，是在克羅埃西亞最早專門經營網際網路廣告的公司擔任項目經理，之後出來單幹創業，推出克羅埃西亞第一款瀏覽器Pogodak.hr。

　　揚·伊列克表示：“在克羅埃西亞，和在世界上每一個其他國家一樣，我們擁有奮發努力、聰明能幹、富有創新精神的年輕創業者，他們擁有極好的創業構想，利用非常少的資金建設他們的項目，但當他們需要在克羅埃西亞進一步融資時，他們就‘撞墻受阻’了。”

　　“於是他們收拾行囊，離開克羅埃西亞，其中大多數人會投奔某個初創企業加速器，如果他們抵達美國，那麼他們可以實現他們的目標。” 揚·伊列克無奈地表示。

　　正如揚·伊列克所言，克羅埃西亞已經誕生出諸多有前途的初創項目，包括生産電動超級跑車的裏馬克汽車公司(Rimac Automobili)；在2014年世界創業大賽(World Startup Competition)上奪冠的農場智慧雲管理軟體提供商Agrivi；農場雲端管理服務提供商Farmeron以及母嬰智慧可穿戴産品生産商Bellabeat。但是現在，這些公司都搬到了美國。

　　業內人士指出，美國市場擁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化優勢，就是歐盟市場呈現的分裂狀況。在歐洲，一個企業對企業(B2B)項目想要用本土員工來覆蓋整個歐盟，就需設立足足28個辦事處，而且面對的稅收制度和法規各不相同。

　　而另一方面，歐洲大陸的風險投資行業也是四分五裂。風投企業只能幫助本土的初創企業，而美國的那些風投則不同，他們在一個大一統的美國市場裏扶持著一系列初創企業。

　　“在克羅埃西亞，我們沒有任何當地的風投基金。”伊列克表示，“最接近我們的是斯洛維尼亞風投基金——RSG資本(RSG Capital)。就他們在種子和A輪融資中投資的金額而言，他們高於歐盟平均水準。但他們只能涵蓋幾個最令人感興趣的項目，而這些項目最終也遷往美國。”

　　除此以外，歐洲普遍推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在歐洲辦企業需要支付高稅收和人力成本，業內人士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削弱了歐洲的競爭力，抑制了創新和創業活力。

　　以法國為例，那些看似對創業有利的公共機構服務過程複雜、冗雜且不穩定。在相關機構提交創業申請需要耗費很長時間，這些機構始終質疑創業者的目標、計劃、資金問題等。而且法國的規章制度和稅務大環境對創業者們來説很不穩定。比如，法國總統奧朗德上臺僅一年後，增值稅的相關規定就更改了4次。

　　而安德魯·傑羅薩此前所提及的官僚主義也是影響創業環境的一大弊端。在法國，大企業集團和中小企業處在兩個世界，他們之間缺少交流、缺乏合作。這樣的“脫節”根源於社會：大集團的老闆們通常從法國公共職能部門直接空降進企業，出任領導層，而中小企業的老闆們基本都是白手起家的實干家。

　　對於這種“脫節”，業內專家指出會導致了兩個直接後果：首先，大集團和新企業間人員往來甚少。然而事實表明，成功的創業公司都收納了一名或幾名從大集團裏出來的員工甚至是整個部門。這也在情理之中。大集團的工作人員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管理上都有豐富的經驗，同時他們有一定的資金可以用在創業領域裏，而之前在大集團中可能受制于企業優先發展戰略而無法一展拳腳。

　　而第二個直接後果是，大集團很少或根本不會收購新創業的企業。不過一般情況下被大集團收購的創業公司也會由此得到新僱主的技術、技藝。不過在法國收購創業企業的公司沒有工業買主，特別是在技術領域。因為像阿爾斯通這樣的技術大集團越來越少，他們的決策中心不再設在法國。這種“脫節”讓創業企業付出高昂代價。

　　冒險意識正在崛起

　　好在，一些歐洲大學畢業生已經認識到，老牌企業的飯碗未必比一家手遊公司的“饅頭”金貴，眼瞧著越來越多的人成功拿下天使投資、開始創業，已經開始有人願意放棄鐵飯碗“冒險”了。而一些歐洲國家也正在逐步擺脫這種保守的“反創業思想”。

　　雲數據公司Compass從全球1.1萬家創業公司蒐集數據，並對200 名企業家進行了採訪，再結合其他第三方數據，匯總出了創業生態最佳的全球城市排名。儘管不出意料前20有一半的上榜地區來自美國和加拿大，但歐洲大陸中的倫敦、柏林、巴黎、莫斯科、阿姆斯特丹5 座城市也在其中。並且，單看創業環境增長指出，柏林為10，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城市。

　　然而，考慮到創業氛圍、人才基礎、資本基礎等因素，短時間內美國矽谷的地位仍是難以撼動的。

　　矽谷開啟了科技創業的大門，車庫創業迸發出的創造力點燃了全球創業者的創造力，從而將矽谷打造成了一個科技創業的聖壇。然而，矽谷之所以經歷了那麼多年依然是創業者的聖地，那正是因為它也在不斷地隨著市場需求而改變，最初的模式已然成為歷史。

　　專業人士指出，城市化是創業社區的一個大趨勢，城市裏有著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資源、更大的市場，是創業公司成長的理想之地。如今，越來越多的創業公司開始迅速地離開鄉鎮地區，更加緊密地圍繞在大城市周圍。就連矽谷本身也意識到，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多中心創業生態”正在全球醞釀發酵，矽谷附近的創業公司，也開始向舊金山市中心轉移。但這對於倫敦、柏林、巴黎等金融中心城市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羅馬並非一天建成，歐洲和矽谷投資環境和規模的差異縮小，還需要國民、政府、企業，乃至教育機構多方面的配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