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稱，分析家們説，自滿可能是未來二十年影響亞洲成功的最大威脅，一些發達經濟體可能掉入“高收入陷阱”，且面臨越來越大的財政挑戰。

　　據日本《外交學者》網站6月4日報道，2014年，日本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其海外凈資産為3萬億美元，中國位居第二。這兩個亞洲最大經濟體中期看可能會拼命保護它們的財政地位。

　　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格蘭特·沃德爾—約翰遜和伯納德·索爾特説，日本、中國和南韓在確保到2030年前的這段時間裏其徵稅基礎的“財政安全”方面表現最差。這一指標衡量一國基於包括人口結構和債務在內的一些因素的納稅能力。

　　在中國和日本，到2030年，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數(15歲至64歲)與非勞動年齡人口數(14歲及以下和65歲及以上)之比將降至71%。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則為100%。

　　中日這兩個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還面臨因勞動力基礎萎縮、政府提供更多服務和支援的挑戰，這樣一些“受人口結構損害”的國家將受到收入和間接稅日益減少而福利成本增加的衝擊。

　　報告作者説：“許多亞洲國家還沒有完成擴大徵稅基礎和降低稅率的稅收程式簡化。未來將遇到需要降低企業稅以保持競爭力和不損害整體財政地位之間的矛盾。”

　　他們還説，亞洲其他一些經濟體也“非常容易受世界經濟的影響”，新加坡尤其突出。

　　報告説：“一些發達經濟體形成了一種‘輕鬆繁榮’的文化，這種文化現象得到人口結構因素的支撐，不過，在未來十年裏，這些因素將消失。由於民主選舉産生的政府很難提供人們所期望和要求的服務，發達世界將發生“重大轉變”。

　　相反，“充滿朝氣、管理良好的發展中經濟體將支援一個日益增長的徵稅基礎，而其社會的期望比較適度”。

　　畢馬威報告的作者指出，得益於公共債務水準較低、“人口紅利”帶來好處以及更多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印度、印尼、菲律賓和澳大利亞很可能是2030年前的這一個時期的贏家。

　　譬如，在印度，男性的勞動參與率超過了80%，女性則為29%，而在印尼和菲律賓，男女的勞動參與率也存在30%的差距。預計這種差距的縮減將刺激經濟進一步增長。

　　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一些國家預計會躲過“中等收入陷阱”，這是發達經濟體可能已面臨的新威脅。

　　正如一些評估報告所顯示的，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逐漸達到了高等收入水準，從中等收入水準跨入高等收入水準是一大挑戰。

　　然而，據匯豐銀行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諾伊曼説，關於像中國、馬來西亞和泰國這樣的國家是否能跨越門檻進入較高收入行列的辯論忽視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即一旦達到了一定的富裕水準，收入增長停滯的風險就越來越大。

　　諾伊曼在《日經亞洲評論》上發表文章説：“與過去幾十年的巴西和墨西哥相似，一些富裕經濟體最近發現，較之於美國，其每人平均收入陷入停滯。這看起來或許是個難題，但高等收入陷阱和停留在中等收入水準不變一樣危險。”

　　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就是諾伊曼的分析文章中所説的那些國家的“典型”，在其資産泡沫破滅後，日本的每人平均收入20年來實際上一直停滯不前。

　　據諾伊曼説，日本和該地區其他一些國家有許多“十分明顯的”相似之處，先是出口帶動下製造業迅速增長，接著是房地産行業蓬勃發展，而後暴跌，人口結構挑戰日益嚴峻，一些決策者不敢大膽改革。

　　他在文章中警告説：“在日本以及其他國家，人們往往不願作出艱難抉擇，而是依靠貨幣和財政寬鬆政策來渡過難關。這種情況並非總是既得(商業)利益集團導致的結果。大多數選民或許並不覺得迫切需要採取必要的行動，而寧願保持現狀，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種作法變得不可持續。”

　　在整個亞洲地區，香港、新加坡、南韓和泰國也都在承受著越來越大的人口結構挑戰，儘管香港和新加坡在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經濟轉型方面做得比較成功。

　　他説：“然而，它們與日本的共同之處是私營部門杠桿增加，房地産行業十分火熱。如果出現暴跌，那麼，它們很可能遭遇日本曾面臨的類似問題。”

　　他説一旦爬上高收入階梯，國家就“更難”進行結構改革。他拿新加坡為例，説新加坡通過實行員工培訓減免稅的優惠政策，在刺激生産力快速增長方面取得了最大進步。

　　諾伊曼批評過度使用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他説，杠桿無法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持久手段。各國政府是否能機敏地朝前發展、避免犯日本過去犯下的錯誤，將取決於它們能否自行繞開高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