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倡導籌備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日本引發廣泛關注。部分日本企業擔憂，如果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日企今後對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出口將可能遇到更大壓力。

　　日企擔憂基礎設施出口

　　自金融危機和福島核泄漏事件之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恢復經濟一直是近些年日本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本屆安倍政府上臺後，明確將恢復經濟活力作為政府的優先課題，通過採取一系列激進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

　　其中，在增加公共基礎設施支出方面，由於日本國內基礎設施市場經過多年開發已趨飽和，相關企業不得不把目光轉向亞洲其他基礎設施落後的地區。根據日媒報道，日本政府已將基礎設施出口作為經濟增長戰略的核心內容，提出海外訂單金額從2010年約10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170億元)到2020年擴大為約30萬億日元的目標。

　　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面對更具成本優勢的中國企業，日企在亞洲地區要獲得基礎建設投資項目已變得越來越困難。可以預見的是，如果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這一未來有可能在亞洲基礎設施市場發揮重要影響的新體系，相關日企今後可能會面臨更大壓力。出於這樣的擔憂，日本經濟同友會代表幹事長谷川閒史日前在記者會上向日本政府喊話，希望政府的觀望態度不要給日本企業未來的基礎建設投資帶來負面影響。

　　運營機制和貸款標準需平衡

　　至於目前為何不參加，日本財政大臣麻生太郎給出的理由是：亞投行運營機制及貸款審查標準等尚不明確。

　　瑞穗綜合研究所亞洲調查部中國室室長伊藤信悟接受本報記者採訪表示，所謂運營機制，實質上是亞投行內部話語權分配的問題。按照目前公佈的亞投行章程，非亞洲國家的投票權總和預計為25%-30%，亞洲國家的投票權總和為70%-75%，其中中國因GDP總量龐大勢必佔據主導地位。中國所佔的投票權越大，對亞投行就越能起到主導作用，但同時其他國家得到的話語權相應會越少，參與亞投行的積極性也隨之下降，因此，如何合理地分配決策權，將是亞投行設立之初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是貸款審查標準。按照亞開行(ADB)的估算，2010年至2020年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資金需求約為8萬億美元，然而亞開行僅能提供每年100億美元的投資。除了資金面的不足外，亞開行較高的貸款審查標準被認為是限制投資額的一個主要因素。亞投行有望採取更為靈活的貸款審查制度，但也應當保持足夠的標準，如果投資因所在國戰亂或其他原因而無法收回，將會給亞投行及相關國家帶來損失。如何在風險和效率之間把握平衡，將考驗亞投行創始國的智慧。

　　亞投行助力“亞洲夢”

　　伊藤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中國基礎設施行業未來在國內市場獲利的空間將不如以往，在亞洲其他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面臨巨大需求的背景下，中國基礎設施企業將加快走向海外的步伐，亞投行可謂應運而生。

　　他還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提出要在亞洲地區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發展的“亞洲夢”，“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正是實現“亞洲夢”的具體實踐。因此，相信中國有足夠意願辦好亞投行，從經濟規劃、基礎建設、信貸投資等方面為亞洲的區域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對於外界擔憂亞投行和亞開行因功能存在重合導致惡性競爭，伊藤表示兩個金融機構各有特色，有望在多個領域開展合作。另外，目前中日在東南亞等地區均有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存在競爭的同時也有合作，如果把日方在技術方面的優勢和中方成本的優勢相結合，完全可以做到相互配合，合作開發亞洲基礎設施市場，共同為亞洲地區帶來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