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致力於新興市場研究以來，已經五年。在這五年時間裏，我走訪和調研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城市和農村，與這些國家的現任或前任主要領導人、政府部門官員、企業家、專家學者進行了許多很有意義的研討，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些國家都在發生快速而巨大的變化，經濟持續發展、社會不斷進步、民生逐步改善，因此我對這些國家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與希望。

　　基於這樣的感受，2014年有兩個重要數據引起了我的高度關注。

　　一是2014年10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佈的一份報告認為，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2014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IMF的報告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經濟規模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躍居全球第一。

　　二是IMF的研究報告同時提到，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七個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也有人稱之為“新G7”)的國內生産總值(GDP)總和為37.8萬億美元，超過了由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所組成的七國集團(G7)GDP的總和，即34.5萬億美元。

　　儘管對以PPP衡量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相比較更通用的以市場匯率去比較各國的GDP而言，仍然還存有爭議，但是這種計算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根據各國不同的價格水準計算出的貨幣之間的等值系數，以對各國的國內生産總值進行合理比較，可以更方便地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實際生活水準。如果不考慮短期內影響匯率波動的各種因素的話，從長期來看，匯率的走勢與購買力平價的趨勢基本趨同。《經濟學人》雜誌從1986年9月起推出的巨無霸指數(注：Big Mac Index，這個指數將麥當勞在各國分店中賣的巨無霸漢堡包的價格進行比較，用以測量兩種貨幣的匯率理論上是否合理，是一個非正式的經濟指數)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認同，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雖然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方法仍存爭議，但對於中國及新G7整體經濟實力的快速躍升，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學界對此亦有共識。上述IMF報告中提到的兩個數據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10年前，中國與日本的經濟體量完全是不可相比的，甚至可以説是不敢比。2000年，中國GDP為1.2萬億美元，日本為4.73萬億美元，中國僅為日本的四分之一強。然而不過10年的時間，2010年，中國首次以5.93萬億美元超過日本的5.5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中國GDP已達到10.4萬億美元，超過日本的5萬億美元左右的一倍多。因此，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結果儘管存有爭議，但其所反映的趨勢幾無爭議。正因如此，曾任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和美國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前不久公開表示，美國統治世界142年的歷史已經過去，從2015年開始世界將進入“中國世紀”。認同這一觀點的經濟學家應不在少數。

　　儘管如此，我們自己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距離真正意義上地超越美國，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首先，儘管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但以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GDP總量目前只相當於美國的大約60%，如果按照每人平均計算的話，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的中國目前的每人平均GDP不到美國的15%。

　　其次，經濟實力不等同於綜合實力，綜合實力的提升需要政治實力、軍事實力、文化實力的配合。中國整體的經濟實力上升比較快，這是硬實力，但軟實力還遠遠不夠。

　　第三，以美國為例。19世紀末美國GDP已經超過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但真正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頭號強國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事。以此來推算，美國即便在失去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之後，其影響力亦可能“慣性”地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事實上，目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仍然在美國，這種局面還將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

　　再工業化增強了美國目前的競爭力，長期看或難持續

　　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已擺脫了金融危機陰霾，復蘇到了一個比較好的狀態。我認為從目前往前看，5~8年時間內，美國經濟都有可能保持不錯的經濟增長勢頭，原因是奧巴馬的短期經濟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構成了這次復蘇的基礎。但這種改變的效用是短期的，對長期未必有效。

　　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啟動了美國歷史上第四次經濟大轉型。過去美國經濟曾經有過三次大轉型，分別是開始於19世紀中後期而完成于20世紀初期的從農業國轉型成為工業國並初步完成了其城市化過程的大轉型、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及其以後由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進入到適度政府干預的體制與制度轉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工業社會轉型為服務社會或稱為後工業化社會(即製造業和工業不再是經濟主體，而是進入服務經濟時代)的大轉型。 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奧巴馬總統從2009年開始實施第四次經濟大轉型——鼓勵儲蓄，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重振製造業，實現再工業化，同時大力促進出口.

　　從當前的情況看，政策效果不錯，製造業開始復蘇，經濟增長加速，就業機會增加，失業率不斷降低，通貨膨脹率也很低。也就是説，奧巴馬的再工業化通過重返製造業重新加強了美國經濟的競爭力，短期獲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長期看我認為不可持續。因為美國重返製造業、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美國目前的比較優勢並不在製造業，而且根據經濟發展的階段論特徵，美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應該不是大力發展製造業的階段。現在奧巴馬是通過政策優惠，吸引在外投資的美國企業回歸美國本土，但長期來看，資本家追逐的是盈利，短期內政策優惠紅利對其構成吸引力，但長期未必有效，美國本土很難持續滿足這種資本的要求。

　　當前，全球中端製造業的優勢主要在中國，低端製造業的優勢已經逐步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一些國家了。美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高端發展階段，雖然“再工業化”頂著“目標為高端製造業”的光環，但主要是為了解經濟衰退燃眉之急，事實上是通過政策優惠吸引不少中低端産業也回歸了美國，這是有違比較優勢戰略的，也不符合其所處的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因此，對奧巴馬的再工業化策略的長期效果，我保留懷疑的態度。

　　美國經濟短期內復蘇得這麼好，還有一個很直接的重要原因，那就是由於美國的“頁巖氣革命”大幅降低了其能源成本，擴展了製造業的盈利空間，加上美國的創新能力仍領先於其他國家，因此美國經濟復蘇的勢頭還將持續，譬如説在5~8年左右,美國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是可能仍然保持的。

　　歐洲的復興主要取決於其一體化前景

　　在當前美國經濟步入復蘇之際，歐洲仍是一篇哀鴻，希臘可能退出歐元區的風聲則一起再起。然而，從中期來看，也就是在未來10~20年的時間，我認為歐洲很有可能重新成為世界經濟的亮點。歐洲具有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完備的法律體系, 科技創新能力也很強，目前的問題主出在區域治理體制與制度方面：歐洲之內有個歐盟，歐盟內有個歐元區，許多參差不齊的國家整合在一起，國與國之間文化差異較大、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準不一、教育程度不一，但歐元區的國家使用同一種貨幣，但卻又執行著獨立的財政政策……以上種種，就導致了目前的混亂。

　　儘管頻發的歐債危機導致“歐盟解體”的憂慮不斷，但我認為歐盟不會解體，反而會加強。反觀歷史，歐洲國家就是在一次次的危機中走到一起並不斷增強聯繫的，可以説是危機造就了歐盟。二次世界大戰後，從煤鋼聯盟到關稅聯盟、防務聯盟再到貨幣聯盟，繼而到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銀行監管聯盟，目前又在討論和考慮實施財政聯盟的問題，歐洲就是這樣一步步走向一體化的。現在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和管理委員會“三駕馬車”的架構已經形成，歐洲倒退回分散狀態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整個歐盟聯合起來，才有可能繼續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最近幾年，我也多次與一些歐洲國家及歐盟的前政要討論歐盟的前景問題，他們都不認可後退的思路，而是努力推進歐盟一體化繼續向前發展。他們認為，倘若倒退回單個國家，其中任何一個國家連日本的項背都難望，更別論與中國和美國平等討論國際事務了。因此，他們堅定地認為，歐洲的出路在於進一步的聯合，而不是分散。歐洲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如果未來經過15~20的努力，促使突變發生，能夠將歐盟整合成為一個更具單一實體意義的統一體(其最高形式當然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共和國)的話，我認為其前景應該是不錯的。

　　目前有幾個重要問題解決起來難度比較大。

　　首先是歐盟擴容問題。隨著歐盟不斷擴大範圍，越來越多的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從而使目前已經存在的成員國與成員國之間的差距更大，這樣就需要通過歐盟統一的補貼政策將差距補齊。比如説，東歐國家多以農業經營為其主要經濟基礎，加入歐盟後，由於共同的農業政策，歐盟財政預算的相當大一部分都有用於這些國家的農業補貼上面，加上用於平衡區域差距的預算，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如何解決這一難題，目前沒有找到好的辦法。

　　其次，現在歐盟的體制癥結在於財政體制沒有統一。財政代表了一個國家政府的主權，統一起來難度很大。在選舉政治下，政客為了討好選民，一味地給予承諾，提高社會福利，像希臘等國以前的政府首腦那樣攢勁花錢，最後卻要由歐洲央行買單。所以，要解決歐盟成員國內部的財政問題，首先需要形成財政聯盟，而後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歐洲政府。現在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和管理委員會“三駕馬車”已經齊備，就差走出財政聯盟這關鍵的一步了。

　　最後是領導權問題。統一的“歐洲共和國”的形成，需要有強有力的領導國和領導人來推進。眾所週知，歐洲的經濟“領頭羊”是德國，加上德國人勤勞樸實，領導人低調務實，制度更加完善。在穩定歐元和救助歐元區債務危機的過程中，德國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由於眾所週知的歷史原因，對於由德國“牽頭”來進一步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歐洲其他國家又是很難以接受的，因此領導問題比較難以解決。

　　為什麼未來世界屬於新興市場？

　　儘管從短期、中期來看，老牌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歐洲都不乏亮點，但未來的世界將屬於新興市場，對此我毫不懷疑。

　　為什麼這麼説呢？這幾年，新興市場研究院參與了其合作夥伴美國新興市場論壇所主持的一系列研討活動，主要著眼于研討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這些研討所得出的基本結論是這樣的：至2050年，亞洲GDP總量將佔世界GDP總量的50%左右(《2050年的亞洲》，人民出版社)，非洲佔近10%的比重( Theodore Ahlers, Hiroshi Kato, Harinder S. Kohli, Callinsto Madavo, Anil Sood (editors), Africa 20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拉丁美洲有望達到15%(《2040年的拉丁美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這也意味著到2050年，亞非拉佔世界GDP總量的比例將達到70%或以上。而發達經濟體的比重則下降到只有30%左右，與現在的情況幾乎是倒了個兒。

　　同時，世界金融格局也在發生變化。中國一直致力於融入世界主流金融體系，但主流金融體系不願意接納中國。2010年12月15日，IMF最高決策機構理事會批准了關於IMF治理和份額改革的方案，按照這份改革方案，中國的份額將從3.996%大幅上升至6.390%，投票權將從3.806%升至6.068%，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躍升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額國。改革方案涉及修正IMF協定，需要佔總投票權85%的五分之三的成員國同意。但作為IMF最大股東、投票權佔17%的美國遲遲未能批准，導致這項改革至今仍然擱淺。無奈之下，中國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分別成立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還有2010年就開始做準備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也在建立自己的金融體系，且這一體系在世界上的權重，將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體量的提升而加重。

　　為什麼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總體上來説將會産生有利於新興市場發展的趨勢呢？

　　首先，發展中國傢具有天然的比較優勢、後發優勢。以非洲為例，其在要素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就非常明顯。再過30年，非洲將是全世界最年輕的洲。現在非洲人口是11億，再過30年是21億，70%都是年輕人，世界上沒有其他一個區域有這麼多具有活力的勞動力人口。同時，非洲地域廣、面積大，總面積3000萬平方公里，相當中國+美國+歐洲+印度這四大經濟體的國土面積總和。再則，非洲基礎差，基數低，這也意味著增長空間大。相較于老化的歐美發達經濟體，非洲更像光腳的、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其投資回報必然高於日漸衰老的老年人。只要有投資機會，外資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進去，這樣的勢頭在非洲已經體現得非常明顯了，歐洲資本、中國資本、美國資本，一輪一輪、前仆後繼地到非洲去，到最窮的地方去。最後一點，非洲的精英階層基本素質良好，在我走訪過的許多國家，部長及以上領導人基本都是歐美留學歸國的“海歸”，其中很多都有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任職的經歷。

　　第二個原因，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本、技術、産業、公司等，從而促使發展中國家經濟與發達經濟的一體化，進而一些過去為發達國家特有的經濟現象如工業化、城鎮化等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加上發展中國家可以在這些方面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加上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發展中國家在許多方面實現跨越式發展，在短時期內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成為可能。

　　第三個原因，後發國家中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群體崛起，比如説中國、印度的崛起，將帶動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十幾年前，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很難認同中國的發展方式，因為前者被歐洲殖民五六百年之久，後者有“美國的後院”之稱，受歐美的影響很深。但經過十幾年的觀察與合作，很多非洲和拉美政治家告訴我，他們現在開始真正地接受中國的發展模式了，因此一些由來自中國的、以企業名義主辦的經濟開發區目前在非洲蓬勃發展。不久前我訪問智利和阿根廷，發現當地許多政治家和企業家都很關心這樣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還將維持多久；二是中國從何時開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從外需驅動經濟增長轉型到內需驅動增長。他們之所以特別關心這兩個問題，是因為他們擔心中國經濟下滑，或是過快轉型到內需驅動增長的模式，對他們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會減弱。

　　鋻於此，我最近提出了一個基本觀點，即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可以沒有美國，但不能沒有中國，因為非洲和拉美與歐美發達經濟的差距較大，很難在同一層面上交流與對話；但這些地區與中國的差異較小，互補性很強，加上做事的方式、方法以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也很相似， 因此中國對他們的影響會更大。比如，非洲和拉美的基礎設施薄弱，中國對這些地區的輸出就以工程和勞務為主，這是美歐都無法做到的。如中國與非洲的戰略合作以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召開為標誌，不過開展了十幾年時間，已經在非洲市場上把美國遠遠地甩在了身後。拉美也將是如此，2000~2013年，美國佔拉美出口市場的比重從57.8%降至39.6%，同期中國佔拉美出口市場比重從1%升至9.7%；美國佔拉美進口市場的比重從48.7%降至30.7%，而中國佔比則從2%升至15.1%，根據拉美經濟委員會預測，到2020年，拉美向美國、歐盟和中國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將分別為28.4%、13.6%和19.3%，彼消此長，中國對拉美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所以非洲和拉美現在離不開中國，並且完全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中國與新興市場合作互補、互惠、互利

　　1978年，中國GDP在世界排名第15，改革開放高速發展30多年後，中國已是“坐二望一”。這樣的經濟奇跡令很多發展中國家羨羨，因為中國與他們的發展階段相同、所要做的事情也近似，這樣的發展經驗也正好可以為他們所借鑒。而中國也有這樣的社會責任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這些經驗。

　　目前包括北京師範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在內，我國已有九所大學展開了對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學生進行研究生培養，學員都是來自亞非拉各個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如現任衣索比亞總統穆拉圖·沃圖(Mulatu Teshome)是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博士，哈薩克總理卡裏姆·馬西莫夫(Karim Masimov)曾就讀于武漢大學法學院。他們將在中國學到的知識和經驗帶回到本國，成為雙方交流、分享與融合的橋梁。

　　非洲和拉美發展緩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歐美意識形態影響太深，這有歷史殖民的原因，也與他們中間部分政治家大多接受西方高等教育有關，因此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一上來就是“民主自由”，沒吃沒穿卻忙於每天開會搞選舉。我在與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交流時談到：中國的改革為什麼成功？很簡單，就是務實。沒有吃的就先把田分了，提高土地生産率，填飽肚子再説；沒有用的就發展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發展農村工業，等等。社會財富就這樣一點點積累起來了。我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不少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認同。

　　制約非洲發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非洲一體化程度很低，拉美也存在相同的問題。根據非盟2014年11月發佈的2013年《非洲一體化狀態報告》，非洲貨物和服務內部貿易量僅佔非洲貿易總量的12%，遠低於歐盟60%、北美40%和東盟30%的水準。而制約其內部貿易發展的重要一環是基礎設施基礎薄弱。比如在非洲很多國家的首都之間是不通航的，要從A國首都到B國首都，往往需要先從A國飛到巴黎，然後從巴黎飛往B國。這就給中國高鐵投資提供了廣闊的投資空間。因此，中國高鐵“走出去”不單是我國技術輸出的需要，也是幅員廣闊、地勢平坦的非洲以及拉美部分國家的現實需要。

　　2015年1月8日，中國-拉共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開幕，這標誌著中拉整體合作機制的啟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此前習近平主席2014年訪問拉美時，提出了構建中拉“1+3+6”合作新框架倡議。根據新框架，我認為中拉經濟合作應該至少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性：一是合作目標的一致性，即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二是合作對象的整體性，中國與作為一個整體的拉共體的33個國家進行經濟合作；三是合作內容的全面性，包括了三大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部門和六大經濟行業，共涉及到九個主要的經濟部門與行業，覆蓋面廣；四是合作措施的務實性，提出了許多具體的目標和具體措施，譬如説力爭10年內中拉貿易規模達到5000億美元，10年內中國對拉美投資存量達到2500億美元，中方將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額度從100億美元增至200億美元，中方向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提供100億美元的優惠性質貸款，全面啟動中拉合作基金並承諾出資50億美元等，都很具體，不是喊空話、大話；五是合作目的在於互利共贏，而不是僅僅為了單方面的利益；六是互補合作的深化性，指在以前基於原材料貿易基礎上的製造、服務等産業合作。總言之，要實現從舊框架向新框架的轉換，關鍵點在於要樹立通過中拉雙方的共同努力而“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思想。

　　目前雙方在貿易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近年來的GDP年均增長率不斷下滑，從2010年超過10%到2014年只有7%多，對拉美資源型産品出口到中國的需求有所減緩，造成價格下滑，對拉美資源型産品對中國出口形成了不利影響；二是從拉美方面來看，如果一味追求初級産品出口到中國的快速增長，不利於拉美國家長期的技術進步，不利於該地區的工業化發展；三是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沒有減少，近年來還有所增強。1995~2012年間，中國在WTO框架下遭受反傾銷措施的數量為664項，其中168項來自拉美，佔比25%。

　　基於目前雙方存在的問題，進一步的改革也需要從雙方同時進行。一是雙方都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以促進貿易結構的優化： 中國從投資拉動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變，私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步凸顯；拉美地區則需要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更加注重産業政策和吸引外資的作用。二是中國通過投資積極參與到拉美國家的再工業化進程中，既能夠避免貿易摩擦的麻煩，又能對貿易産生溢出效應。三是充分發掘中拉雙方服務貿易的潛力。四是通過促進亞太區域一體化發展，從而使拉美國家更多更深入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來。

　　中拉合作論壇為雙方解決矛盾和取得共識，建立了一個長效機制的對話平臺。它能讓中國認識到，要拓展投資貿易視野，不要一味地強調引進資源，製造後再出口，消化過剩産能，也可以更多地在原材料出産地建廠、生産、消化，一方面有利於中國的形象和聲譽，也有利於提高對方的工業化；同時也能讓拉美國家認識到，靠出口原材料是無法實現自身的工業化的，要讓來自中國的資本變成本國的戰略性投資，也需要在環保、勞工等政策上給與一定的配合。這樣才能實現雙方的互惠互利。

　　以他國之史為中國未來之鑒

　　當前，中國已經從一個曾經的資本匱乏國家，變成了資本凈輸出國家，2014年中國的非金融類對外投資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居全球第三。受益於國家體量大、人口多、迴旋餘地大，中國有條件在全球市場一方面與“精英俱樂部”國家在高端方面交流合作，一方面在中低端市場與新興國家攜手共進，全面發展，兩端受益。

　　在新興市場投資，面臨最大的一個問題是政策性風險較大，有些國家政權更替頻繁，外資只能避而遠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則得益於政治上的高度穩定，“維穩”客觀上就是維護好一個基本秩序，保障經濟的穩定運作。

　　不久前我訪問了阿根廷，身臨其境，感觸頗深。100年前的阿根廷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在最富的前十，超過美國、瑞士，已經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但今天的阿根廷卻不幸淪落在“國家破産”的邊緣。而這樣的悲劇命運在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並不鮮見。從實施進口替代戰略而大搞本土工業化到引進“華盛頓共識”而大搞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推進全面開放，外資大量進入攫取廉價資源，同時在低利率資金的誘惑下，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秘魯等拉美國家借入了大量以硬通貨計價的債務，至20世紀80年代陷入全面債務危機後，一蹶不振。長期以來，阿根廷政府在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之間作出政策選擇時缺乏平衡甚至走極端，導致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缺乏穩定性和長期性。幾番折騰，滿盤皆輸。阿根廷就是這樣一個經過100年努力“成功”地實現了從一個富餘國家到一個貧困國家轉型的典型案例。她的百年發展史對我國未來的發展極富警示作用，要時刻牢記。

　　與資源豐饒的拉美國家相比，我國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要嚴峻得多，能源、資源緊缺，環境問題突出，人口紅利消逝，即將進入“老年社會”，等等。在過去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之所以沒有遭遇到拉美式的危機，多拜選擇了謹慎市場化所賜。誠然，中國未來的出路必然在於深化改革和進一步開放，但仍然需要堅持漸進式路徑。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宜過速，金融市場開放亦需緩行穩進。因為當今世界的經濟規則仍然是由“發達國傢俱樂部”制訂的，他們在這個遊戲規則內經驗豐富、遊刃有餘，中國作為新丁，還需要一個充分的練兵過程。在這一點上，拉美給了我們足以警覺的前車之鑒。（來源：環球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