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漸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世界不再由單個國家所主宰，更為開放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多極化”的角力。在此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中國正以一種全新的力量改變這個世界。2014年，從金磚銀行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從絲路基金到歐亞高速運輸走廊，中國力量正塑造世界經濟新格局。

　　年逾花甲的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從未停止關注中國。

　　1993年，他從大洋彼岸的美國搬到中國北京，擔任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我觀察到中國最重要的變化，在於人們的思維和態度。人的思想變得更開放，很多方面更加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的巨大經濟和社會進步，讓許多中國人看起來更加自信。”

　　鮑泰利對上證報記者講這番話時，中國剛剛新批了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由貿易區，並將上海自貿區的面積擴展數倍。兩天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開始了亞歐之行，為新絲綢之路“開道”。某種程度上，鮑泰利所説的“中國思維和態度的變化”正是體現在這一連串大國策略的地理位移和佈局上。

　　地理不但決定人間際遇，還影響著世界秩序。2014年，從金磚銀行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從絲路基金到歐亞高速運輸走廊，中國力量正塑造世界經濟新格局。

　　重構秩序 中國率新興經濟體突圍

　　中國的增長故事牢牢吸引著人們的眼球。IMF和世界銀行在今年10月召開的年度會議，大致標誌著歷史性一刻的到來：IMF稱，中國2014年的GDP將達到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17.4萬億美元的産出，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史蒂芬·羅奇往來中國變得頻繁起來。不久便迎來經濟史上的大事件——亞洲金融危機。

　　那是謎一樣的時代。相伴而來的，是一場權力再分配。從危機出發，亞洲經濟體展開內部結構及儲備調整，世界範圍內開始談論“東方崛起”。

　　“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羅奇説，“無論是作為一個經濟體、一個區域和全球力量或是一個國家，它都變得更為成熟。中國從自己和其他國家的歷史中學到了很多，這种經歷便是成熟的本質。”

　　2007年，他出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一年後，金融危機再次席捲全球。

　　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到現在已屆六年，美聯儲也在10月底正式結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宣告“後危機時代”開始，世界經濟仍未完全擺脫危機陰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3%，遠低於此前預期，也低於危機前水準。

　　但中國的增長故事牢牢吸引著人們的眼球。IMF和世界銀行在今年10月召開的年度會議，大致標誌著歷史性一刻的到來：IMF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4年的GDP將達到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17.4萬億美元的産出。

　　英國金融時報注意到，自19世紀末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以來，這份榜單從未發生如此重大的改變。據IMF測算，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保持在7.4%的較高水準，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7.8%，仍然是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

　　作為一個先行指標，2014年新興經濟體的股市大放異彩。在彭博資訊所統計的所有93個世界主要股票指數中，按照美元計價調整後，中國的上證綜指今年以來回報率位列全球第一，高達45.87%，並且是全球唯一漲幅超過四成的主要股指。緊隨其後的分別是委內瑞拉IBC指數及巴基斯坦卡拉奇證交所KSE100指數，兩者漲幅均超三成。

　　“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全球重要性的經濟體。”鮑泰利表示，目前，中國已經深深融入全球經濟，在一些地區發揮全球領導作用完全必要，這會是它的新角色。

　　不過，這種變革並非是一家獨大，而是伴隨包容與合作。羅奇為目前的全球經濟形勢列出如下三個關鍵詞：全球化、再平衡和信任。他向上證報記者表示，“一個趨於整合的世界，有著對各自經濟結構作出調整的迫切需要，為了成功完成這項任務，不得不彼此依賴，由此獲得這些轉變帶來的集體利益。但這也需要更有包容性，需要面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

　　攜手鄰邦

　　中國構建互聯互通亞太生態圈

　　正如中國需要全球市場一樣，世界也需要中國作為應對挑戰的夥伴。對中國而言，如何協調不同的價值觀和市場是一種迥然不同的現實考驗。

　　地圖成為協調對外政策的一面鏡子。十八世紀加勒比海的砂糖生産與北非的貿易帶來了資本主義，明朝中後期，南美洲白銀通過海上航線被運往中國，令經濟全球化的輪廓更為清晰。

　　而在二十一世紀，這種突破地理空間的秩序讓跨地域合作更進一步。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部長級會議成為一大標誌性事件。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各國參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這是推動全球互聯互通的“中國模式”。

　　從中國內陸的工廠出發，卡車將商品運輸到深圳或上海等港口，然後裝船啟運，經過五周時間，繞過印度、穿過蘇伊士運河到達歐洲西部。但是，如果換乘“絲綢之路”列車，這一運輸時間便可以縮短至少一半。習近平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把中國絲綢、瓷器和玉器運到歐洲的古絲綢之路，起點就位於他的家鄉陜西。“我仿佛聽到了山間回蕩的聲聲駝鈴，看到了大漠飄飛的嫋嫋孤煙。”

　　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的“絲路基金”，則為“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産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援平臺。而今年10月，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21個國家在北京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成為資本輸出戰略性平臺，更好地承載“一帶一路”戰略。

　　“‘一帶一路’需要有中國的金融資源支援，具有長期全球意義。”鮑泰利説道，“我很遺憾美國決定不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從我個人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全球經濟大部分的未來及數十億人的福祉會因為絲綢之路項目的實施而受到影響。這是中國國際領導力的例證之一。”

　　北京APEC還決定在現有區域自貿安排基礎上，儘早建成亞太自貿區，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與此同時，中國也在國內構建自貿區、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等，將“帶”與“路”相連接，真正溝通起亞太經貿的迴圈鏈。在上海，作為亞太經合組織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示範口岸，亞太示範電子口岸網路正在醞釀之中。

　　“中國模式”為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了希望。二十國集團(G20)峰會通過的《布裏斯班行動計劃》，一致同意增加基礎設施投入。世界銀行最近通過其全球基礎設施基金，呼應中國的倡議。

　　至此，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互聯互通的宏偉藍圖初繪。德國之聲發表評論稱，自1991年以來，我們生活在一個在很大程度上由華盛頓決定的世界秩序中。“這次APEC峰會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從今往後，亞洲將自己解決問題，不再需要西方的參與。”

　　羅奇表示，“如果中國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融入更廣泛的全球經濟，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不會發生。不過，中國已經發現，這种經濟存在局限性。通過推出主要區域和全球一體化的新舉措，中國正在推動下一階段全球化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一帶一路’舉措對於進一步推動亞洲的泛地區發展而言至關重要。”

　　在亞太經合組織成立25週年之際，這個人口占世界40%、經濟總量佔世界57%、貿易總量佔世界48%的地域空間正在互相合作中擁抱全新的未來。

　　貨幣力量 人民幣爭鋒國際話語權

　　中國的崛起讓世界越來越不願意忍受美元計價體系帶來的不穩定性。但是，解決方案並不在於用人民幣取代美元，而在於強化世界唯一的全球貨幣——IMF的特別提款權的作用。

　　七十年前，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佈雷頓森林召開的一次聯合國會議首次確立了以外匯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多邊經濟制度，是為“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儘管該體系于1973年宣告結束，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已然確立。斗轉星移。如今，在金磚銀行成立、石油人民幣等崛起的背景下，全球貨幣體系正在發生巨變。

　　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介紹，佈雷頓森林會議帶來了三大體系，其中包括建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前身)和IMF兩大機構，前者致力於扶貧，後者扮演金融“消防隊”的角色，此外還有1948年正式生效的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前身)。

　　“雖然現在不能説金磚銀行會取代佈雷頓森林體系，但已經反映出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制定規則的主導權。”他對上證報記者説。

　　而在彭博經濟學家歐樂鷹看來，中國經濟外交戰略中的“兩手準備”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一種貨幣力量。

　　他對上證報記者説，“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的這幾年，我們看到了世界經濟運作方式的明顯重塑。G20及新興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中國似乎在經濟外交戰略上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它正在世界銀行和IMF等全球性機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亞洲大國和一個新興市場，它在區域內發展了一套獨特的貿易制度，並在投資和金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年7月，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創立不啻于一場金融格局地震。陸紅軍認為，一種“雙機構雙基金”的格局由此形成，即全球基礎設施中心、世界銀行新的全球基礎設施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絲路基金，下一步還將涌現更多的同類區域性金融(如海上絲路基金)機構。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稱，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機構反映出一個時代正逐漸遠去的現實。世界已經改變，基本上是越變越好，因為窮國與富國的差距越來越小。金磚銀行體現了這一點，它是未來的一個縮影。

　　與多元化金融體系相伴而來的，還有“特裏芬難題”。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裏芬提出：如果沒有別的儲備貨幣來補充或是取代美元，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必將崩潰。

　　有海外媒體評論稱，中國的崛起讓世界越來越不願意忍受美元計價體系帶來的不穩定性。但是，解決方案並不在於用人民幣取代美元，而在於強化世界唯一的全球貨幣——IMF的特別提款權的作用。

　　從這一邏輯起點出發，中國政府正在力推的人民幣國際化其實更大的好處在於分散單一美元計價體系的風險。這一努力包括與美元、澳元、紐西蘭元、英鎊和日元等多國貨幣建立清算安排，以及在中韓自貿區實現韓元和人民幣自由兌換等。

　　其中一項樞紐措施則是滬港通，它打通了中國與世界的金融脈絡，讓人民幣國際化真正打開窗口。此外，法國、德國、英國及新加坡等國已獲得了RQFII配額。

　　“石油人民幣”的崛起成為另一項重要進展。海外媒體近日披露稱，阿聯酋與中國將很快啟動35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阿聯酋將設立人民幣清算中心。這是一個月來第二個推進與中國進行本幣互換的中東産油國。這意味著人民幣在漸漸向“石油美元”的核心地帶——中東滲透，由此將帶來在全球化貿易體系中更高的地位。

　　數據顯示，自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目前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累計已突破16萬億元，海外人民幣資金存量預計已達2.6萬億元左右，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結算貨幣、第九大外匯交易貨幣。

　　資本“羽化” 中國製造借助産業資本出海

　　在漸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世界不再由單個國家所主宰，更為開放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多極化”的角力。在此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中國正以一種全新的力量改變這個世界。

　　全球貿易管理解決方案供應商Amber Road的中國區副總經理唐濤今年的工作相較往年變得更忙碌。伴隨各類自貿協定談判加速進行，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想要走出去。

　　“我們得到了更多客戶的諮詢。”唐濤對上證報記者説。

　　儘管從嚴格意義上講，中韓中澳自貿協定還未正式簽署，但有越來越多像Amber Road這樣的企業開始關心如何享受自貿協定帶來的益處，如何利用系統工具去分析可以應用到自貿協定的業務，以此來協同採購以及與其他部門進行內部準備和調整。

　　“過去中國企業的外貿，往往局限在中國工廠代工生産、中國口岸交貨；現在，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積極拓展全球的業務，包括發展貿易網點，開設在海外的工廠和辦事處。”唐濤説。

　　Amber Road的名字來源於古代歐洲著名的“琥珀之路”：西元前古希臘和羅馬的商人們，將琥珀運送到地中海諸國，由此帶來貿易的興盛。

　　經過世紀更疊，琥珀和香料等作為貿易主要貨物的時代一去不返，電腦等電子産品如今成為穿梭在貿易要道上的主流，這是中國産業結構調整的象徵，也締造著“中國製造”的未來。

　　如今，這種“未來”正以全新的形式出現：以石油天然氣為代表的能源貿易實現了資本與資源的互換。今年，中俄結束了長達10年的天然氣供氣談判，正式簽訂《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同》。兩國還簽署了西線天然氣管道供氣協議，積極商談油田大項目合作。

　　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在海外媒體撰文指出，這個世界並不存在奇跡，中國也在經歷這種漸進的階段轉換。提高生産力必將被賦予更大的權重，這對資本和勞動力的品質提出了許多要求。越來越多領域亟待資本密集型的投資。高鐵及基建等“中國製造”正在用這種産業資本與工業製造組合輸出的形式，活躍在世界貿易舞臺。

　　阿根廷政府曾從中國機械設備工程公司購買24.7億美元的鐵路設備，其中21億美元由國開行提供項目貸款融資。今年3月，在萊茵河畔的德國港口城市杜伊斯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三聲鑼響中迎接一趟貨運列車到站。這條“渝新歐”鐵路總長1.1萬公里，起點為中國西部城市重慶，這是連接中德兩國經濟的“新絲綢之路”。

　　四個月後，連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的高速鐵路二期工程順利實現通車。該鐵路工程的完工標誌著中國首次在海外參與建成了一條高速鐵路，其中也包括中方所提供的7.5億美元貸款。臨近歲末，中泰鐵路合作重啟、中歐陸海快線、中國企業簽下百億美元尼日利亞沿海鐵路大單，中國的産業資本輸出亮點頻頻。

　　“通過跨邊境修建公路和鐵路以及對亞洲港口進行升級，中國正將鄰國的繁榮與政府間關係綁在一起。”研究諮詢機構龍洲經訊資深亞洲研究員湯姆·米勒認為，“這是為了恢復中國在亞洲的核心地位。”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則在《大外交》一書中直言：世界新秩序，部分是過去的延伸，部分則毫無先例，它和它所取代的舊體制一樣，必須對下述三個問題提出答案：國際秩序的基本單位是什麼？它們互動的方式是什麼？它們互動，以什麼為目標？

　　答案也許不會很快揭曉。但在漸次浮出的新的世界秩序中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世界不再由單個國家所主宰，更為開放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多極化”的角力。在此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中國正以一種全新的力量改變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