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研究員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企業信用普遍下降、企業債務違約風險加大等都會促使金融機構選擇進一步縮減信貸、收窄債權風險敞口的策略。這樣一來，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必然更加突出。

　　劉迎秋認為，破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要深化包括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在內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完善金融體制機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為中小企業更好更快發展營造良好社會融資環境。同時，要著力解決金融資源分配不合理、面向中小企業的資金供需難於直接對接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還應考慮建立獎懲分明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企業自強不息、自主創新、主動發展。

　　從眼前情況看，要積極鼓勵大中型金融機構抓緊轉變經營觀念，開闢和拓展小額、便捷、靈活、多元的融資便利窗口和融資便利機制，加大銀行對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扶持和支援力度。另外，要積極規範發展企業債券融資市場，豐富適合於中小企業的融資融券品種，為中小企業債務融資提供必要支援。此外，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不僅需要考慮結構性降息，也不僅要有“定向降準”這一著，還要考慮進一步全面“降準”。

　　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有待加快

　　中國證券報：中小企業融資難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原因主要有哪些？

　　劉迎秋：中小企業融資難並不是我國獨有的現象，而是相當普遍的國際性難題。中小企業信用資質較弱，加上金融資本具有風險規避和追逐高利傾向，大型企業佔用較多的金融資源是市場經濟發展內在規律所使然。正因如此，中小企業融資難在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都廣泛存在。但在我國現階段，體制機制存在的眾多弊端致使中小企業融資難現象顯得尤為突出。

　　不可否認，中小企業信用資質較弱，是導致融資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知道，中小企業多屬於初創型的，企業規模小，效益不穩定，償債能力不強；一些中小企業自身治理機制不完善，抗風險能力較弱，經營風險較大；很多中小企業缺少可供抵押擔保的資産，難以獲得銀行授信；此外，中小企業依賴銀行貸款，融資渠道比較單一。總之，中小企業信用資質相對較弱，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小企業先天性融資難。而在現實生活中，個別中小企業出現的轉移優質資産、惡意抽逃資金、借殼經營甚至逃廢債務等失信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小企業整體形象、傷害了中小企業的應有融資能力。

　　一定要看到，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國經濟體制機制、特別是銀行體系和金融機制建設存在缺陷與不足。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社會對公有制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係存在認識誤區，民營經濟長期面臨理論歧視、思想歧視、政策歧視和門檻歧視等諸多歧視。在我國，大型企業多為國有企業，中小企業多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正是被這樣或那樣的歧視造成的。這就使國有企業佔用了過多的金融資源，從而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獲取金融資源形成了明顯的擠出效應。

　　比如，在銀行體系和金融機制建設方面。我國現行金融體系主要是與以大企業為主的國有經濟相配備的，缺乏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和機制。同時，我國信用擔保體系也不完善。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是世界各國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通行作法，是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重要手段。我國現有中小信用擔保機構並不少，但普遍存在擔保實力弱、資金來源單一且資金補償機制缺乏等問題，在支援中小企業融資方面發揮的作用還有很大提高空間。此外，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也有待加快，我國現有的股票和債券市場進入門檻較高，私募股權市場也有待進一步培育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

　　金融資源供給不足未發生實質性改變

　　中國證券報：中央政府和相關部門今年以來一直致力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次降息前也出臺了不少政策，應該説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融資成本下降主要惠及了體制內優勢企業，而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依舊十分突出。造成這一現象的癥結何在？

　　劉迎秋：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市場經濟獲得了很大發展，但到目前為止，金融資源仍然相對稀缺。説目前我國廣義貨幣(M2)存量規模已高到百萬億元以上，意味著我國金融資源不再稀缺，這種看法未必正確。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我國金融資源供給不足問題仍未發生實質性改變。M2存量較高與我國經濟市場化範圍和規模的持續擴大有關，是國民經濟活動從總量擴張為主轉向品質提升為主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對於這一現象採取過度反映的態度，脫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

　　今年年初以來，隨著經濟增長的持續放緩和融資成本的持續上升，儘管央行試圖通過運用多種手段盡可能釋放更多符合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流動性，引導市場利率和中長期貸款利率下調，但效果並不明顯。來自市場主體的基本反饋資訊是，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仍普遍感到信貸供給不足、資金需求仍難滿足，表現為M2增速仍持續低於市場預期，8至10月份連續三個月低於全年13%的預設增長目標。M1更是持續低於10%，10月份甚至降低至3.8%的歷史低位。如果考慮到凡是M1增長率低於M2的年份都是流動性不足、經濟處於衰退的年份，説今年市場流動性不寬鬆，當是毫無疑義的。

　　一方面是金融資源相對稀缺，另一方面是大量金融資源持續向國有部門和大型企業集中，是當前我國經濟運作面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挑戰。近兩年來，由於融資環境偏緊、企業經營環境改善遲緩，難免出現信用風險點狀爆發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民營企業首當其衝，信託市場、私募債市場等領域頻發信用違約，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機構投資風險偏好下降，結果又進一步強化了金融資源向各類國有經濟部門和非企業集中的傾向，中小民營企業融資必然變得更加困難。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較普遍存在預算軟約束傾向，它們的融資需求雖然同樣強烈，但向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明顯不足，常常是以較低的融資成本拿到資金，然後更多地將其投向關聯性信託公司或小貸公司。經過這樣一個迴圈，市場融資的成本必然進一步上升，從而又從另一個側面把本來就面臨資金緊缺挑戰的中小民營企業從融資市場中擠了出去。

　　融資難恐致“生力軍”變風險源

　　中國證券報：中小民營企業佔用較少的金融資源是否合理？

　　劉迎秋：按照“按貢獻分配原則”，中小民營企業雖然對我國稅收和就業分別做出了高達50%以上和85%以上的貢獻，但它們實際得到的金融資源始終很少。有統計説目前大型銀行給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可能佔到其貸款總量的20%以上，但就算此項統計準確，在金融資源佔用上也同樣是不符合“按貢獻分配原則”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實現了飛躍式發展，日益成為支撐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基本推動力量。無論是從民營企業的數量，還是從民營企業創造的GDP，或是從民營企業提供的稅收和就業等角度看，民營經濟都超過了國有經濟。今年國務院多次召開常務會議專門研究部署進一步扶持小微企業發展，強調小微企業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力軍、就業的主渠道、技術創新的重要源泉，表明政府對於充分發揮中小企業的經濟增長穩定器、新增就業吸納器作用是高度重視的。必須儘快改變中小企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大，但融資便利和規模卻始終偏重於大型國有和大型民營企業的現狀與格局。

　　中國證券報：如果中小企業融資難持續得不到緩解，可能造成什麼後果？

　　劉迎秋：中小企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中小企業發展持續放緩甚至更多中小企業生産經營陷入困境而無法擺脫，其結果必然傷及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金融風險防範。特別是在短期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比較突出、企業內部融資能力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如果外部融資環境仍然難於改善，那麼會發生局部性信用風險、甚至産生行業性或區域性信用風險蔓延等隱憂。

　　近年來，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企業信用普遍下降、企業債務違約風險加大、個別企業轉移資産、逃廢債務傾向上升，這些現象都會促使金融機構選擇進一步縮減信貸、收窄債權風險敞口的策略。這樣一來，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必然更加突出。

　　深化改革綜合施策 促進資金供需對接

　　中國證券報：面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在制度安排及宏觀政策等方面應該做出哪些調整？

　　劉迎秋：長期來看，一是從理論上和認識上進一步糾正對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各種歧視。二是下決心繼續大面積破除行政性壟斷為基礎的市場準入門檻限制，創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三是進一步反腐倡廉，堅決打破各種利益固化的藩籬。四是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對公益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實行國有國營，服務國家和社會發展根本利益；對自然壟斷領域則按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實行網運分開，“網”緊國有國營，“運”轉歸市場招標和市場化運營；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下決心全面推向市場，通過出資人制度管理，強化資本運營，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真正實現競爭性市場主體間無公私區分的平等進入、平等參與、平等競爭、平等交易、平等發展。最後一條，也是更具直接意義的一條，就是要進一步深化和加快推進金融體制機制改革。要進一步完善金融組織體系、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快民營銀行審批和發展步伐，加強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當前，大力發展小微金融機構正當其時，包括積極發展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社區銀行等。可考慮在銀監會審批五家民營商業銀行基礎上，對各省、市、縣分級授權審批監管若干區域性中小銀行，充分發揮其服務本地區中小微企業、服務“三農”的優勢。

　　從眼前情況看，還是要積極鼓勵大中型金融機構抓緊轉變經營觀念，開闢和拓展小額、便捷、靈活、多元的融資便利窗口和融資便利機制，加大銀行對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扶持和支援力度。另外，就是要積極規範發展企業債券融資市場，豐富適合中小企業的融資融券品種，為中小企業債務融資提供必要支援。再就是，在積極發展新三板股權融資市場的同時，積極培育和發展私募股權市場，建立健全配套措施、完善管理辦法，充分發掘個人、企業、機構的投資潛力。

　　中國證券報：當前如何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

　　劉迎秋：今年11月22日起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政策的出臺，是有助於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的。但是，如前所述，由於體制機制和市場結構的原因，降息後形成的新增流動性能否最終流入中小企業，可能還需要打問號。因此，為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不僅需要考慮結構性降息，也不僅要有“定向降準”這一著，還要考慮進一步全面“降準”。

　　降準有助於更好解決資金供給層面的問題，有助於市場有效提供低成本資金。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低成本資金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外匯(資)流入，二是央行基礎貨幣投放。隨著國際市場結構的調整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通過對衝外匯佔款投放基礎貨幣機製作用在下降，在這種背景下，著手考慮重啟降準機制，對於調節國內貨幣市場供給已經提到了日程。今年以來，雖然央行多次進行定向降準、再貸款、再貼現、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等手段釋放流動性探索，但成效不夠大，企業仍然感到資金緊張，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在基礎貨幣投放上要有新動作。要使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協調，積極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求，創新宏觀調控，提高貨幣政策有效配置經濟資源的功能。

　　劉迎秋 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兼理事長，國家二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級突貢專家，第四屆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中華全國工商聯參政議政委員、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空港城市發展委員會會長，中國中小企業協會特邀副會長。2014年7月，參加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專家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