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今年，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的供給側改革戲份越來越重。日前，作為經濟領域改革的核心智囊，身兼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劉鶴直指當前財稅、金融等領域改革存在的空轉弊病，並表示要對於已進行的改革定期“回頭看”，對於正在制定的改革要提高方案品質，確保改革不空轉、不走樣。在業內看來，改革“上熱下冷”的現狀還需進一步理清央地之間的關係，合理分配財權、事權，改革才能提速。

　　地方改革空轉苗頭正起

　　在劉鶴看來，改革不僅要有高品質的方案做保障，監督和落實同樣也需狠抓。他強調，要選取部分重點改革開展專項督查，定期“回頭看”，確保改革落到實處、不空轉、不走形變樣。

　　劉鶴口中的“空轉”正是目前許多領域改革遲遲無法落地的癥結所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總體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涉及15個領域、330多項較大的改革舉措。但改革講究的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在頂層設計文件頻頻出臺的背後，地方究竟又能落實到幾分？

　　曾有報道稱，我國某市改革辦2015年共制定出臺各類改革文件200件，其中貫徹中央、省部署出臺的文件超過80%，剩餘不足20%為具有本地區特色的改革文件。據此推算，該地幾乎每一天半就要制定出臺一份改革文件。而與此同時，更多地方只是將上級文件中的主語更換成“本地”、“我市”，改革可謂形同虛設。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今年2月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上就坦言，他十分擔憂供給側改革走上老路。“領導部門忙著發文件，下級部門忙著學文件，這樣就造成了改革空轉，改革也就成為了修辭。”吳敬璉説。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也于近日直指改革空轉弊病，在他看來，上一個文件還沒有消化，新的文件又來了，何談執行和落地。

　　財稅、金融成改革空轉重災區

　　在改革進程中，改革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和對難度預估的不準確，也常常是導致改革成為一紙“空頭支票”的重要因素，類似的問題在財稅改革、國企改革、金融改革等領域屢見不鮮。

　　一位財稅人士就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營改增的目的是希望企業能夠通過層層抵扣來避免重復徵稅，減輕稅收壓力，但由於各行各業情況不盡相同，改革面臨的難點也不一致，在實際問題面前，原本的政策很可能就失去了指導意義，改革推進的步伐也就不得不減緩。

　　劉尚希也認為，預定將在“十二五”期間完成的營改增沒有如期完成，正是因為剩餘四大行業本就是營改增過程中的“重頭戲”和“硬骨頭”。營改增向後推遲，也就意味著曾經下發的一系列文件都將無效作廢，政府必須制定出臺一套新的改革文件來支撐營改增，這就在無形之中就造成了改革空轉。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金融領域。長期以來，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中小企業發展的痛點，但銀行往往因為資金流轉的安全性以及成本、回報等方面的考量，更願意放款給大型企業，中小企業普遍面臨著“惜貸”的難題。雖然國家頻頻出臺政策和意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景宇表示，雖然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並不能完全算在改革空轉的頭上，但改革就意味著利益的重新分配，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經常會涉及到利益結構調整，這對於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來説並不是好消息，因此政策往往會在落實過程中被擱淺、空轉，沒法發揮全部效用。

　　理清央地關係 刺激改革動力

　　面對特殊階段背景下的改革，劉鶴也強調，要根據形勢變化準確把握改革的時機、力度和節奏。此外，還要著力提高改革方案的品質，堅持問題導向，增強改革舉措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確保時間進度要求，能往前排的任務要儘量往前排，上半年要及時出手，下半年要及時出臺。”劉鶴説。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長王軍也表示，在經濟不斷下行且還要為改革讓路的前提下，改革必須要加快進度，凸顯成效，改革空轉自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他看來，頂層設計在基層頻頻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個地方或機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激勵和約束制度，政策執行者面對改革往往缺乏動力或害怕擔責。另外，王軍還認為，各地應重新樹立對幹部和政策執行者的考核標準，除了GDP、項目投資等傳統指標外，政策閱讀能力、執行能力等也應被納入標準。

　　孫景宇則認為，改革空轉出現的根源還是在於國家治理體系沒有完全理順，頂層設計在操作中往往是因為中央與地方在財權、事權方面的不對等而不了了之。在他看來，解決改革空轉問題沒有“靈丹妙藥”，但基本的方向和思路就是要理順中央和地方在財權和事權方面的分配。“給地方改革任務的同時也要賦予地方相應的財力和其他權力，另外，那些適合由中央出面進行的改革不要下放至地方。這樣一來，地方在面對改革時既有錢也有權，相應的，積極性也會被調動起來。”孫景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