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要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

　　而目前的京津冀，有的是沃土，有的是貧地，無論是經濟、交通、産業，還是基礎設施、民生保障，都與協同發展的要求存在著一些不合拍的地方。

　　如何破解難題？

　　11月26日，在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上，來自三省市的領導同臺對話。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表示，北京要“自覺主動地瘦身健體”；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區委書記、區長宗國英指出，天津的發展機遇在於“錯位融合、優勢互補”；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最實在，他説，“需要河北扮演什麼角色，我們就演好什麼角色”。

　　三省市“各就各位”，根據自然資源、區位條件、經濟基礎、市場導向，謀劃和營造具有本地特色、與相鄰區域互補共融的經濟結構和産業類型，當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破題之策。

　　“經濟斷崖”：

　　河北每平方公里年産出不足北京1/10

　　天津白領李盼冬的老家在河北邯鄲，每次回老家的交通問題都讓她頗為糾結：“K字頭”火車直達，需要七八個小時；高鐵快，但天津到邯鄲沒通高鐵，只能先到北京，在北京南站坐地鐵到西站，再坐高鐵到邯鄲，“大包小包地奔波”，4小時到家。

　　“啥時候才能不上北京轉車呢？”李盼冬頗為期待。

　　不只李盼冬有這樣的困擾。事實上，從河北省會石家莊到省內的唐山、秦皇島等地，以及到天津，乘高鐵都需經北京轉机。不僅高鐵，公路交通也是類似狀況，可謂“條條大路經北京”，三地間互聯互通程度很低。

　　據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介紹，京冀之間還存在一些“斷頭路”，“現在還有20多條高速路和省級幹道沒有打通”。

　　交通狀況只是一個縮影，京津冀現狀與協同發展的不合拍重點表現在，經濟發展水準的巨大差異。

　　據楊崇勇介紹，河北省每人平均GDP為38716元，不足北京、天津的一半；每人平均財政收入僅為北京、天津的1/5左右。此外，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也都存在較大的差距。

　　河北的胸膛裏跳動著北京、天津兩顆強勁的心臟，而河北自身這個軀幹卻是瘦弱的。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指出，三地間存在“經濟斷崖”：北京每平方公里每年産出是1.73萬元，天津為1.2萬元，而河北僅為1500元。

　　就好像窮親戚和富親戚之間難言生意經，經濟發展水準差異大，導致三地之間經濟聯繫鬆散，産業合理轉移、協同發展的難度也很大。

　　“從上海到蘇南，産業轉移很順暢，而北京、天津轉移到河北就很不順，為什麼？因為前者是個緩坡，推車順著這個緩坡就推下去了，而且速度會越來越快。如果是一個懸崖，推個車，那就掉下去了。北京和河北之間存在著這個懸崖。讓企業轉移過去，企業不願意。讓北京的居民轉移過去，居民也不情願。”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説。

　　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楊崇勇表示，北京的科技企業，科技成果只有1%往河北轉移，50%是轉移到了江浙和廣東。

　　京津冀三地之所以沒有緊密的經濟合作，其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肖金成認為，根本原因在於行政阻隔。“中國官員信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由於GDP政績觀作祟，三地各自為政，只考慮當地發展。都希望通過一體化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利益，且不願意把自己的財政收入分配出去。”

　　“以天津鹼廠為例，過去天津鹼廠所需原鹽來自長蘆鹽場，但如今鹽場的大部分已改為建設用地。我多次提出天津鹼廠在天津已經沒有優勢，可以搬遷到河北或者山東等地，最起碼搬到大港區。但鹼廠所在的塘沽區不願意其搬離塘沽，天津市更不願意其搬離天津。”肖金成説。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直言不諱：“屁股指揮腦袋，這是批評領導的一句話。但仔細想一想，屁股就是要指揮腦袋呀，我是這個省的省長，我不為我這個省著想，我怎能去為人家的省著想？京津冀三地，要沒有中央層面來做規劃，兩市一省，你怎麼好去規劃別人省市？”

　　各就各位：

　　北京“瘦身強體”、天津“錯位融合”、河北“承接中升級”

　　多位政界、學界人士指出，行政壁壘造成的優質要素資源在區域內流動不暢，三地各自為戰，缺乏協同，是阻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主要問題。

　　而日前公佈成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使京津冀協同發展正式進入一個新的快速發展階段。三地被當作一盤棋，由最高決策層來統籌考慮。

　　今年2月，習近平強調，要著力加強頂層設計，明確三地功能定位、産業分工、城市佈局、設施配套、綜合交通體系等重大問題，並從財政政策、投資政策、項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體措施。

　　陳昌智認為，北京應主動“瘦身”，積極調整疏解轉移一部分功能，發揮好科技、人才、國際交往的優勢，提高新技術的研發能力和水準，構建“高精尖”的經濟結構。具體來看，肖金成提出，首先是工業，其次是批發業和物流業，都可以轉移出去。

　　對於河北，楊崇勇的定位是成為“北京、天津創新成果轉化和産業化的基地”。對於傳統産業，楊崇勇坦言迫切希望借力京津冀協同發展，加快轉型升級，把河北打造成國家新型工業化基地。

　　“我今年去了河北調研，我認為在解決産能過剩的問題上，河北省是真的下功夫了，關停並轉的力度之大是其他省份所沒有的。最可貴的是，不在乎GDP一時半會兒的得失。”陳昌智表示，雖然河北省今年有的季度GDP排名倒數第一、倒數第二，但這種觀念的轉變非常難能可貴。

　　作為經濟上可與北京比肩的“兄弟”，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區委書記、區長宗國英錶示，天津的定位在於與北京“錯位融合、優勢互補”。

　　在肖金成看來，天津市要建設具有更多自主智慧財産權和品牌的現代製造業基地，重點發展電子資訊産業、化工産業、面向國際市場的中高檔轎車和具有自主品牌的環保經濟型轎車、石油鋼管和裝備製造、現代醫藥産業基地。從長期來看，應把單純制鹽、純鹼、鋼鐵、一般機械製造和一般化工轉移出去。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河北省各市也在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衡水是農業大市，每人平均糧棉油的産量均居河北省第一，還擁有國家級濕地和鳥類自然保護區。衡水市委書記李謙表示，衡水正在成為京津的生態腹地、綠色農産品供應基地。“今年以來，與北京、天津洽談項目94項，總投資996億元。北京維克多服裝以及軌道交通設備等55個項目已經開工建設，完成投資107億元。” 李謙説。

　　分別從東北、西北緊鄰北京的承德市、張家口市也均已提出，要打造“衛星城”，為北京疏解部分城市功能提供支撐。

　　協同發展：

　　交通一體化是先行領域，産業融合是實體內容，生態環境是當務之急

　　長期以來，生態環境建設是京津冀發展的一塊短板，是最大的瓶頸。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透露：全國十大污染城市中，京津冀地區的城市佔到了一半以上。

　　陳昌智談到，環境污染治理，任何一地都不可能獨善其身。“APEC會議期間，我們已經感受到了大氣污染區域協同治理的好處。因此，三地應緊密攜手，加強在能源結構調整、淘汰落後産能、化解過剩産能、機動車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合作，建立大氣污染水污染聯防聯控機制，共同構築起區域生態環境安全防護體系。”

　　交通一體化在功能疏解、協同發展方面，無疑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今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交通一體化作為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先行領域，加快構建三地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聯互通綜合交通網路。

　　北京市交通委員會主任周正宇透露，今年4月，三地交通部門成立了協調小組，其下有規劃政策組、工程組、港口組、交通運輸組。“我們非常重視交通的一張圖，但不能把三地的交通規劃疊加，變成一張圖，而是要結合新的城市規劃，結合人口分佈、城市功能來構建交通的一張圖。”周正宇説。

　　産業的合理分工和融合，毫無疑問是三地協同發展的重要實體內容。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不約而同地談道，産業一體化、合理分工和融合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實體內容和關鍵支撐。

　　“在項目佈局上，北京應該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主動加強在京津冀範圍內進行産業鏈佈局的力度。”北京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主任張伯旭談道。

　　而中關村管委會主任郭洪強調，“協同發展不是簡單的産業轉移，不是説北京不要的轉移到河北、轉移到天津，而是要形成協同創新，共同把創新這篇文章做好，把新興産業蛋糕做大。”

　　共建共用：

　　利益分配是關鍵

　　在陳昌智看來，京津冀協同發展，最難的是怎麼處理好全局發展和自身省市的發展。“這裡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處理好利益分配，要有舍有得。如果大家都從自身的角度考慮問題，只想保住自己的蛋糕，轉移矛盾和問題，推進協同發展就會落空。”陳昌智説。

　　楊崇勇坦言，為保京津冀生態環境，“河北進入了20多年來最困難的時期”。河北下決心對污染較重、耗能較高的生産企業實施關停並轉。前三季度河北省的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了12.7%，與此同時，河北經濟發展也“傷筋動骨”。“前三季度河北GDP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在全國都排在倒數第三位，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楊崇勇説。

　　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建國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核心是共利，互利共用地發展。京津冀以水資源、生態為核心的補償機制和市場化配置方案必須加快設計。

　　而對於北京、天津來説，也更關心三地協作中的分利機制。京、津企業到河北去投資辦園區、建工廠，利益怎麼分配？

　　中關村海淀園秦皇島分園的經驗也許值得研究。去年11月，河北省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與北京中關村海淀園達成共建中關村海淀園秦皇島分園的協議。目前在收益分配上，海澱區、秦皇島市、入園企業三方已經達成“442”的利益共用模式。據北京海澱區副區長、海淀園管委會主任孟景偉介紹，海澱區的企業在秦皇島落地發展，實現的地方財政收入，海澱區、秦皇島市將各得40%，另外20%建立産業基金扶持企業的發展。

　　京津冀協同發展在財稅體制方面的改革，有望更進一步。10月29日，京津冀三地的國稅、地稅部門在廊坊市固安縣簽署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稅收合作框架協議》，達成了建立京津冀稅收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建立京津冀區域稅收協調製、建立專題工作小組、舉辦稅收協作會議等多項合作機制。

　　除了財政稅收的共用制度，對於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工經所原所長金碚還有個更為大膽的建議——對三地政府政績考核實行聯評制度。“把三地政府看成是一個聯隊，在經濟發展、環境生態、公共服務等方面賦予一定的政績連帶責任。讓三地政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解決協同發展的真誠性的問題。”金碚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