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浙江省寧波市通過制度設計與政策引領，在全國率先導入PPP模式，嘗試政府購買環境服務，吸引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城市內河污染的整治養護。專家認為，面對未來我國嚴峻的水資源壓力和水環境治理的迫切需求，寧波經驗具有很高的複製推廣價值。

　　擺脫政府大包大攬的路徑依賴

　　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簡寫，中文直譯為公私合夥制，簡言之就是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為提供公共産品而建立的夥伴關係。

　　寧波市現有內河165條，總長186公里，水域面積405萬平方米，城內河道縱橫，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城。“但在城市快速發展中內河污染也日趨嚴重。”寧波市委副書記、市長盧子躍説，早在上世紀末，寧波市即對城區內河進行系統治理，從2009年起，寧波市又實施了為期3年的新一輪內河整治。但是工程結束後，由於管養單位對污染變化情況缺乏專業的技術能力，一些河段又出現污染反彈狀況。事實表明，重建設輕養護的傳統辦法是不行的，我們必須創新理念，建立長效機制，鞏固河道整治成果。

　　“有一種觀點認為，內河整治，只要向先進國家學習，加強納管截污就成了。”中科院南京湖泊研究所黃漪平教授説，但中國有其特殊情況，由於大多城市地下管線老化，政府財力有限，難以徹底更新。同時，在實際使用中，市政建設管理未能到位，不少居民生活污水流入截雨管，使納管截污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城市內河治理中，採取納管截污與水體修復並重，以水質和水生態為中心，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是適應中國國情的一個理性選擇。

　　“通過深入調研，我們認為，內河污染治理和養護，前期投入大、專業性強、不可預測風險高、不能僅靠政府一家大包大攬。”寧波市副秘書長、市城管局長李謙説。為此，寧波借鑒近年來國外興起的PPP模式，引入政府購買水環境服務的理念，動員社會力量加盟，來共同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據介紹，從2011年起，寧波市通過PPP模式進行內河水質養護提升工程試點，積累了初步的經驗和成果。在此基礎上，去年上半年，寧波市推出38條河道，共計82萬平方米水域，以政府購買水質養護提升服務的模式面向全國公開招標，最終有3家企業入圍。寧波市內河管理處副處長李彬説，我們提出通過3年養護，要實現“一升一降三無”的目標：即水質透明度明顯提高，綜合污染指數(C PI)逐年下降。水體無色、無異味、無雜質。同時逐步恢復河道自身生態系統，提升河道自凈能力。

　　寧波市按行政區劃將內河分為海曙、江東、江北3個標段，確定河道養護價平均每年每平方米25元，82萬平 方 米 每 年 政 府 需 支 付 總 費 用 為2050萬元。李彬説，根據PPP模式的要求，前期所有資金、設備及人員管理費用的投入，全部由企業墊付。與此同時，政府引入獨立第三方檢測公司，在養護河道設置相應的監測點，定期採集水樣向業主報告，若未達到標準，內河處即予以扣罰費用。

　　以成敗論英雄倒逼企業出“絕招”

　　寧波市“五水共治”辦公室主任何國強説，寧波這一招，實際上是在魚龍混雜的水務行業豎起一道高門檻，只有既有較強資金實力、又有過硬治水技術的企業才敢來“揭榜”。而且我們還明確規定，在治水中只允許採用生態友好技術，不允許使用絮凝劑等化學手段，以免帶來不確定的風險和後遺症。“寧波PPP倒逼機制迫使企業使出‘絕招’。”知名治水專家、華東師範大學陳邦林教授説，寧波內河水質長效工程規模並不很大卻集合了一系列國內外先進甚至頂尖的治水理念和技術。如擁有我國自主産權的微奈米氣液分散技術，是國內首次成規模投入寧波內河治理中，對重污染水域的除臭轉清和水體長效修復尤為有效。

　　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國家重點實驗室崔傑博士認為，治水的關鍵是三分技術七分管理，只有科學管理持之以恒，才能實現水質養護的長期穩定。在海曙區北斗河邊，負責這一帶水質檢測的南京金禾水環境公司工程師王曉告訴記者，按規定，第三方檢測公司是每月取樣一次，而企業自我加壓，每週一次取水化驗，遇到水質變化敏感時期，則隔天取樣化驗。“我們還有一個12人的養護隊，每天都要乘坐小船或竹筏，將所有河面巡視一次，出現問題及時解決。”

　　“PPP模式既給企業帶來了風險和壓力，也激發了企業動力。”浙江天韻生態環境有限公司董事長任紅星説。經測算，水質養護工程前幾年只能是微利保本，甚至還可能出現一些虧損，但企業看重的是長期效益。如去年底，天韻公司養護的部分河段指標出現浮動，被罰了款，我們立即採取措施，讓水質穩定下來“這樣做，短期內企業雖然出現了虧損，但從長遠看卻為企業贏得了信譽。”

　　PPP治污模式可推廣可複製

　　“寧波PPP水質養護提升工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寧波市內河管理處處長徐偉説，我們投入試點和首期治污養護的河道，都是市內污染最嚴重的一些水域，以往附近居民對這些河道的投訴每年都在20次以上，自PPP模式實施以來，至今投訴為零。從數據上分析，按合同規定，綜合污染指數(CPI)要求每年下降幅度為15%，而實際檢測結果是，所有河道下降率都在20%以上，最高的可達40%，水體透明度平均提升也在15%以上。

　　徐偉説，更重要的是，在PPP探索的過程中，我們走出了一條城市內河治污的可行性路徑，政府擺脫了以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尷尬角色。據測算，如果這些項目由政府自己來做，至少要增加30%以上的費用，並且還要承當不確定風險。此外，由於參與企業都是專業性公司，技術能力較強，能夠有效應對水質突發事件。今年初，因排污井污水倒灌，海曙區勝豐河突然出現水質變化，我們立即佈置相關公司採取應急措施，僅用3天時間便恢復正常。

　　“但現在我們也面臨一些問題和困難。”徐偉説，首先，河道是一個開放的區域，水質變化受周邊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大，但現在由於行政條塊分割，都實施河道包乾，這不利於內河流域的整體治理；其次，PPP政府購買環境服務模式是新生事物，一些人對此不太了解，認為政府是在浪費錢財，這就需要輿論引導和社會各界的支援。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傅濤教授説，PPP模式具有節省費用、促進投資多元化、合理分擔風險、推動政府職能轉換等諸多優點。在發達國家，PPP是一種成熟的模式已廣泛應用於基礎設施或非盈利項目的建設，如監獄、學校、污水處理廠等。目前在我國，PPP尚處在摸索起步階段。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已把寧波模式作為重要課題進行全程跟蹤，從近年來的實踐看，寧波的摸索無疑是成功的。

　　傅濤説，未來若干年內，環保治污將是我國的一個大産業，僅污水治理一項即高達6萬億元之巨，而其中20%以上可以採用PPP模式。此外，PPP還可以伸延到工業和生活污水治理，毒土壤治理，廢氣排放治理等，推廣前景十分廣闊。

　　“但推廣PPP政府購買環境服務模式也需要科學論證，有序推進。”傅濤説，一是政府要轉型放權，學會平等協商，尊重合作夥伴；二是政府要講信譽。嚴格依法辦事，不能贏吃輸賴；三是要雙方建立責任可控體系，要能夠通過數字化的管理與考核，明確雙方的責任邊界。對於這些問題，寧波模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值得國家有關部門作進一步的跟進與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