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是‘以法制國’，而非‘依法治國’，所以關係和個人勢力範圍是最重要的。”

　　“在中國，獲得許可證和批准的藝術就在於告訴政府它想聽到的一切，而在獲得允許後就可以為所欲為。在中國，你總可以繞著體制走。”

　　“他唯一害怕的政府官員就是那些沒有‘愛好’的人——無論女孩還是錢。”

　　“在外國人眼裏通常認為是利益衝突的事，中國人認為它是競爭優勢。”

　　……

　　這些是《華爾街日版》前駐中國首席記者麥格雷戈2005年出版的暢銷書《十億消費者》總結出的數十條“來自中國商戰第一線經驗”中的幾條。

　　該書被很多業內人士批評為“誇大其詞”、“帶有敵意”、“充滿偏見”，但出版後的幾年紅極一時，一度被不少想來中國市場“淘金”的外企奉為在華經商辦事的“聖經”。

　　然而，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體系的健全，這些曾被奉若神明的金科玉律最近幾年卻變得越來越不管用了，甚至還誤人子弟，儼然成了“神話”。

　　有網友戲稱，世界500強企業英國公司葛蘭素史克可能正是長期受到這些“經驗”的熏陶才誤入歧途，觸犯中國法律並站上中國法庭被告席的。一個月前，該公司因以行賄方式擴大藥品銷量、謀取巨大非法收益，被中國法院處以30億元人民幣的罰款。

　　走後門、拉關係、鑽空子、潛規則……一些“不明真相”的外企對於中國經營環境的認識沒有與時俱進。從這個所謂“商戰寶典”出爐的2005年到今天，中國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隨著依法治國的強化得到了極大的鞏固。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要求;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一些外企高管私下表示，中國市場已然不是曾經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外企的法外之地。

　　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是中共首次在中央全會上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國執政者將法治建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據多位來自中國知名智庫的學者介紹，四中全會將見證依法治國升級版的誕生，作為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經濟將得到進一步明確。

　　在很多專家眼中，法治經濟的目標就是用法治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法治規範，為包括外企在內的所有企業創造公平、透明、開放的市場環境。

　　一年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對此指明瞭方向，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四中全會將為這一原則將穿上“法治的鎧甲”。

　　葛蘭素史克案件的發生，關係、勢力、女孩、錢，這些腐敗工具之所以有時能夠獲得資源配置優先權，原因之一就是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在某些環節和領域甚至還很肥沃。

　　中共掀起了力度空前的反腐風暴。十八大以來，已有50多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落馬。觀察家認為，四中全會的重要任務就是用法治的辦法使反腐制度化，祛除腐敗的土壤。

　　屆時，那些不屑于、不善於“搞關係”的企業，尤其是水土不服的外企，將不會再在同等甚至更優條件下眼看著商業機會花落人家，“利益衝突”將不再是競爭優勢。

　　除了腐敗不再管用、腐敗必得嚴懲之外，外企將獲得的另一重大利好是簡政放權和負面清單有望以法律的形式得到進一步明確。前者將減少暗箱操作、降低商業成本、提高經營效率;後者則意味著，像國內民營資本一樣，外資在中國可以用備案制的方式，投資法律明令禁止項目之外的所有領域。

　　一年多來，國務院已先後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約佔改革前行政審批項目總數的三分之一。負面清單模式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一個意義重大的舉動就是，前不久國家在7個省市放開外資獨資醫院的投資，中國醫療市場向外資敞開大門。

　　在中國擁有最多審批權力的部門國家發改委擔任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的張燕生，用“脫胎換骨”一詞來形容他所服務的機構。他説，四中全會後，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有望以法的形式得以明確，簡政放權將觸及更多更實的審批權力，負面清單也將變成一個常規性的制度。

　　法治經濟在中國的強化對外企來説也並不全是“好消息”，它們也許不能再像麥格雷戈先生所説的那樣“繞著體制走”了。除了捲入腐敗的企業之外，有壟斷之嫌的跨國公司的日子也不會好過，近期被調查的微軟、高通、賓士等跨國公司就是例子。

　　張燕生説，作為中國市場上的“優等生”，在即將迎來法治經濟建設所帶來的種種利好的同時，外企也應為中國企業做好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