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鬧的農村婚禮背後，也許就有沉重的彩禮負擔。 霍艷恩攝

　　在冀中冀南等多地，農村婚禮也在變得越來越“豪華氣派”。本報記者 趙永輝攝

　　萬張5元、千張百元及一塊翡翠寓意“萬紫千紅一點綠”；訂婚時男方給女方一萬一千元名曰“萬里挑一”；“新三金”意指三斤百元人民幣，約14萬元……最近，記者在我省各地農村走訪發現，如今，關於彩禮的新説法層出不窮，同時，攀高的不僅包括彩禮數額，車、房等硬體，甚至男方父母年齡也囊括在內。“有樓沒車，説了白説，有車沒樓，還得發愁……”持續走高的結婚花費正成為農民不能承受之重。

　　她撇撇嘴，長出一口氣，伸出五個手指頭，“結個婚起碼五六十萬”

　　“還有40多天就抱上孫子了。”時至今日，對於去年11月份兒子王新順順噹噹結了婚，邯鄲邱縣萬興平村的張君花很知足。

　　雖然給兒子蓋新房花掉了近15萬元，結婚彩禮10萬元，買“三金”（金戒指、金項鍊、金耳環）2萬元，結個婚上上下下“30萬沒打住”，張君花兩口子因此背上了4萬多元的債務，但她卻覺得親家已足夠通情達理。

　　在當地，“一動不動”是結婚的“標配”，“一動”即價值至少五六萬元的汽車，“不動”多指縣城樓房。張君花熟知館陶、邱縣縣城房子的價位，“每平方米三千多，一套房子下來得30多萬元，再加上10萬元至12萬元左右的彩禮。”説著，她撇撇嘴，長出一口氣，伸出五個手指頭，“結個婚起碼五六十萬。”

　　“爺爺説他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説他娶媽媽只用了半頭豬；而我結婚卻要了爸媽的半條命。”2013年，館陶縣80後青年崔博、許海寧自拍恐婚系列微電影，投放網路後，一炮而紅，截至目前，《恐婚時代1》點擊量逾20萬，《恐婚時代2》點擊量近200萬。因為微電影直切當地青年焦慮點，崔許二人也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明星，而劇中的這段話，幾乎成為每個恐婚青年同記者聊天的開場白。

　　快要當爸爸的王新，也向記者提到了這句話，語調裏頗有些無奈，“莊稼人哪弄那麼多錢？”4年前，初中畢業的王新曾到天津當修車學徒，幹了兩年多，每月不到兩千元的工資刨去吃穿等基本開銷後，不僅攢不下任何家底兒，還要變身“啃老族”求爸媽支援。

　　在萬興平村，王新家條件屬中等偏上，經濟來源裏，除了自家的六畝多地和承包的十畝地的收入外，父親在北京隨裝修隊打工所得佔了大頭。“現在一畝地辛苦一年也就一千多塊錢。”由於丈夫常年在外，地裏的農活幾乎全壓在張君花身上，坐在記者面前的她手指骨節粗大，滿布粗糙皴裂的口子，這位年僅44歲的農村婦女，黝黑瘦長的臉上皺紋一道道，刻得很深。

　　“俺爸鋪地磚鋪得好，他們經常加班，一天能掙一百五六十塊錢。”父親並不常打電話回家，但只要打電話，年近五旬的他説得最多的是本月加了多少天班，能開多少工資。“俺爸掙多少給家裏寄多少，自個幾乎不花錢。”

　　“沒樓沒車能娶上媳婦，真是修來的福分。”張君花將原因歸結為兩家均與媒人沾親，對方沒好意思獅子大開口。“離俺們家不遠一戶，房子剛蓋兩年，但女方嫌不是全新的，非要在縣城再買樓，否則就不嫁。”

　　對於結婚花費的攀升速度，張君花的感受很直接。2011年二女兒出嫁時，“根本沒這些講究，男方給了六千多塊錢，我還給人家退回去沒收”。而僅僅兩年多之後，給小一歲的兒子王新琢磨親事時，彩禮便從“六萬六”、“八萬八”，一直漲到10萬元到12萬元，“聽説有的已經要到15萬了。”在當地，兩三年前訂婚，如今因為彩禮或車、房等硬體不達標，致使婚事取消的屢見不鮮。不少村民因給孩子娶親被迫借債或貸款。

　　“你們外人覺得驚訝，其實我們當地對這些已經麻木了。”王新笑得很無奈。

　　因為男多女少，不少男方家庭向媒人保證“説成一個給一萬”

　　説張君花對如今嫁閨女持續走高的彩禮不心動，似乎並不現實。去年大年初三，她曾親眼看著一戶鄰居家門前20多個小夥子排成長隊，“人們都説她家光糖塊就得收了一輛三馬兒車。”兩條煙、一袋三斤的糖是當地男方登門相親時手中的“規定動作”，“煙不能低於玉溪或黃鶴樓，大致10元一盒。”王新搭腔道。相比于自家兩個盤靚條順的姑娘，張君花不能理解“一個身高才一米六、卻足足有160斤的胖姑娘”怎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走訪中記者的聽聞則更令人吃驚。“我一個親戚10月2日剛結的婚，直接當爹，女方二婚帶著個六個月大的孩子，彩禮、車、房一樣不少。”崔博解釋，原因是親戚“個子矮點兒”。“最近一個三婚女的帶著兩個兒子，嫁給一個頭婚小夥子，你猜要了多少彩禮？26萬！”在館陶縣城經營一家招工門店的王彩月咂舌道，“就因為小夥子胖點兒”。在趙縣，縣人民法院政治處主任呂國清也聽説“一個二婚女的嫁給頭婚小夥兒竟要了17萬彩禮”。讓他哭笑不得的是：“女方還要輛小汽車，還得是男方先買了開到女方家，結婚時當陪送。”

　　對於王新幸運地“一次相親定終身”，身邊一群哥們兒艷羨之餘，總不免訴苦，“相親都相不起，除了給女方家，謝媒人也是一筆不小的花銷。”

　　“成不成，四兩平”是當地原來答謝媒人的一句老話，“弄倆菜喝點兒酒就行。”張君花解釋道。但如今媒人帶著見面不僅車接車送，還要給兩盒煙表示表示，“就是女媒人也得給”。此外，私下求媒人多照顧也免不了拎著好酒好煙拜訪。有小夥子告訴王新，許多媒人家開起了小賣店，“相親拿的東西無需提前準備，直接在那買。”甚至有的媒人還有定點飯店，“一哥們兒相親連續三天都被拉著在同一個飯店吃飯。”“有女孩相就不錯了”是媒人們常挂在嘴邊的話，男多女少既是現實，也使男方心甘情願被媒人“挾持”。

　　“現在村裏女孩子太少了，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邢臺豐州鎮裏村的資深媒婆張淑霞感慨道，在過去的十年裏，她“毫不費勁兒就説成了五六十對”，但從去年開始她便被迫“歇業”，“我們一個村七八十戶，沒一家有適齡的女孩。”據了解，3萬多人的豐州鎮，20歲到30歲的未婚男女人數為1561和1156，未婚男性多出400多人。

　　當呂國清回老家和村主任談起男女比例失衡時，村主任掰著手指為其數道：“就咱房子附近，4條過道8個光棍兒。”

　　甚至在館陶等地已開始流行“批量相親”，“一麵包車拉四五個男的，開到姑娘家門口，這個不行那個接著相。”由於從事勞務輸出工作，總有媒人向王彩月打聽青年男女的資料，對相親的種種她知曉不少。

　　王新今年21歲，結婚時年僅20歲，而二姐結婚時年僅19歲，如今22歲的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雖然結婚時均不到法定婚齡，但先結婚後領證儼然成為當地慣例。許多男青年一過23歲，便被認定為“老大難”，19歲至21歲成為其談婚論嫁的黃金年齡。為最大限度調動媒人的積極性，讓孩子趁早娶上媳婦，當地不少人家保證“説成一個給一萬”。

　　“好多歲數大點兒還沒結婚的小夥子出去打工的時候，你知道嗎？那眼神都迷茫了。”經手勞務輸出的王彩月對那樣的神情印象深刻。

　　相比男孩，城市服務業的發達和易通過婚嫁留在城市使女孩擁有更多社會躍層的便利

　　“關愛女孩從我做起”，在萬興平村的一條主街，藍色的大字被刷涂在墻上，略顯斑駁但依然清晰可辨，也許正因此觀念未能深入骨髓便更需多加提醒。

　　雖時隔20多年，當年接連誕下兩個女孩的心理壓力如今想起仍令張君花心口憋悶，“當時生不出兒子連街坊四鄰都笑話，更別説公婆。”因此，對於好不容易盼來的兒子王新，家裏自是寵愛有加。婚後，王新再未外出打工，打算待妻子分娩後再做打算。談起以後的工作，王新笑著説家裏計劃幫自己開個修車店，當記者建議可以跟著父親鋪磚時，張君花插話説：“幹那個太累。”

　　“如今為什麼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這和我國一直延續的重男輕女思想關係密切。”河北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呂紅平指出，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前，人們可以依靠多生實現偏好男孩的願望。但自從實行計劃生育以來，家庭生育數量受到限制，一些家庭為了生個男孩，甚至採取“兩非”手段（非醫學需要鑒定胎兒性別和非法人工終止妊娠），人為干預生育行為，導致了出生人口性別比例的嚴重失調。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由於近年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照此發展下去，娶不上媳婦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將愈演愈烈。”

　　不同於人口學家的憂慮，生男孩傳宗接代的思想在農村已然根深蒂固。被問及這次是不是還想抱個孫子，張君花笑了笑，不置可否。

　　王家三姐弟中，23歲的大姐王希尚未出嫁。自16歲來到館陶縣城打工，在縣城熏染7年的她畫著精緻的淡粧，打扮知性、入時，舉手投足已無覓農村姑娘的身影。隨外表一同變化的自然也包括其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和擇偶的標準，在朋友圈裏，王希幸福地曬著與男友帶兩隻薩摩耶犬散步的照片，“找對象自然不想再找農村的了，即便是，也最好在縣城有正經工作。”幾天前，王希剛與這位縣城男友訂婚，農村生活于她正日漸遠去。

　　“現在女孩子們在城裏待幾年，眼光都變得可高了。”王彩月對此有些不屑，“好多都等著嫁到城裏。”接著，她舉例印證説，“館陶縣醫院和館陶中醫院至少‘單’著300個，而且你看看這街上哪個門店不用著幾個姑娘？”

　　不可否認，城市服務業的發達和易通過婚嫁留在城市使女孩擁有更多社會躍層的便利。顯然，男孩並不具有此種優勢。

　　當記者見到館陶大劉莊村的劉文慶時，他正趕著起程回太原，此次回館陶距離上次回來僅間隔半個月，“就因為媒人説有一個姑娘可以見見，才一個。”他強調。一年前，劉文慶在館陶縣城全款買下一套140平方米的樓房，“説出來很體面”。但即使如此，近一年半時間以來，往返館陶和太原已成為劉文慶生活的常態，“相親百八十次，花了五六萬，還一點兒動靜沒有”。

　　20歲的他自小學四年級便跟隨父母舉家搬到太原，以經營魚檔為生。相比諸多因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在城市從事重體力活或在餐飲行業當服務生的農村男青年，在太原讀書至高中畢業、“沒事兒滑滑旱冰跑跑步”的劉文慶擁有更多留下來的理由，但他依然像城市裏一隻“無腳的鳥”，在面對婚戀問題時存留著剪不斷的地緣依賴。

　　“原來我們這養姑娘都賠本兒。”至今，有著十多年基層法官經驗的呂國清依然對原來趙縣當地婚嫁時女方浩浩蕩蕩的陪嫁品隊伍記憶猶新，“一輛拖拉機運一件兒，足足二十多輛。可現在男方市場完全變成了女方市場，誰家有姑娘還不可著勁兒抬抬身價？”

　　在村民們不到20分鐘關於彩禮問題的閒談中，逼得老公公“上吊”、“喝藥”等詞便出現了三四次

　　隨著《恐婚時代1》、《恐婚時代2》的走紅，最令崔博、許海寧頭疼的事是總被詢問《恐婚時代3》什麼時候開拍。“第三部拍什麼其實我們的想法一直沒成型，但肯定不能再像之前一味強調結婚怎麼難，接下來我們想講講婚後生活。”在崔博看來，如此結婚的惡果已經開始顯現。

　　“這兩年村裏賣車幾乎沒人買。”崔博解釋説，年輕人結婚的時候爭著要汽車，但買了才發現，或者沒有駕駛證買了不會開，或者兩口子出去打工沒人開，汽車完全成了擺設，“四五萬元買來的國産汽車倒手一賣也就值一萬多。”

　　走在萬興平村，新舊房屋涇渭分明，辨認哪家剛結婚不久輕而易舉。請記者到家聊時，張君花執意將記者引到兒子家裏，轉身把長著雜草的土院子鎖在門後。新房是時下最新的樣式，雖只有一層，但遠遠看起來足有二層樓高，紅色的尖頂、外墻的瓷磚很氣派；院子面積不僅比通常規格增加了一倍，而且全部墁磚；通往院子的三個屋門全是棕紅的防盜門，鋁合金防盜窗在陽光下锃光瓦亮；屋內的家電、裝修自不必説。與此相比，張君花居住了20年的平房顯得相形見絀。

　　由於本是農家子弟，崔博對農村生活很了解，“忙活大半輩子，全捯飭到房子上了，和買車一樣，其實全是耗材。”他調侃道：城市裏房子産權起碼還有70年，但絕大多數農村房子似乎中了“20年魔咒”，只要娶媳婦立馬推倒重建。

　　對於時下興起的“買樓熱”，村裏上了年紀的人總少不了一番調笑：“都是莊稼人，平時在村裏生活，那每天晚上還要跑四五十里地住樓？尤其在外地打工的，一年住不了幾次，掙那點兒錢，物業費、取暖費能交得起嗎？”

　　“在農村，因為娶不起媳婦，逼得好多老父親自殺的，都在真實發生著。”呂國清語氣沉重。在萬興平村記者曾與幾位村民有過不到20分鐘關於彩禮問題的閒談，逼得老公公“上吊”、“喝藥”等詞便出現了三四次。一位村民解釋到，如今結婚前，雙方一般都會商量好，娶媳婦欠下的錢，兒子不管，全是男方父母還，因此，很多老兩口六十多歲了為還債還得出去打工；而且如果家裏有兄弟兩個，老大媳婦看給老二家彩禮高，還會跟公婆鬧彆扭，“真是弄得兒子不是兒子，大人不是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