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危機發生之後，方曉“黃金十年”是“高燒十年”。悔之晚矣，財富泡沫已破滅；猶未晚也，信用體系尚待重建。樓塌之後，脆弱地基更為了然，重建之機更為了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即為重建根本。

　　“十年，就像發了一場高燒。對一些榆林人而言，過去十幾年積累的財富在近兩年幾乎全部歸零。”日前，榆林市一名參與民間借貸的人士説。

　　“2012年對榆林人來説是劃時代的，經濟出現危機。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最嚴重的是信用體系從此崩潰，恐怕很長時間都不可能恢復了。”榆林當地一家銀行支行高管從另一個角度為揭示民間債務危機的深刻影響。

　　記者實地調查發現，在經濟上行期間，個人、企業、民間金融機構、銀行都曾從“繁榮”的民間借貸中分得一杯羹，並將債務雪球滾得越來越大。而時至今日，榆林民間債務危機仍在持續發酵中，信用體系重建道阻且長。

　　“金字塔式”民間借貸

　　“1994年的時候，神木縣大柳塔鎮開始有國營煤礦。那時候開礦非常簡單，審批手續都很方便，民營開礦價格也便宜。神木縣下轄鄉鎮幾乎都在開礦，但一直是虧本經營。”神木縣律師郭湘説，上世紀90年代初入股1萬元，到2008年就能分紅上千萬，而入股的時候很多人甚至對回報沒有期待。

　　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內蒙古鄂爾多斯煤炭經濟開始逐漸發展起來。離鄂爾多斯不到100公里的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起步稍晚，2002年前後煤礦經營情況好轉，2008年至2011年成為巔峰時期。

　　隨著煤礦開始鉅額分紅，民間借貸也繁榮起來。起初的民間借貸特點鮮明，首先是手續極其簡單。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口頭承諾，用款方一個電話就可以讓出借人把錢打到賬上。借款也是以親友幫忙的形式借出，通常不期待回報。

　　有當地人士説，村中一名鄰居的親戚先前跟那鄰居借了1萬元，結果分紅分到200萬元。“表面上是分紅或者利息，但在當時的本意其實是一種感謝。”

　　由於此類案例較多，借錢出去，獲得高額回報，逐步形成了民間借貸的雛形，民間資金也逐漸有了市場價格：低的月息2分～3分，高的5分～1角。

　　逐漸地，民間金融市場越來越複雜。有錢人也從剛開始開礦的煤老闆、入股獲得分紅的投資人，擴展到炒礦者、炒地者以及高利貸放款人。借款的範圍也從親戚朋友開始向熟人、熟人的熟人擴展，手續上開始打借條、請擔保人，“金字塔”式的無限層借貸關係開始出現。

　　“全民典當，全民借貸。紡織品店、糧油店等，前面做生意，後面就‘開條子’。”郭湘説，有經營場所的專門的小額貸款公司也開始出現。

　　這種情況在鄂爾多斯也曾出現過。一名鄂爾多斯當地煤礦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士説，許多人在2004年入股煤礦賺到第一桶金。也是從2004年前後開始，非正式典當行包括糧油店等就出現了，有辦公地點的典當行也開始經營。

　　“那時候有很多婦女出去搞錢，融錢都是熟人介紹，知道有資産就放款，不需要抵押。”該中層管理人士稱，典當行一般給利息是月息3分～3分5，到後來給到5分，現在典當行幾乎都關門了。

　　西安的小額貸款公司相對謹慎一些，會做市場研究，放款需要抵押，一旦債務人還款出現問題，抵押資産拍賣得很快。但是就算如此，後來一大批小額貸款公司也沒有躲過要不回賬的結局。

　　“小貸公司放款時收的錢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付給資金來源方的資金成本，這部分一般在月息3分；另一部分是小貸公司收取的管理費，這部分也在3分左右。所以，放款的資金成本一般在月息6分左右。”西安一名參與過小額貸款公司業務的人士稱，西安的房産跟榆林不同，就算價格有波動，房子價格也相對維持高位，拍賣一般可以出手。

　　其興也勃焉

　　民間借貸最“繁榮”的時期，是炒礦潮起來之後。榆林地區多名接受採訪的人士描繪過同樣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即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入榆林，煤礦的價格也開始出現直線上漲，上午一個價，下午漲到另一個價格。在這期間，誰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搞到錢，誰就能迅速賺到上億元的價差。

　　受此刺激，民間借貸達到頂峰，“金字塔式”的借貸體系龐大到看不到邊界——底層的出借人並不知道自己的資金流向，只是按照月息2～3分的價格吃固定利息。

　　當地人士稱，隨著人們變得越來越有錢，經濟越來越繁榮，越來越多的外地人涌向榆林，下屬農村的大量農民也開始涌向市區。加上政府積極的基建規劃、土地開發，房地産緊跟煤礦之後，成為又一個遭遇資金熱潮的行業。不過，當放高利貸成為最賺錢的行業時，高利貸的主要資金來源就變成了高利貸，如此迴圈往復。

　　鄂爾多斯一家煤礦開採企業的辦公室人員表示，她的20多萬元資金常年以月息2分的價格放給一個親戚，從來沒問過資金最終投向，利息可以按月或者按季度領取。但是現在她的親戚的資金鏈已經斷裂，到處都是跟她親戚追賬的人。

　　“行情好的時候，我們二三十萬的資金人家都不要，還要趕著入。”她對本報稱，公司另一名同事也一直在從事民間借貸，許多同事都把錢交給她管理，月息2分或2分5，後來出問題資金還不上了，天天被同事要賬，現在已經不上班了。

　　從憑良心到渾水摸魚

　　其實，不同的“金字塔”有著不同的內部結構，也隱藏著不同的風險。

　　一種典型的民間借貸結構是“塔尖股權融資，基層債權融資”。舉例而言，兩個人合夥預付1億元買下一座價格10億元礦山進行開採生産，礦權證明材料拿到手之後，二人分別去融資5000萬元。礦權股東名單上實際只有二人名字。後續的融資就以梯度的月息進行借貸，比如二人分別以月息5分從10名出借人處借款，這10名出借人又從其他100名出借人處以月息3分借款。如此多層類推，其中有的部分層次還會有小貸公司和典當行參與。

　　另一種“金字塔結構”是“股權融資結構”，榆林當地人稱為“爬股股”。即每個層級都是以股權投資形式進行資金往來，每個股東身後都有很多小股東。典當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由於需要定期向資金來源方付息，所以一般不會選擇股權方式投資。

　　資金借貸雙方在辦理手續——也就是寫借條時會表明收到的款項是不是股金，但是實際的回報還是“剛性兌付”的性質。這一點在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特點。

　　西安一種常用的做法是將利息寫入借款中。比如借款100萬元，利息40萬元，那麼雙方會在借據中寫明“今收到×××現金140萬元”。“雙方開始談可能是入股投資，如果投資成功了，出資方就會要求分紅，不提當時雙方寫下的上述單據。如果投資失利，出資方就會把單據拿出來要求按數還錢。”前述西安參與過小貸業務人士稱，在借款人非常急迫要融資的情況下，這種方式非常普遍。

　　只有一張借條，如何進行風險控制？在榆林，多數借款無需抵押，小貸公司或企業間借款多選擇“保證方式”進行風控，即找一名比較有聲望的人士做擔保人。

　　從榆林當地了解到，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選擇“爬股股”的更多一些，出借人希望分享“暴富”成果。但是，只憑一張借條，依照何種標準分紅？本報記者在榆林、西安、鄂爾多斯等地得到了一個驚人的一致的答案：憑良心。

　　“我一個親戚入股一個礦2萬元，後來分紅500萬。其實分100萬也是分，我們説這是良心錢。”榆林一名受訪者説，煤礦效益怎麼樣，大家會有個大概的了解，如果分得太少也會給自己“爬”的股東提意見。“但是由於搞煤礦需要通過宴請、送禮來上下打點關係，有一部分大家心照不宣的花費，所以分紅具體是多少自己沒有確切的數字。”

　　正是這種沒有法律約束的分紅關係，“便宜”了後來許多渾水摸魚者。當煤炭價格下滑、經濟形勢惡化的時候，許多事實上賺錢的融資方就以沒有賺錢為由，拒絕分紅或少分紅。

　　銀行的兩張面孔

　　在民間債務危機余波未平的當下，榆林當地銀行機構又是何種態度呢？

　　記者調查發現，企業、小貸公司與銀行之間互相心存埋怨。企業怪銀行，談好可以貸款最後又不批，企業背負的昂貴過橋資金還不上，項目資金有缺口開不了工，最終資金鏈斷裂；銀行怪小貸公司，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極大地推高了資金成本，形成經濟泡沫；小貸公司怪企業，説好的高回報呢？

　　另外，雖然近期國家出臺多項措施，要求降低融資成本、支援小微企業發展，但是對榆林地區而言，銀行目前對民營企業的基本態度是只收不貸，對個人住房貸款也非常謹慎。特別是在房價下跌、退房糾紛不斷的樓盤，銀行放款十分小心。

　　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間的十年裏，銀行的態度並非如此，特別是對於煤礦企業的貸款更是主動跟進。“當時資金都在向這裡聚集，幾大銀行派出很多人到企業，銀行老總也出面，都知道煤礦是暴利。”榆林一名國資背景的煤炭企業中層管理人士稱，當時項目一拿到“路條”，銀行貸款就全部到位。

　　在此期間，銀行的大量資金也通過不同的形式，流入了民間借貸當中。

　　一是通過個人信貸、企業信貸的正常通道流出。郭湘表示，由於個人借貸利率遠高於銀行貸款利率，所以神木人在買房、買車時，就算有能力付全款，也會選擇辦理銀行貸款，自有資金則拿出去放高利貸。有些比較激進的投資者甚至會將住房抵押給銀行，然後把錢放進小貸公司。從銀行角度而言，其對個人貸款、民營企業貸款的用途很難控制，短貸長用、此貸彼用較為普遍。

　　二是通過虛假資料、虛假交易騙貸，有的銀行內部人員還主動幫助借款方造假。一名銀行業內人士表示，按照人民銀行的風險控制措施，資金往來都是留痕的，且都是直接打款給交易對手方，但是很可能借款人的交易對手方是虛構的。

　　榆林當地人士喬森(化名)講述了一個案例。2012年，他的一個做房地産生意的朋友在當地銀行貸款300萬元，但是銀行要求抵押等手續，辦理過程遇到困難。當時，這家支行的行長出了一個主意：到鋼材市場買幾噸鋼材，開一個價值多少的票據，用此做抵押到銀行貸款。

　　“其實根本什麼都沒有，就是假手續。”喬森稱，他的這名朋友2013年冬天“跑路”之後被警方抓回榆林，在看守所關押40多天之後，因為無人起訴，無法定罪，最後被釋放了。他欠銀行的錢，就由支行行長在還。

　　銀行資金流出的第三個方式，就是銀行行長“幹私活”。如前文所述，保證人擔保的方式，是榆林民間借貸最常用的風險控制方式。而當地銀行的支行領導、行長，不但是很多企業的熟人，也被認為是有信譽、有聲望的群體。

　　“2012年是一個分界線，之前都沒有問題，之後很多銀行領導被撂倒了。”一名榆林地區銀行的支行領導告表示，在“全民借貸”的時候，銀行的員工和管理者也不免捲入其中，特別是銀行行長。因為很多企業都是銀行的客戶，也都是行長的“朋友”，行長也樂得做中間人。

　　特別是企業在借“過橋資金”的時候，往往會邀請銀行行長出面擔保。企業在銀行申請貸款，從批准到貸款下放還需要一段時間，按照當地的慣常做法，這一段時間的資金缺口，一般通過“過橋資金”暫時補上。據業內人士介紹，後期借“過橋資金”條件極其苛刻，不但要銀行放貸批復書、銀行行長簽字擔保，還要月息9分的利息才能借到。就是這“過橋資金”，拖垮了不少企業和個人。

　　銀行人士“幹私活”的另一個表現是對貸款進行截留。有榆林當地人士稱，企業找銀行貸款，往往需要與銀行行長合作，貸款由企業和行長共同使用。比如貸款1億元，企業只能拿到8000萬，另外的2000萬由銀行行長自己支配。

　　正是通過上述三種方式，大量資金從銀行流出，涌入民間借貸當中，對推高資金成本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在銀行端，則累積了大量的壞賬和逾期風險。

　　有當地銀行界人士表示，截至今年6月末，榆林的部分銀行已經出現逾期，目前正通過加緊追款或者展期、再融資的方式進行化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或個人資金鏈出現危機時，往往面對親友、高利貸、銀行等多個債權人。據調查發現，銀行往往被排在還款順序的最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