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轉型，是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1978年以前一段時期，我們實行的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那時，雖然我國取得一些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整體效率還不是很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準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1978以後，我國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開創是從結構轉型開始的。1992年，我國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市場經濟的出現，逐漸打破了我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使中國傳統社會結構開始實行轉型，這種轉型，首要體現在市場力量在增長。隨著市場力量的生長，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人民群眾的主體力量不斷增強。因為市場力量的生長，會不斷增強人們的主體、獨立、自主、平等、民主和參與意識，進而會使人們的各種訴求覺醒和增強。目前，人民的民主、參與程度的增強，就是人民主體力量增強的具體體現。隨著市場力量、人民主體力量的不斷增強，便內在要求政府轉變傳統職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且仍具有主導作用的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這樣，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如下變化：即形成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構成的新型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是我們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精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注重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而且注重這三種力量之間的協調並形成合力。只有協調並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才能真正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相對優勢和影響力。實際上，1978年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所以取得一些巨大成就，就與這三種力量的正確發揮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協調並形成合力有關。黨政主導力量，使我國能集中資源和力量辦成了許多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大事”，大力發展了社會生産力，如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物質財富，發展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鐵，航空航太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市場力量，把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解放和發展了經濟生産力。人民主體力量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不僅體現在廣大基層勞動人民群眾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做出了奉獻(如廉價勞動力成本的“紅利”和犧牲精神)，而且也體現在他們是城市、農村及各行各業的具體建設者。沒有他們，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也不會有當今我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因如此，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提出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首要就是正確處理黨、國家、市場、人民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與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的正確發揮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協調並形成合力有關，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大量問題，卻與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未得到充分正確發揮及其不協調且未完全形成合力有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權力階層與資本階層的某些人相互勾結，既侵蝕了黨政權力，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又侵蝕、扭曲了市場機制，還損害了一些勞動人民群眾的利益；二是一定意義上存在著資本佔有勞動的現象，挫傷了一些勞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三是一些黨政幹部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導致一些群眾對某些黨政領導幹部不滿，甚至影響到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首要必須從這“三種力量”入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歷史使命和根本任務，就是要進一步激發這三種力量的正能量及其活力，並使其協調發展且形成合力。

　　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的協調且形成合力，是中國成為強國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根本支柱，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並擁有國際話語權的三大根本支柱，是建構中國話語體系並形成一種新型文明的基石、核心。建構起這種話語體系及其新型文明，就與美國的資本文明和歐洲的公民社會文明具有相對比較優勢，也是我們充滿自信的根本所在。由此，要圍繞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理論講好中國故事，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發出中國聲音，就必須集中圍繞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的協調且形成合力而展開。

　　正因如此，習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根本要求，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決不能動搖。由此，必須全面從嚴治黨(在他看來，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權，治權必須全面從嚴)；還強調，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取向；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意味著習近平抓住了治國理政的根本及其哲學精髓，由此也成為他治國理政的一條根本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