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長6.9%，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高達30%左右，仍是世界經濟的穩定之錨、動力之源。處於“三期疊加”的背景下，我國經濟能夠取得如此矚目的成績，離不開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引領經濟提質增效的努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前所未有的新使命、新挑戰和新機遇，黨中央、國務院站在新高度、尋找新定位、拓展新內涵、延伸新時空，引領中國經濟巨輪平穩前行。

　　新高度：國際與國內統籌

　　“中國採取的經濟政策既對中國經濟負責，也對世界經濟負責。”2013年9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峰會時強調。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之中，宏觀調控必須具備全球視野。一方面，國際經濟走勢的變化，必然會對我國産生影響；另一方面，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貿易國，我國經濟運作的狀況和政策的調整，也不可避免地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産生影響。這就要求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必須統籌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多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宏觀調控更加注重前瞻預判。2015年12月17日，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在此之前，有關部門提前對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影響進行分析，積極儲備和實施了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

　　宏觀調控更加注重審時度勢。2015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與市場匯率的偏離一次性校正到位。這是我國金融改革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市場化的要求，也同時考慮到美聯儲加息預期上升導致人民幣貶值壓力積累的狀況。

　　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對世界其他經濟體尤其是周邊國家的影響也在加大。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國宏觀調控措施的制定更多考慮外溢效應，更多考慮加快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主動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和溝通，更加積極地參與多雙邊國際經濟合作。

　　我國積極踐行“大國財政、統籌內外”的理念，深化雙多邊財經交流與合作，為國內改革發展提供支援和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已在上海正式開業。同時，我國積極參與G20峰會財金渠道下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深化雙邊經濟對話機制，進一步擴展與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大國的財經務實合作。

　　新定位：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結合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新定位愈發清晰。

　　2013年，黨中央、國務院創新性地提出了區間管理的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提出只要經濟增長率、就業水準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政府就不刺激干預，專心調結構、促改革。

　　“合理區間”是黨和政府對於中國經濟運作的目標希望，更是向市場主體發出的明確信號：既不讓市場覺得，一有困難政府肯定出手，也讓市場相信，真正遇到困難時政府不會坐視不管。

　　近兩年，區間調控的新定位更為豐富和完善。總的來説，就是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節奏，使經濟運作處於合理區間，守住穩增長、保就業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脹的“上限”，在這樣一個合理區間內，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下轉第三版)

　　2014年開始，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我國更加注重進行定向調控。傳統意義上的總量調控難以有效引導資源流向薄弱環節和區域，容易導致發展不平衡、不穩定，需要加強定向調控，抓住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更多依靠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的力量，有針對性地進行“噴灌”和“滴灌”。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影響下，一方面，財政收入增速持續回落；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大幅增加，收支矛盾不斷凸顯。在嚴峻的形勢下，財政政策既要保民生、保基本，又要穩增長、調結構，還要促改革、促創新，國家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採取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大力推進“營改增”，對小微企業、服務“三農”的金融機構和高技術企業等實施減稅，切實減輕企業負擔。

　　在2015年，短期內連續兩次大幅度提高了年應納稅所得額，優惠範圍覆蓋所有小微企業。2015年前三季度，全國共有258萬戶小型微利企業享受減徵企業所得稅優惠，減稅120多億元，戶均減免稅額4600余元；2800多萬戶小規模納稅人和個體工商戶享受暫免征收增值稅、營業稅優惠政策，免稅613億多元，兩項共減稅733億多元。

　　此外，國家還整合專項資金、打造創新機制，設立新興産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啟動實施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等，注重引導、撬動産業創新和科技創新。為緩解地方政府償債壓力，防範可能出現的財政金融風險，進行了地方債務置換，妥善解決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後續融資問題。

　　貨幣政策方面，積極運用定向降準、定向再貸款、非對稱降息等貨幣政策工具，不斷加大對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支援力度，有效發揮了激活力、補短板、強實體的重要作用。

　　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又提出：要更加精準有效地實施相機調控，強調做好政策儲備和應對預案，把握好調控措施出臺的時機和力度，不斷提高相機抉擇的水準。

　　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這是我國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的新探索、新實踐，不僅促進了“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更為“十三五”時期我國進一步完善和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內涵：調控與改革並舉

　　調控與改革並舉是十八大以來宏觀調控的亮點，也為我國宏觀調控方式注入了新內涵：用宏觀調控為改革贏得空間和時間，用改革提升宏觀調控的效果和效率，二者相得益彰。

　　3年多來，宏觀調控與簡政放權同步推進，至今已取消和下放約600項行政審批事項，中央層面核準的投資項目累計減少76%，累計取消、停徵、減免了42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85%改為後置審批……隨著行政審批和商事制度改革的推進，市場準入門檻不斷降低，新産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創新創業活動層出不窮，逐漸匯聚成我國經濟平穩運作、行穩致遠的新動力。

　　宏觀調控與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齊頭並進。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吹響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號角，部署了“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三大改革任務。隨後，我國加大預算體制改革力度，修訂了《預演算法》，強化預算約束，建設“陽光政府”；改革地方政府融資體制，實施地方存量債務轉換，多措並舉盤活閒置財政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大力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這些改革舉措，明顯提高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調控工具的改革創新從未止步，各種調控工具不斷豐富，市場化手段不斷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工具體系正在加速形成。

　　近年來，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與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相互配合，更加注重寓改革于調控之中。尤其是2015年，為了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央行多次實施降息降準。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同時，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從放寬存款利率浮動區間，再到基本放開利率管制，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了重要一步。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得到提升，金融服務水準不斷增強。

　　在貨幣政策工具方面，各種新型工具如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等豐富了貨幣政策的“工具箱”，不僅能起到補充流動性缺口的作用，更與總量政策有機結合，提升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另外，銀行業開始向民間資本“敞開大門”，目前已批准的5家民營銀行已運作約半年，未來還將有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

　　同時，深入推進國有企業、價格體制、科技體制等領域改革，加快自貿區建設，構築起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的目標統籌和結構性改革體系。

　　新時空：長期與短期兼顧

　　與以往宏觀調控往往是短期調控相比，十八大以來的宏觀調控強調既要立足當前，更要著眼長遠。3年多來，宏觀調控的外延在時空兩個維度上大大拓展。

　　與以往相比，本輪宏觀調控政策更加重視總量與品質、速度與結構的結合，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只有推動結構和制度變革，提高潛在增長率，才能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形成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立足當下，著力強化宏觀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通過預調微調，促使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保持經濟運作在合理區間，防範化解各种經濟風險。如貨幣政策方面，根據市場流動性狀況的變化，及時運用存款準備金、利率等手段，保障市場流動性合理適度，為穩增長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同時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著眼長遠，致力於改善中長期供給能力，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過剩産能，加快轉型升級步伐，提升經濟潛在增長能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信貸政策上，嚴控産能過剩行業貸款、引導金融支援“雙創”和技術型企業等，通過結構性政策引導信貸資源流向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支援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財稅政策上，加大統籌財政資金和盤活存量資金力度，把資金用在“刀刃”上，著重保民生、補短板；調整優化支出結構，注重推動結構優化，加大對淘汰落後産能的支援力度，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健康發展。

　　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和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要繼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未來，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的不斷創新和完善，必將引領我國經濟行穩致遠！(經濟日報記者 陳果靜 曾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