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處於較為尷尬而艱難的格局。尷尬之處在於：雖然歐洲和日本經濟疲軟，但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經濟卻是不斷走好；全球經濟形勢雖然複雜，卻整體看好。在這種背景下，原先無限風光的中國經濟卻舉步維艱——此前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並且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卻突然間似乎一下陷入僵局。

　　更獨特的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大力推進改革，力圖推進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外，推進自貿區建設及一帶一路措施，力圖在進一步開放的同時，通過外部壓力，以開放促進改革。對內，進行簡政放權，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圖改變政府職能，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

　　但麻煩之處在於，社會經濟形勢並沒有政策預期那麼樂觀，市場反應逆向而行。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凸顯，社會投資下降，社會預期趨弱。各種利好消息並沒有得到正面的反饋，市場反而不斷擔憂未來走勢。

　　癥結：規則的不確定性與缺乏積極性

　　中國經濟出了什麼問題，還是市場反應出問題了？有必要對這種困境做相應的揭示。

　　從長期看，當前的中國經濟確實處於一種變化之中，這種變化使得發展軌跡有所變化。在過去三十幾年中，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源自要素的不斷投入及管制的不斷放鬆，進一步地，出於初始發展水準較低的趨同力量，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同時，值得指出的是，不同於一般國家的是，政府和政策的力量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政府出臺了各種鼓勵措施，而地方政府發揮了各種積極性，政府推動與更多的市場參與是中國過去幾十年快速發展的一種特徵。

　　當然，這種模式難以持久，要獲得持續的增長，勢必通過技術創新，而技術驅動更多地需要通過市場來實現。這種轉變需要較長的時間，並且需要對政府的角色做相應的調整並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這種變化使得當前的經濟跟以往有所不同。

　　無論是社會公眾，還是執行政策的官員，通常很難有改變現狀的動力，而更願意維持原先的規則。這意味著新的規則引入，會有較長的適應時期，而在短期內，由於對新規則的不熟悉或者不適應，客觀或人為地會有發展阻力。更有可能的是，在原先規則下，部分群體擁有更高的收益，因而，不情願或者不願意執行新規則。

　　目前，這種不主動參與則是當前改革的主要癥結所在。原來的改革，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由於低工資的制度安排，各級政府官員也有充足的積極性動用自身的權力謀求各種灰色收入，從而提高其收入。

　　目前主要的問題是，在制度建設中，約束機制加強了，對政府官員的約束增加了；並且，由於規則的轉換過程中，不明確的規則仍然較多，而一旦違規，可能需要承擔嚴重的後果，硬性的威懾力也增加了，這使得官員自然而然地選擇規避風險。從機制設計角度看，約束增加而激勵沒有相應增加，這就使得行為很混亂。

　　比如在推行負面清單和非禁即入的規則中，更多地需要強化事後監管，但客觀上説，事後監管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也不是各級政府部門所擅長的。對風險的憂慮和部分風險的暴露，更加使得官員的行為變得消極。這種情形在財政層面同樣明顯，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去擴大財政支出，財政資金花不出去。不作為成為一種普遍心態。

　　克服理想化的偏向進行理性的制度建設

　　客觀來説，制度建設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很多規則具有悠久的歷史根源，短期內改變很艱難。新舊更替中，風險很大，由於行為主體出於自身利益考量，社會經濟下行的壓力隨之上升。如何應對這種惰性和混亂將是艱難的選擇。需要克服理想化的偏向，更多地進行理性的制度化建設。

　　退回去一般很艱難，雖然時常會成為一種方式。但社會經濟總是得往前行，因而即使會面臨重重困難，改革仍然將繼續。

　　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更好地考慮如何儘快使新規則得到更多的認同和支援，而社會公眾的積極支援自然是重點。

　　一方面，社會居民，包括一般的消費者和企業家對改革給予更多的認同，對未來更看好，擴大消費及增加投資，自然能夠給予實質性的支援，因而改革需要給予一般公眾更好的預期。

　　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同樣能夠有著更大的積極性參與改革，行政壓力是一方面，而經濟激勵同樣關鍵。如何對公職人員進行根本性變革也是改革的一個重點。

　　簡單而言，需要將規則更好地明確，減少中間混亂狀況將是改革的關鍵，而改革自然需要一段時間，這意味著在短期內，目前社會經濟的狀態仍有可能延續或者在一定範圍內擴大。而繼續改革別無選擇，改革需要更好地注重各參與主體的積極性，而不能是獨角戲。在改革的整體設計中，需要用更多地使用經濟理論進行更可行的制度設計。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