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根經濟學”和“克林頓經濟學”都是以推動供給面增長為目標的，而“安倍經濟學”既想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國內外的消費面，又想通過激勵企業來擴大生産，還想通過增稅來改善政府財政縮小赤字，甚至擴大公共投資。這些政策的效果存在明顯衝突。

　　同安倍晉三在政治方面被認為“孤注一擲”或“毫無章法”的政略不同，安倍晉三再次上臺伊始便對其經濟方面的施政理唸有了較為全面的計劃。他和日本各界也都樂於用“安倍經濟學”(Abe’sEconomics)這種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名詞來為他的施政造勢。雖然“安倍經濟學”這個詞是在2013年火熱起來的，但早在2006年安倍的第一任期，時任自民黨幹事長的中川秀直就已試圖用這個詞來標榜安倍的經濟政策了。只不過，當時安倍晉三實在是不爭氣，而他那些內閣成員在拖他後腿方面又實在太過“爭氣”，結果使得“安倍經濟學”這個新詞在初登場時便被各種不體面的新聞所淹沒了。直到2012年安倍晉三強勢回歸，把握了主動權，才使“安倍經濟學”真正充實起來。

　　“安倍經濟學”在安倍第一次上臺和第二次上臺後的含義完全不同、甚至徹底顛倒。“安倍經濟學”被用來指代2006年安倍晉三第一次上臺時的經濟政策時，是指削減財政支出、縮小公共投資、繼承和延續試圖通過緩和管制來推動增長的“小泉改革”路線。而當“安倍經濟學”被用來指代安倍晉三再次上臺後的經濟政策時，則包含了刺激金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結構性調整等。因為以自民黨政治救世主、甚至日本救世主姿態回歸的安倍認定，日本實體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的經濟訓練已完全能承受寬鬆經濟刺激政策了。所以，安倍從第二次上臺伊始就高調推行寬鬆的經濟刺激政策，甚至為此不惜修改日本的銀行法。安倍還一反日本人的“低調”習俗，在紐交所直接喊出了“買下我的‘安倍經濟學’”，以彰顯其以政府改革重啟日本經濟繁榮的決心。

　　之所以“安倍經濟學”會和“裏根經濟學”、“克林頓經濟學”、“羅傑經濟學”等政治家的經濟政略一樣，會被冠以“經濟學”名頭，其原因是極其類似的，都是以宏觀金融，尤其是以貨幣政策為切入點，通過調整政府財政和推動民間投資等多項配套政策，形成體系化的經濟調整戰略。

　　不過，與此前的各種“XX經濟學”相比，“安倍經濟學”真正的特殊之處既不在寬鬆的貨幣政策，也不在對推動民間投資的依賴，而是所謂的“機動的財政政策”。其他的“XX經濟學”幾乎都以縮減政府財政赤字的既定政策方針，都試圖最終通過市場，而不是通過政府的直接投資來激活日本經濟。從這一點上來講，安倍經濟學完全就是戰後日本所宣稱的“發展型資本主義”的理論化，雖然其最終的立足點是民間投資增長，但其政府卻試圖依據經濟情況以政府財政的形式直接介入、甚至刺激經濟發展。要知道，日本的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可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也是最奇特的體系，其債權人的絕對主體是本國公民。正是日本民眾對政府信用的支撐，甚至是“縱容”，才造成了日本政府而今近乎“任性”的財政政策。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一再地證明，政府財政投資對經濟運作只有短期的刺激作用，從長期來看無異於“飲鴆止渴”，但日本政府還是迷戀這種政策工具。主要原因，或許可以由其強大的官僚體系對於控制社會資源和社會影響力的慾望，再加上一點點東方文化傳統對政府的迷信來解釋。

　　“大蕭條”中崛起的“凱恩斯經濟學”為西式民主國家政府干預市場的正當性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援。這種從經濟到政治的影響力的擴張，使“凱恩斯經濟學”最終升級為“凱恩斯主義”，但也正是這種理論擴張，讓西方政治家有機會為了選舉勝利的政治需要而短期操控國家經濟，結果造就了“經濟的政治週期”，政府的調控反而破壞了經濟的運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後，西方世界經濟跌入了“滯脹”危險狀態。可見，政府財政干預並非萬靈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毫不避諱地把政府直接干預作為一切經濟問題的罪魁禍首。

　　當然，“安倍經濟學”的範圍僅僅覆蓋了日本經濟的一個面，沒有像“凱恩斯主義”那樣的擴張到宏觀國民經濟，甚至政治體制。在日本現有體制下，政府想要干涉國民的政治權利和生活，那是比干涉經濟更為“不可能的任務”。“安倍經濟學”一類的經濟發展戰略也只能在政府固有的權利範圍內對經濟做出調整。而即使在經濟層面，雖然作為各個“XX經濟學”中最為“任性”的“安倍經濟學”，由於其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賦予了安倍政府極大的可操作空間，但相比“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涉還是相對比較收斂的。

　　至此，大致已經可以確定，雖然“安倍經濟學”以一副承載了國民重興日本經濟期望的形象出現，但其無論在理論清晰度上，還是在具體政策工具設計上都同業已存在的諸多“XX經濟學”存在著一定差距。所以安倍政權也抓住一切機會從各種渠道爭取改進“安倍經濟學”的建議。比如，去年11月，安倍就專門邀請了來日本學術交流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到首相官邸吃飯聊天。期間抓住機會向保羅·克魯格曼徵詢其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預期和改進意見等等這些很宏大的問題。原本，讓一個以“相當狡猾”著稱的經濟學家就如此重大的事件給出預測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這很可能留下被打臉的風險嘛！如果一定要做預測，經濟學家通常也是做出相對“悲觀的預期”。可是，這一次“美國黑嘴”保羅·克魯格曼“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人家這麼抬舉你，又是非學術性的、非正式的“請教”，怎麼好意思潑人家的冷水？所以，克魯格曼又做了一件“聰明事”——你從整體著眼，我從小處入手，不評論，直接給建議：暫緩提高消費稅。理由是為了消除赤字和擴大政府支出，過早提高消費稅很可能損害日本國內的消費，進而影響“安倍經濟學”的效果。

　　日本的經濟學家也對“安倍經濟學”多有建議。比如，畢業于美國名校耶魯大學、在東京大學專門研究國際金融和博弈論的經濟學教授濱田泓一就有過放鬆管制、貿易自由化和法人稅減稅三項提議。

　　“裏根經濟學”推出的時候，正值美國失業率與通脹高企之際；同時，裏根還擁有運氣和才知。克林頓經濟學則是在裏根和老布希留下的“溫床”上弄出來的；而“羅傑經濟學”則是在外來經濟衝擊本國經濟的危機情況下上線的。與之相較，“安倍經濟學”的提出背景簡直可以用“和煦”來形容，因為日本經濟除了增長緩慢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至於日本的經濟品質如何，只要看看日元作為“避險貨幣”的地位就能明白了，日元能像“安倍經濟學”期望的那樣貶值，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就是美國經濟的強勢復蘇，如果“安倍經濟學”推出的時候趕上美國經濟疲軟，那他想實現既定通脹目標的努力很可能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裏根經濟學”和“克林頓經濟學”都是以推動供給面增長為目標的，“羅傑經濟學”也是對供給面的産業運作狀況和結構更為關注，而“安倍經濟學”在試圖影響的經濟側面上態度曖昧，既想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國內外的消費面，又想通過激勵企業來擴大生産，還想通過增稅來改善政府財政縮小赤字，甚至試圖擴大公共投資。這些政策的效果存在明顯衝突。如能形成良性迴圈，那自然上上大吉，但在政策設計和推出節點上只要稍有行差踏錯，結果就是災難性的。這也是保羅·克魯格曼對其具體政策不予置評，反而對政策推出日程做了具體建議的主要原因所在吧！

　　在日本企業品質相對較高、失業率低、國內消費穩定的情況下，“安倍經濟學”對消費面和供給面的刺激，最可能的手段就是資源投入，而他也正是這樣做的。但是，在日本這樣一個産業現代化程度極高，工業水準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的經濟體中，推出這樣一個以資源投入、而不是制度改革為實質的“安倍經濟學”，如果在接下來的發展中沒有出現産業的革命性更新，那麼好一點的情況可能是刺激政策的無效化，糟一點的話則隨時可能導致經濟崩潰。在可預見的未來，“安倍經濟學”能以“曇花一現的增長”為代價而告終，或許就是日本的運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