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美國商界傳奇人物李·艾柯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做演講時説：“中國一隻腳邁進了明天，一隻腳還留在昨天。”他指的是行駛在北京長安街上的汽車，既有進口小轎車，也有一些老舊的國産車。

　　一個年輕的中國聽眾和艾柯卡要了一張簽名照，並且記下了這句話。他感興趣的不是汽車，而是改革中的中國企業。彼時的國企還在放權讓利中求新生，遠不能和國際知名公司相提並論。

　　20多年後，這個名叫宋志平的年輕人相繼成為兩家大型央企的領導者，並且將其帶入世界500強之列。《財富》雜誌中文版曾將他評為“年度中國商人”。此時的國企已經浴火重生，在世界經濟體中擁有一席之地。

　　現在，他領導下的國企，正迎來一場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考驗。恰如行進中的中國一樣，從2013年起，國企掀起了一場新的改革浪潮，力圖將國有企業推向更加市場化的道路。這意味著，未來的國企將向著“做強做優的世界一流企業”陣營邁進。

　　30多年市場化錘鍊 中國國企破繭重生

　　2013年，中央電視臺播出了一部大型紀錄片——《國企備忘錄》。宋志平專門留下了一張光碟作為紀念。後來，他每次看這個片子，看到重鋼集團趙廠長講述國企脫困的艱難往事時，都會情不自禁眼角濕潤。裏面講到，重鋼有位老職工因為交不起醫藥費，竟然帶著汽油找趙廠長同歸於盡，最後老職工死了，趙廠長也留下了一身的疤痕。

　　“我相信，所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尤其是我們這些國企負責人，對趙廠長的心情和遭遇都感同身受。趙廠長身上的疤痕，不只是他一個人的疤痕，更是所有國企的疤痕，甚至是國家和民族的疤痕。它時刻提醒我們每個人，不能忘記國企曾經的艱難，全社會要共同思考國企走過的路，以及國企領導人當下應承擔的責任。”宋志平説。

　　1979年，宋志平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新型建築材料總廠，從車間技術員做起，一步一個腳印，一直做到中國建材集團和國藥集團雙料董事長。他是中國國企改革的親歷者和親為者。

　　在宋志平看來，過去30多年，中國的國企改革走過了3個階段：1978年~1993年，圍繞放權讓利、轉換經營機制進行改革，目的是搞活國企；1994年~2002年，推進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目的是讓傳統國企公司化；2003年國資委成立至今，圍繞完善國資監管體系的核心深化改革，目的是做大做強國企，實現國有資産保值增值。

　　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錘鍊，一批優秀的國企脫穎而出，在支撐國民經濟發展、引領行業技術創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不過，中國要走的路仍然很長，國企改革的任務仍然很重。

　　宋志平舉了個細微的現象：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對“商人”的理解還停留于過去“買賣人”的概念，沒有真正意識到商業、企業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的企業家也會囿于“官本位”思想，對企業的使命和責任缺乏足夠認識。這些都不利於中國企業的長遠發展。

　　“2014年年初，我被《財富》雜誌中文版評為‘2013年度中國商人’，不少同事卻對把我叫做‘商人’有點兒耿耿於懷呢。”宋志平説。

　　宋志平認為，相比之前，當下這一輪國企改革是更深層面、更加系統、更加全面的改革——從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源頭出發，從發展國有經濟的根子出發，解決好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國有資産的監管方式和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完全市場化身份這三大核心任務，把改革的邏輯和問題徹底理順。

　　“從我的切身體會來説，中國建材集團作為一家充分競爭領域裏的企業，市場化機制是我們成長與發展的關鍵。如果企業的市場化機制不建立、不明確、不牢固，改革之路就無法走下去。所以，今天我們要加快國企發展，就必須走更加市場化的道路，引入更加市場化的機制。”他加重語氣説。

　　新常態下 中國國企爬坡過坎再出發

　　2014年12月，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云集北京，參加國務院國資委一年一度的“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會上，“新常態”成為最熱門的詞兒。

　　國資委主任、黨委書記張毅説，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國有企業也進入爬坡過坎的階段，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比如：大部分央企都面臨産能過剩、産銷銜接不暢的巨大壓力，有的企業大幅度減利甚至虧損，個別企業陷入經營危機。

　　不過，張毅也表示，不少國有企業已經處在同世界先進企業相近的起跑線上，有的方面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完全有條件搭上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快車。他要求國企負責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用新常態來審視和謀劃未來的工作。

　　他還強調，對於國有企業來講，適應新常態，關鍵是加快推進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做好加減乘除。

　　加法是要立足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加快發展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做大做強戰略性新興産業；減法則是要支援企業兼併重組、優勝劣汰，加大虧損企業治理力度，積極盤活存量，穩妥化解産能過剩風險；乘法是要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推進科技、管理、市場、商業模式創新；除法是要打造高回報率、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盈利業務和特色優勢項目，提高勞動生産率和資本回報率。

　　參會的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頗感振奮。他認為，“這是從新的歷史時期出發，更加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次重要會議，將對我國國資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産生重大影響。”

　　在李錦看來，適應新常態，除了力推國企改革，理順政企關係外，強調“轉方式調結構”也是正當其時。

　　央企適應新常態，必然“瘦身強體”，做好加減乘除，對低效無效、長期虧損、不屬於國家産業政策支援的不良資産，實行“關停並轉”，有些要脫胎換骨。“看來，很多央企負責人面對‘動其筋骨的大刀闊斧’要睡不著覺了。”他説。

　　事實上，以移動互聯為代表的新經濟以及建築其上的工業4.0對國企的衝擊是巨大的。一些專家指出，隨著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那些國有大型能源、資源企業的日子會很難過，不僅如此，科技的飛躍會使處於製造業低端的國企遭受打擊，例如3D列印可能讓大部分的成本優勢喪失。

　　對此，張毅要求國企，尤其是央企，順應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發展趨勢，加速推進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

　　全球視野下 中國國企尋找世界新坐標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的電腦文檔裏，有著一個個數據、一張張圖表曲線，刻畫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對比走勢。與外國經濟學家交流時，“他們都追著我要這些數據。”胡鞍鋼笑著説。

　　他認為，新國企定位應該是比照于老國企而言。“如何看待新國企，它不是突然就新了，要回溯國企的發展歷程，是一個從舊到新的轉型過程”。

　　不容忽視的是，當前還有一部分國有企業存在著老國企留下的歷史痕跡和負擔。截至2013年年底，各級國資委系統企業辦社會職能機構16593個，從業人員178萬，2013年企業辦社會機構負擔支出1384億元。其中中央企業辦社會機構7337個，從業人員70萬，支出932億元。國資委對此正加大改革力度，為國有企業減輕歷史包袱，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提供公正的平臺。

　　在胡鞍鋼看來，現在的國有企業已經不是老國企了，他們所做的研究在2006年提出，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不是1978年也不是1998年的國企了。他給出新國企的幾個坐標定位：上市的、混合所有制的，和市場經濟緊緊融合，並且已經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越來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軌。

　　胡鞍鋼特別從全球視野下國企改革和發展，剖析了新國企所具有的深刻內涵。他以中國國有企業崛起與世界500強大變局為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從一組組數據、一個個圖表中可以看出，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中國企業在國際舞臺上也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為代表的中國企業集體崛起。

　　1975年到1980年中國國企在世界500強中是零記錄，而到2013年這一數字達到83家。美國則從1975年的241家到2013年的128家。從營業收入、資産總額和利潤上看，中國企業規模迅速壯大，與美歐日之間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背景下，胡鞍鋼理性提醒，站在新形勢下的國有企業改革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為了混合而混合，應當放在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競爭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大趨勢下，特別是國有企業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資源”、積極開拓“兩個市場”、學會利用“兩個規則”，從中國企業到跨國企業，再到全球企業。

　　他説，判斷國企改革是否成功，需要用“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來判斷：有利於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核心創新力、國際影響力。

　　胡鞍鋼提出，下一步國有企業的發展路徑選擇包括填補世界500強企業中的空白行業，擴大世界一流企業的行業覆蓋領域；繼續做強做優優勢企業，成為行業領頭羊；加大對弱勢行業的關注，加快促進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變。

　　“到2020年，國有企業應實現‘雙倍增’目標，即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數量翻一番，覆蓋行業數量翻一番。”他底氣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