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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央地關係應激勵相容

  • 發佈時間:2014-11-05 01:00:20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王斌

  近日,《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一書出版。該書第一作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同職能作了界定,這標誌著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已經成為一個影響改革全局的重大問題,需要更好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更好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更好履行各自職能,更好實現國家治理與地方治理。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出版恰逢其時,請結合這本書談談應該如何認識當前我國面臨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胡鞍鋼: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新型央地關係格局仍然包括兩大方面。一是如何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二是如何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和長治久安。而中國目前的基本行政架構是“條”、“塊”並存,以“塊”為主。這就使中央與地方關係面臨三個不對稱性。第一是資訊不對稱性。中國是一個地域大國、人口大國,政府機構層次有“五級半”(包括十幾個副省級)。層次越多,資訊不對稱性、資訊不完全性、資訊不確定性就越明顯,治理國家和地區的難度就越大。第二是權力不對稱性。既有“條條”專政過度集權、過度集中的突出問題,也有“塊塊”專政過分分權、過分分散的突出問題;既有“高高在上,官僚主義”的問題,也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第三是利益不對稱性。特別是在長遠問題、全局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等方面,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出發點並不完全一致。因此,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係,核心是要解決好這三個不對稱性。

  如何解決,我們在書中做了探討,核心有兩個。一是手段性措施,即如何建立好一個指揮棒。應當採用多種政策工具,使中央與地方心往一塊使、力往一塊用。特別是要使中央和地方由激勵不相容走向激勵相容,從利益不相容走向利益相容。二是結構性措施,即如何有效降低中央和地方現有的不對稱性。

  那麼,如何處理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呢?

  胡鞍鋼:這點,我們在書中有相當多篇幅涉及。新型中央與地方關係,表現在對傳統央地矛盾和衝突的平衡與調試上。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平衡:

  政治統一和經濟分權的平衡。現代中國歷程表明,只有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産黨的周圍,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才能抵禦外侮,實現民族獨立,乃至完成國家現代化。因此,在政治上,我們必須堅持黨對全中國的領導。另一方面,現代社會飛速發展,新技術、新經濟領域層出不窮,在經濟這一活躍的系統中,必須給予地方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空間,充分鼓勵各地方在允許的範圍內發揮各自積極性。

  “大規劃”與“小自由”的平衡。全國始終是一盤棋,必須堅持站在全國整體大局上為全國人民乃至整個民族的發展進行長遠規劃和謀劃。“大規劃”是指中央應當擔負起全國大規劃的責任,統籌大局,抓住大事,對事關中華民族長遠發展、全國整體大局的事務必須有所作為。所謂“小自由”指屬於地方可以自我調節、自我治理、自我發展的事務賦予其自主決策權。

  “大集中”與“小分散”的平衡。中國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也是時刻面臨各類挑戰的大國,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中央必須具有“大集中”的舉國動員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在重大機遇面前實現“一個國家,一個夢想”。中國又是一個極富多樣性的國家,在面臨諸多細小卻同樣不容忽視的問題時,必須能夠給予地方足夠的空間和權責實現分散治理,實現“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新書對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許多具體建議和意見,請深入解讀如何才能充分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

  胡鞍鋼:很明顯,這要求我們最大程度地削減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不對稱性、資訊不對稱性和權力不對稱性,根據我國生産力發展的不同階段,創造出一套能夠充分調動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同時具有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特點的激勵相容體制和制度。檢驗這一體制和制度的最終標準是經濟上能否創造活力、政治上能否保證國家凝聚力。

  對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統一性與多樣性始終並存,集權與分權始終並存。因此,我們必須統一基本制度,實行中央集權以保證國家的“統一性”,即國家政治統一、法治統一、基本政策統一和市場統一,保證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以及規模經濟效應。同時,以適當的分權方式,保障統一性指導下各地方的多樣性,即地方各有創新、各享自由、各具特點、各有所長,從而極大豐富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特色,實現現代中國的“一體多元”性。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前提下,將中央和地方的兩個利益點、兩大責任歸於激勵相容的兩大積極性,實現二者共促共進,為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共同基礎。

  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實質是實行“激勵相容”原則,有效地解決全國利益與地方利益間的矛盾衝突,使兩者的目標函數一致並最大化。明確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分工,總體上形成中央決策、國家規劃、部門指導、省級政府負總責、地市級和縣市級政府實施的分工合作體系和激勵相容機制。既可以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又可以發揮地方的創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辦事,支援地方創新,幫助地方糾錯,指導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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