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報告顯示，中國長期保持的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地位已為德國所取代。

　　這並非什麼壞事，因為貿易順差雖然在過去很長時期內，既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驅動因素，但問題是，中國在此過程中迅速陷入到極不正常的“斯蒂格利茨怪圈”中。這种經濟/金融現象大體可描述為：發達國家的廣義高級生産要素以資本形式向低級生産要素擁有國家集中，導致後者大量出口從而産生鉅額順差，其後這些以較高成本積累起的過剩資本，又再次以購買美國國債或證券投資等低收益形式回流至發達國家。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這種資金迴圈得不償失。我們以全球體系中規模最大的中美雙邊投資為例，過去十餘年間，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經營性凈收益率為15%，加上資産升值和人民幣升值因素，實際收益率高達18%，但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實際收益率僅為2.3%，美國國債與機構債的實際收益率也僅為3.22%。

　　這還只是直觀可見的部分損失，除此之外，中國在這個怪圈中的利益損失起碼還包括：

　　其一，中國所承接的很大一部分跨國産業轉移集中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領域。在發展初期，由於國內外要素市場相對隔絕，中國實際上是以人為抑制要素價格的方式來取得並不穩固的比較優勢。現在，因為經濟規模急劇攀升，中國在環境、資源等方面的透支已經瀕臨承載極限。

　　其二，中國兩頭在外的加工方式所形成的貿易順差本身效益就已不高，譬如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中美貿易，但中國對美出口中真正由中國創造的附加值悲觀估算僅佔37%，樂觀估算也僅佔50%不到。但是即便如此，中國仍然在為維持出口付出高昂的財政補貼，目前年出口退稅額已經高達1萬億元以上，綜合退稅率達到12.9%，並且還在上調中。

　　其三，中國的全部出口中來自外資企業的比重非常之高(自2004年起，這一比重已經超過50%)，外資的涌入固然在較短時期內幫助中國實現了較大幅度的技術進步與産業結構升級，不過與此同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中國本土企業成長的機會與空間。

　　其四，由鉅額貿易順差結匯而形成的國內基礎貨幣投放壓力，使得中國在以廉價出口商品幫助全球穩定物價、遏制通脹的同時，自身卻承受著巨大的宏觀調控與金融穩定重任，中國國內的流動性過剩實則已成為諸多問題相對集中的根源所在。

　　以上所述其實也正是為什麼中國自2007年起，開始將“順差過大、國際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劇”列為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的表現之一。現在，中國理當在堅持穩增長、調結構初見成效基礎上，把握住這一波全球體系再平衡的歷史性轉折，儘快走出得不償失的“斯蒂格利茨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