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讀書匯|姚洋：如何理解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增長的奇跡

　　2月26日，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助理教授席天揚做客中國網財經聯合今日頭條舉辦的“金融讀書匯”，分享新書《中國新敘事》的熱點議題，詳解地方創新突圍路徑，探討中國經濟的新敘事框架，理解中國發展之根本。

　　姚洋在訪談中表示，理解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經濟增長奇跡的原因，應該從3個層面理解，一是務實主義，二是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三是高品質的公開討論凝聚改革共識。

　　對於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如何形成良好互動的中央地方激勵機制，席天揚稱，隨著每人平均GDP的上升，經濟增速會下降，這是各經濟體的普遍規律。對地方而言，要意識到創新、教育等領域對於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樣重要。而上層政府在制定資源地區産業轉型目標和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資源産業佔城市總經濟規模的比重，按照城市對資源行業的依賴程度調整政策的強度，允許地方根據自身情況制定去産能的政策目標和産業發展總體規劃，給地方政府“政策鬆綁”。

　　以下為訪談實錄：

　　中國網財經：歡迎姚洋院長和北大國發院席天揚教授做客中國網財經聯合頭條財經共同舉辦的金融讀書匯！先和頭條的網友們打個招呼吧！

　　姚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崛起不僅是中國的巨大成就，也是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增長貢獻者，中國的故事就不僅需要我們自己正確地解讀，以助力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需要用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來講述和詮釋。

　　《中國新敘事》意在構建一種創新性的、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借力跨學科的研究資源和視角，闡述中國特色政治和經濟體制的運作機制，進而使得中國道路和模式早日成為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敘事。

　　席天揚：大家好！《中國新敘事》一書日前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探討中國的制度和治理模式。

　　中國網財經：為什麼要以“構建理論自信”為出發點，闡釋中國制度、模式和道路呢？

　　姚洋： 一個國家想要保持繁榮和穩定，需要執政者、精英和民眾對於這個國家的根本目標和治理機制的邏輯形成充分的共識。在這個意義上説，不僅是中國需要理論自信，印度、巴西、俄羅斯… 所有的國家都需要理論自信。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所説，每一種社會秩序都建立在一定的意識觀念之上。理論觀念不僅引導著人們的認識，並且直接影響著政策實踐。

　　從世界範圍來看，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和社會精英在實踐中往往受到發達國家的思潮，比如80年代的拉美的結構性改革和90年代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轉型都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和西方選舉民主的理念的直接影響，但是這些改革和政策在實踐上的效果並不如預期，甚至造成經濟和社會的動蕩。比如阿根廷擁有一批可能是全球最出色的宏觀經濟學家擔任貨幣政策顧問，但是去年阿根廷大幅通貨膨脹，比索貶值50%以上。擁有完美的西方經濟學教育背景的經濟學家不能拯救阿根廷經濟，有很多複雜的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點原因在於，西方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理論，是在西方社會的漫長歷史演變和社會發展中逐漸成型的，反映的是不同時期西方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問題意識和重大關切，而解決發展中國家問題的理論還是需要回到各國本來的實踐和社會語境中去發掘。從這個意義上説，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每個社會的執政者和知識分子、精英都有責任去探索內生於本國發展實踐的理論。

　　中國網財經：中國經濟發展無疑是世界的奇跡，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GDP年均增長9.5%。有人感嘆“在底子這麼薄、人口這麼多的國家，以這麼高的速度保持這麼長時間的增長，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成績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跡。”究其原因，市場解讀眾多，您又是如何理解這种經濟增長的奇跡的，究其根本原因是什麼？

　　姚洋：學術界有許多解釋，但我認為三點非常重要。第一點是務實主義。在我看來，鄧小平所開創的務實主義道路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我也很認同漸進式改革、雙軌制等類似的改革經驗總結，但我認為最根本的還是鄧小平開創的務實主義道路。中國共産黨是西風東漸的産物。中學課本裏就提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並不是一句虛話或句口號，是實實在在的表述。馬克思主義是經由俄國傳到中國，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本身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一部分，中國共産黨是一個革命的黨。鄧小平讓黨回歸中國傳統。

　　1979年，廣東省委向鄧小平彙報工作，他就突發奇想説你們應該搞特區，但特區能不能真正搞起來，搞起來以後會變成什麼樣，他心裏也沒有十分清楚的藍圖和把握。五年以後的1984年，他一定要去特區看一看。但從回憶文章來看，即便是1984年到特區之後也沒看到特別大的成就，但他堅持，只要方向大體正確，不妨再留出一點時間觀察和試驗，改革慢不得，但也急不得，只要方向對，好方法早晚會摸索出來。基本上也就是從1984年開始，深圳開始起飛，深圳蛇口從出口加工區開始一步步走出一條強勁的工業化道路。深圳的特區經驗也給後續的特區建設帶來很好的示範效果，以點連線，以線帶面，快速鋪開。所以，鄧小平的智慧就是方向大致正確，方法上“摸著石頭過河”，用一種務實主義的態度處理改革和開放問題。

　　第二是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在這方面，順德給中國的改革帶了一個很好的頭。鄧小平南巡到美的跟何享健説你要膽子再大一點，後者就受到了鼓舞。美的一開始到1992年都是一家集體企業。何享健後來就動手改制，變成員工持股，然後香港上市。但5年以後又發現效果不理想，人人持股等於人人不持股，大家熱乎勁一過又回歸平均主義的低效，於是1997年他再啟改革，把公司從香港轉回A股上市，並徹底改制，成為一家民營控股企業，這從根本上造就了今天的美的。美的是中國企業改製成功的一個典範，也是企業傳承的典範，何享健沒有把經理管理權傳給自家人，而是傳給方洪波這位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因此，在改革和傳承上，美的都很有很高的案例價值。中國另一個國企改革的樣板是山東諸城，諸城的改制走了另外一條路。

　　順德和諸城為什麼要進行國企改革？為什麼敢於進行國企改革？1999年我到順德調研時詢問當時的經委主任，你們這樣改制國有企業，有沒有批評你們國有資産流失的壓力？你們怕不怕？他説不怕，也沒有壓力，因為給國有企業改制不是資産流失，而是幫國有資産止血。當時的很多國企表面光鮮，實際上是一個空殼，不少廠長經理都在私底下掏空企業，有些企業開工之日就是虧損之時。順德人就認為無論國有資産、民營資産都是咱們國家自己的資産，都應該成為能造血的資産，這樣産業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前途，因此需要改制的就要改制。

　　第三是高品質的公開討論凝聚改革共識，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開放能夠行進至今，與80、90年代的公開討論環境不無關係。比如著名的1984年的“莫幹山會議”，通過將近10天的公開討論，幫助政府確定了價格改革的方向。又如90年代末關於入世的討論，特別是電信改革的討論，周其仁老師提出“數網競爭”的改革方向，最終成為政府採納的政策。

　　中國網財經：有學者認為，我們近年在推行“綠色GDP”，對舊模式唯GDP增長的反思中，越來越淡化經濟的發展目標了，這反而模糊了基層行政的目標，“更有人想出了各種理由來為當前越來越低的經濟增速辯護”。您是怎麼解讀這種現象的？您認為在當下的治理環境中，一個怎樣的中央地方激勵機制是最有效的。

　　席天揚： 經濟增速的趨穩，是週期性、結構性和長期趨勢疊加造成的結果。從經濟週期來看，實際上中國現在處於經濟週期的底部，投資增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週期。在結構性因素方面，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仍然存在結構性的問題，比如企業的融資機制不夠有效，國企和民企在市場競爭和融資上存在差別性的待遇，又比如要素市場仍然存在制度性壁壘。在種種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下，地方政府往往借助財政手段通過加杠桿發展經濟，因此造成在降杠桿之後地方經濟增速下行壓力變大。當然，從長期趨勢來看，隨著每人平均GDP的上升，經濟增速就會下降，這是各經濟體的普遍規律。

　　環保政策的執行對於投資和GDP增長在短期內肯定會有一些影響。特別是在環境品質也進入了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標，乃至環境問題“一票否決”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會更加謹慎對待可能會帶來環境損害的投資項目。環保政策對於不同地區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對於一些比較依賴自然資源和工業生産的城市和地區影響可能會比較大，這些地區實現産業轉型發展的壓力也會比較大。對於資源型城市和工業城市而言，嚴控污染企業、産業轉型和去産能儘管在理論上有利於這部分城市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在短期內無疑會壓縮城市核心産業，導致地方政府出現“舊産能發展受限，新産能培育不足”的困境。同時，核心産業發展受限、企業大量退出，也會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增大，不利於保證其他社會經濟領域的財政支出，例如創新、教育等，而這些領域對於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樣重要。因此，上級政府在制定資源地區産業轉型目標和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資源産業佔城市總經濟規模的比重，按照城市對資源行業的依賴程度調整政策的強度，允許地方根據自身情況制定去産能的政策目標和産業發展總體規劃，給地方政府“政策鬆綁”。

　　中國網財經：整本書是以“制度創新”來結尾的，講到“制度能否成功落地顯著地受到基層‘稟賦’的影響”，如何理解這裡的“稟賦”？在現在的環境下，地方創新仍需要哪些突圍？

　　席天揚：從經濟學角度來理解經濟發展稟賦，既包括資源、環境、勞動力這些有形的發展條件，也包括地方政府的組織能力、行政能力、法治環境乃至商業文化這些無形的發展條件。比如，去年很多城市為了引進人才退出了“人才新政”，針對高學歷人才實施寬鬆的戶籍和買房政策，這就是一種制度創新。但從長期來看，決定一個地區能夠持續有效地吸引人才進入的可能不是短期的優惠政策，而是要看商業機會、生活環境，以及包括教育、醫療在內的公共資源是不是足夠地好，而這些因素也取決於地方政府的發展理念和施政的水準。

　　《中國新敘事》這本書的5-9章，其實都是從不同的政策維度來探討地方政府如何實施制度創新、推動經濟和社會更好發展。比如王賢彬和徐現祥提出的“試驗-推廣-學習”的模式，張牧揚討論的通過官員流動縮小地區差異，耿曙提出的彈性任期和績效考核，以及聶輝華對於地方政府處置“僵屍企業”的分析等，都體現了地方在實踐中創新的智慧。從現在的實踐來看，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於如何保持地方靈活性和中央大政方針精神的統一。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統一對上負責，但是在經濟和行政上對下負責大量的日常決策，而不同地區的差異很大，很難一刀切。正如我們前面所説的，允許地方政府的試驗和創新，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經驗，也是通過改革持續釋放增長活力的制度保障。

　　中國網財經：地方政府如何更好的引領經濟發展？

　　席天揚：在本書的各章節，幾位經濟學者對於地方政府如何引導經濟發展做了精彩的論述。比如，王賢彬和徐現祥著重分析了地方政府在扶植引導優勢産業中的作用。事實上，世界各國都存在不同程度和産業政策和政府對於産業的規劃。由於市場資訊的不完備和各個地區經濟發展水準、要素稟賦分配的差異，一些具有充分的市場前景的新興産業可能受到各種條件的局限，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投資協調者的作用。去年下半年我們在一個西部省份的資源型城市調研，這個城市的産業和經濟發展在環保和去産能政策的影響下存在很大的下行壓力。但是當地政府從實際情況出發，依靠已有優勢産業和豐裕資源優勢，利用全省物流、交通、大數據産業快速發展的機遇，引導具有産業競爭力和自生能力的新興産業快速發展。同時著重發展與生態環保目標一致的産業園區，培養産業集群，強調全産業鏈上下游的協同發展。例如，當地結合産業特點，推動建設以粉煤灰、煤矸石等工業固體廢棄物為原材料的迴圈經濟，在打造旅遊産業品牌的過程中，結合當地特色引導鼓勵旅遊裝備産業的投資發展，取得了較好的成效。除了直接的産業引導外，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金融發展、營商環境等方面也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經濟發展産生重要的影響。這些內容在書中也均有論述。

　　中國網財經：如果從“新敘事”角度來理解“去杠桿”，您認為我們的高杠桿率到底高在什麼地方？我們應該從哪幾個方面入手來降杠桿水準？

　　姚洋：有兩個地方的高杠桿確實應該去一去，一個是國企，一個是地方政府。國有企業的資産負債率在60%以上，偏高。相比之下，民營企業50%左右更正常一些。國有企業杠桿率高的真正問題核心在於僵屍企業。僵屍企業的杠桿一定要去。地方政府的杠桿有很強的週期性。2008年4萬億之後地方政府杠桿積累的非常多，最後是中央政府買單。自2014年起中央政府允許地方政府發自借自還的國債，通過債務置換完成了11萬億地方政府商業債務的轉換。目前，地方政府的杠桿又有上升的趨勢。

　　但是，不能籠統地説高杠桿一定會出問題，杠桿高到賬還不起的時候才是問題。企業特定階段的高杠桿也許只是快速發展的正常需求，只要資金能週轉得過來就不是問題。簡單把我國的杠杠率和美國的對比是不合適的，因為我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而美國以市場融資為主。而且，我國的儲蓄率非常高，製造很多的流動性。

　　以上為姚洋、席天揚參加金融讀書匯專訪問答實錄，僅代表被訪者個人看法，不代表今日頭條認同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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