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結構合理化根本談不上工業化”“新時代的實體經濟只有創新”“我們不能再走美國去工業化和再工業化的老路”。近日,中國企業投資協會組織的實體經濟與創新論壇召開,厲以寧等專家學者紛紛對我國實體經濟建言獻策。
結構比總量更重要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表示,“結構性失衡,實際上告訴我們經濟學一個重大問題,結構比總量更重要”。
他説,從根源上看,結構性失衡跟舊體制有關,發展模式是舊的,其中行政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行政為主的情況下,地方相互攀比,形成了舊模式的重演,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結構協調。
“另一個造成結構性失衡的重要原因,是大幹快上,”他表示,“每次經濟平穩一些就開始大幹快上,和地方政府的攀比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很難解決的問題。”
他舉例説,1840年鴉片戰爭時,中國的人口比英國多得多,總産值比英國高,消費業比英國多,但是不分結構的話,總量是個空架子。當時英國的産業革命已經進行了70年,主要的産品是蒸汽機和各種機器設備,英國也産棉布,是用機器製造。中國主要的産品是農産品,出口的是茶葉、絲綢,也有手工紡織的棉布,兩相一比,高下立現。
厲以寧表示,沒有結構合理化根本談不上工業化,創新是解決結構性失調的最重要的途徑。經濟波動和在技術領域持續增長都和創新有關。“我對中國的産業結構調整,消除結構性失衡是有信心的。”
新時代的實體經濟必須創新
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表示,教育、科研、創新是實體經濟最基礎、最根本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完善、高效的教育體系,還有很多人科學知識、文化知識很缺乏,甚至有一部分人上不起學,那我們國家不可能建成強大、先進的社會主義強國。
他表示,教育以及科學研究、技術研發、産品創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短板。同時,也不能把這三者簡單歸納為科技創新。“現在講的創新多是在産品層次,是産品的多樣化和模式的創新,這些並不代替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
“目前我國教育、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對海外依賴程度較高,雖然原創性研發越來越多,但我們在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上總體依賴國外,這一點必須扭轉。”陳元表示,要把教育、科學研究、技術研發放在打基礎的地位上。我國受教育總人口在全世界已經佔據領先地位,但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國外先進水準還有相當差距。我們不僅要在科學家、技術人員上追趕國際先進水準,還要在人口平均水準和整體素質上追趕國際先進水準。
他表示,為此要補上基礎科學的研究,特別是物理學、數學,這些基本理論和基礎學科的研究要追上國際先進水準。同時要補上技術的短板,現在我們還有很多技術不掌握,比如晶片的技術等。
億利資源集團董事長王文彪則表示,新時代的實體經濟如果還是傳統的經濟,將無路可走。新時代的實體經濟必須走創新的道路。
美國再工業化並非回歸傳統製造業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原院長陸忠偉表示,在去工業化的道路上,美國付出的代價慘重,走的是一條工業化、去工業化、再工業化的路,實際上是一條回頭路。
他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提到從彼得堡出發。事實上,從1970年到2015年的半個多世紀,美國工業在GDP佔比從32.17%降到了19.91%,同時美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的規模從13.6%驟降為9.0%。顯而易見,美國大規模的總量去工業化弱化了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對貿易平衡、就業規模、經濟增長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作為去工業化的後果,美國經濟形成了大服務、小産業、低儲蓄、高消費的結構,僅靠本國的生産無法滿足消費。
他舉例説,2016年數據顯示,美國對101個國家有貿易逆差,其實質就是美國利用別國的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産能力的消費水準,這麼一個大國,顯然是不行的。
2008年金融危機促使美國重視製造業,2009年底,奧巴馬政府啟動了再工業化發展戰略,旨在大力發展製造業,振興本土工業,以維持經濟的均衡運作以及可持續增長。2011年,啟動先進製造業夥伴計劃,2012年,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發佈了先進製造業的國家戰略計劃,2017年,特朗普推動再工業化。
他表示,美國的再工業化是對去工業化的否定,但也並非回歸傳統的製造業,而是走一條新型的製造業之路。美國的再工業化力推産業結構從重、厚、長向輕、薄、小發展,發展電腦、航空、汽車、機械、電子零部件等産業,以及大力發展生態環保、清潔能源等,以保持美國製造業在21世紀的全球競爭優勢。
(責任編輯:段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