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豪”融資記

　　“羊年我想要搞一個有機農場，在裏面種上西瓜、櫻桃。”説這話的樊志容是宜賓市郊區的一個農民，她2008年在縣城註冊了一個專業合作社，從外省引入了種植草莓的先進技術。通過全家人一起經營和努力，現在她建的生態農場每天最多能有超過200個客人來觀光和採摘。

　　“新的一年我想建一個土特産交易中心，就設在主幹道的路邊上，服務更多的農戶。”投資人漆建原來從事房地産開發工作，2011年響應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一頭扎進了農業産業。現在他打造的水産養殖生態園已經是四川省優勢水産品養殖示範基地，養殖了包括鱘魚在內的十余種長江珍稀魚類並源源不斷地投向市場。

　　“我要養更多的黑豬！”90年代從事屠宰工作的朱順彬在2010年轉行修了自己的養豬場，15000平米以上的豬舍可謂“地區養豬一霸”。2014年的豬價大跌讓他虧損慘重，但也從中發現了機遇：在豬價一片哀鴻時，自己精心飼養的幾百頭生態黑豬仍然價格堅挺，保證了盈利。所以他暗下決心未來要把養殖的重心放到黑豬身上。

　　從事農業産業的這仨人，有農民，有工商資本家，有搞養殖的，也有搞種植的，而他們相同的特點是，都可被稱為“土豪”：通過流轉，他們都擁有了數百畝乃至上千畝的土地使用權。也因此，他們的春節願望不謀而合，就是在新的一年擴大經營規模。

　　而當記者問他們在實現這個願望的路上有什麼挑戰時，他們的答案也是一致的：希望能順利融資。

　　“融資難是農業企業面臨的普遍現象，我們發展需要錢，最終還要靠銀行支援。”有工商資本背景的漆建心裏清楚，單靠出去找投資人不現實，只有貸款才是他們這群人的必選之路。

　　但是，銀行的三農貸款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簡單，過去大多采用信用貸的方式，也就意味著每筆貸款只能是幾萬塊錢，對於他們“宏大”的發展計劃而言，這點兒錢有點不夠。“怎麼貸才能貸出更多的錢呢？”朱順彬為這事頗為鬱悶。

　　把他們三人在現實生活中聯繫起來的，是一位名叫梁華的人。從事農業開發産業的梁華主營“養鴿子”，也久為農業企業貸款難的問題所惱。因此，經過很長時間的思考和遊説，梁華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

　　他申請成立了一個互助會，會員就是樊志容、漆建、朱順彬這樣的農業人。互助會會員每次為擴大生産而貸款，可以由互助會進行擔保，降低銀行對農業企業風險高，易出現壞賬的憂慮，提高貸款的成功率，而且這樣的聯保形式讓銀行也更容易申請貼息。

　　這些志同道合的農業人一拍即合，很快這個點子就變成了現實，到記者發稿前，他們這個互助會剛好獲批。

　　有了互助會當保障，接下來就要找銀行了。平時喜歡鑽研政策的梁華還在新聞上看到一個好消息，國家劃定了主要扶持三農産業的幾大金融機構，其中有很早以前一度幫助過他脫離經營困境的郵儲銀行。於是他迫不及待的聯繫了對方，希望能先行打聽一下，沒想到對方給了他一個更好地消息。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在一些地區先行開展農村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而四川省正好是郵儲銀行推出這項業務的試點地區。郵儲銀行宜賓市分行的有關負責人告訴梁華，未來他們互助會的這些“土豪”們都有希望通過這個新産品獲得更多的貸款，而且隨著當地的確權頒證工作逐漸開展，以及農村産權交易市場的建設搬上議程，這一天可能不會太遠。

　　採訪的最後，記者問他們：“有了資金支援，有機農場、土特産交易中心、黑豬養殖這些擴大經營規模的目標都很可能實現，但如果你們經營不善還不起貸款，銀行可能會把你們好不容易流轉過來的土地給收走，會不會擔心？”

　　“不擔心，絕對能搞好。”幾人異口同聲地説。

　　郝阿姨的心願

　　2014年2月18日，除夕夜。在經過了六小時高鐵車程，北京工作的郝帥帶著自己新婚妻子王晨晨回到老家西安。在車站出口，郝帥的母親郝阿姨已經守候多時。郝阿姨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自從郝帥2009年去北京工作，每年春節，她都會到車站接自己的兒子，和他一起回家過年。而今年春節對她來説，意義非同尋常，因為2014年33歲的郝帥終於在北京結婚成家了。這個春節，郝阿姨將第一次和兒子、兒媳一起在西安過年。

　　郝阿姨今年62歲，退休前在鐵路系統從事會計工作，是《經濟參考報》的忠實讀者，對報社不少編輯記者如數家珍；她還是一位有著20多年“股齡”的老股民，對報紙的宏觀報道和證券報道格外關注。郝阿姨告訴記者，2014年她開始關注報紙上區域經濟和各地區改革試點的報道。她説，這些報道不但是進行股市投資的重要參考資訊，還和自己多年來的一個心願有關。

　　郝阿姨賣了個關子，先和記者聊起這幾年自己和郝帥分隔兩地的生活。“他大學畢業後先去上海工作，然後又讀了研究生。”郝阿姨指著郝帥説：“因為專業問題，很難在西安找到工作。後來他在北京順利地找到了工作，這一幹就是5年。現在他已經在北京結婚買房，還拿了北京戶口，算是在北京紮根了。”説到這裡郝阿姨有些傷感。

　　郝阿姨接著説，在過去五年中，最讓她牽掛的就是兒子的終身大事。“在北京工作不容易。工作忙，壓力大，很多年輕人根本沒有時間交朋友、談戀愛。”這讓當母親的她非常著急，在她看來，在適當的年齡結婚成家，不但是中國的傳統觀念，還會讓年輕人樹立起家庭責任感，也使年輕人更好地去工作和生活。

　　“14年他結了婚，我就寬心很多。也有時間去幹自己的事情了。”郝阿姨説，郝帥結婚後，自己和朋友去了台灣、青海旅遊，平日裏除了鍛鍊身體和養花，還開始練習書法。“我現在要做的就是保持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心態，爭取不得病，不給兒子添麻煩。”郝阿姨説，郝帥工作很忙，經常加班，她不想讓兒子為自己操心。

　　對於和母親分隔兩地，郝帥説，很感謝郝阿姨當初尊重他去北京工作的決定以及在這之後，對自己的默默支援。他説，儘管自己結婚沒多久，但對“家”的概念和母親有了新的理解。“中國人説‘子欲養而親不在’，以前不懂事，不懂什麼意思。現在，懂了。”説到這裡郝帥的嗓子有些哽咽，他低下頭，久久不發一言。這時，郝阿姨用手輕輕地拍了拍他的後背，説了句：“懂了就好。”這一句，有無奈，但更多的是欣慰。

　　“過完春節，我要和我妹妹去泰國普吉島。聽説那裏可以潛水，要是身體允許，我也準備試試。”郝阿姨這樣説。“這就是您的心願？”面對記者的提問，郝阿姨搖了搖頭説：“我希望改革的步伐再快一點，希望把在上海、深圳、北京等一些改革前沿地區試行好的改革新政推向全國，讓全國更多的地區都分享改革紅利，希望全國的所有地區都能更好地發展，出現更多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希望年輕人可以在自己的家鄉獲得發展的機會，不要離開家就能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

　　“我這一代人趕上了上山下鄉，趕上了文革，趕上了下崗，可以説一輩子都沒有選擇的機會。但我們還是熬過來了，熬出了現在的好生活；我兒子這一代人，物質上要比我們過得好，可以自己選擇上學、工作和結婚，但他們趕上了並校擴招，趕上了畢業就失業，趕上了一對夫妻照看四個老人，趕上了中國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很多事情他們也無法選擇，空巢老人、留守兒童沒有一個是他們這一代人願意看到的，但在時代的大潮中，他們只能選擇隨波逐流。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國家好，希望全國各地都發展起來，希望到我孫子那一代，可以不用為了工作而離開自己的家鄉。”郝阿姨這樣解釋。

　　“我是不是有點誇張？我不覺得誇張。我想這是所有母親的心願。”郝阿姨看著郝帥，面帶微笑。

　　每逢佳節被“逼婚”

　　□記者 鐘源 北京 杭州報道

　　不知“逼婚”這個字眼始於何年，但作為大齡的自己肯定今年難逃此“劫”。既然木已成舟，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出擊，想好對策。眼見年底脫單不成，自己便尋好後路——悄悄網羅各家反“逼婚”寶典，以備“審訊”之需，祈禱矇混過關。

　　日歲見長的父母逐步提升了“逼婚”等級，更甚是在去年放下狠話——“2015年過年，你要麼回一對，要麼一個也別回！”。

　　每逢佳節被逼婚，對未婚大齡單身青年來説再熟悉不過。

　　在“逼婚”與“反逼婚”道路“摸爬滾打”多年的自己，對父母今年的大招只能將計就計，不孝地在京遙祝父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了。然而，“妥協”的往往是慈母。就在臘月28當天，母親以正月去杭州看親戚，交通便利為由決定今年來京過年，並要求自己送她去杭州。

　　得，將計就計之策就這麼化解。看來今年要在京過一個邊逛廟會、邊陪老母拜佛燒香祈求子女桃花運的春節了。讓自己吃驚的是，自北京西站接站起到正月初四南站護送去，我媽只字未提找女朋友、結婚的事兒。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我和母親一路向南，沿途只談風景、不談婚姻之時，火車途經天津，上來一對年輕情侶。“分手吧，小A，你説你們天津也算一個大城市。你爸媽也算是很體面的公職人員，在我們那買套婚房怎麼還有那麼多房貸？”剛一上車，小情侶的女方便對天津男一頓埋怨。那男生也不示弱，一個勁兒地解釋，“我爸媽已經盡力了，你説你們上海那房價那麼高，能全款買房的有幾個？更何況我家去年又為我剛買了車，花了不少錢。有房貸怎麼了？反正我們還年輕，可以共同努力把日子過好。”一聽這話，女孩兒似乎理屈詞窮，只拋出一句“反正我媽不願意！”便不再言語。

　　剛剛車廂氣氛還算輕鬆，這幾句對話讓空氣頓時緊張。“旁邊的小夥伴們，哪位想玩耍，我們來打牌吧！”一路樂呵的東北小夥兒小B看到這情景，趕忙換話題道。

　　就這樣，我、小A、小B、小C(在浙江大學正讀博士的北京女孩兒)便組了局，成了kill time的臨時“驢友”。期間小C問大家現在結婚對象什麼最重要，是房子還是戶口？不過，自己因為母親在身邊，只能以“呵呵”作答。

　　性格外向的東北小夥兒小B説，這些説重要也重要，説不重要也不重要。他以自己為例，這次被父母逼婚去杭州打工，就是為賺點錢回家好找女朋友。對此，北京女孩兒小C感慨，“看來學的好不如嫁得好啊。自己今年博一，因為一心讀書把年齡拖大了。到現在才知道女人最大的優勢是年輕！”她透露，這次匆忙趕回學校，就是想參加那邊的一個新年相親會。一聽這話，東北小夥小B趕忙解釋，“找老婆還是人品第一啊！”。

　　對此，北京女孩兒小C坦言，“看來，還是要嚴把自己的底線，必須要有北京戶口。”聽到這話，小B急了。“你這人真2！北京戶口是值錢，但也不能當飯吃！”對此，小C也很無辜，“我這容易嗎，你剛才不是説主要是人品嘛，可前幾天相親，見面男方就提是否有北京戶口，一聽是北京土著，就分外好感！我之所以要找有北京戶口的，就是排除那些只奔戶口去，而不是真愛的”。聽到這樣的解釋，大家恍然醒悟，並把矛頭指向這個“看臉拼爹”的社會。“唉，我們80後這一代容易嗎，亞歷山大不説，父母還不理解，只會逼婚，只管把自己任務交掉！”

　　“年輕人，你們這一代壓力是大，但也不要埋怨父母逼你們結婚，其實他們都期望你們平安幸福！孩子年齡大不結婚，孩子壓力大，其實父母最揪心……到站了都打個電話給家人報個平安吧。”一直不説話的母親突然説道。母親説，“有些事兒要攀比，比方學習和工作；有些事不能攀比，比如金錢和婚姻！找對象要真心，過日子要容忍和擔當。”

　　聽到這席話，大家都沒再言聲，火車又恢復剛才的平靜。唉……旅程有終點，可自己的幸福何時能到站呢？

　　一位老教師的憂心事

　　□記者 李唐寧 山東報道

　　春節返鄉，一派喜慶中也有種種疑慮。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政策公佈已近兩月，儘管各地具體實施細則還未出臺，但輿論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已經沸沸颺颺。山東省日照市教師圈子裏這項改革一直被反覆談論，儘管決策層一再表態，仍未減輕改革給教師們帶來的疑惑和不安。

　　據公開資訊稱，山東省人社廳相關人員經過大半年準備，目前山東省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已經完成了前期調研、摸底工作。但在基層事業單位職工看來，改革路線仍是“一團模糊”。

　　老雷是山東省日照市的一名普通中學教師，養老金並軌的消息讓參加工作28年的他第一次在養老問題上有了危機感。

　　“按照人社部的説法，雖然制度上並軌了，但退休待遇並不會降低。但我們擔心的一是財政上有沒有錢給我們交養老保險和職業年金，二是按照新的計發辦法，未來待遇水準是否真的不會降低？”老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對於他們這批八十年代參加工作的老教師而言，之前養老似乎從未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因為按照此前的養老辦法，退休後養老金基本可以達到在職時的工資水準。但改革後，這一預期已經充滿了變數。

　　此外，從情感上講，降低養老金水準對老雷這代職工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從參加工作以來，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曾長期低於企業職工，本來養老金水準高可以看作是一種對在職時收入低的補償，現在這種補償也要被拿掉嗎？”老雷説：“而且多年來一直宣傳工作滿35年，退休後發全額工資，如果改革後達不到這水準，政策權威性在哪？”

　　除去對個人福利影響的考慮，老雷對改革最大的疑惑在於，這是否是完善的改革鏈條中的一步，還是為了迎合輿論要求而即興出臺的“安撫措施”？“如果在大的改革框架下，有節奏的按部就班地改革，我們作為個人是不會不理解的，但如果僅僅是朝三暮四，缺乏頂層設計的隨性之舉，我們就不得不質疑改革的合理性了，畢竟養老金雙軌制並不是現在中國養老面臨的最大問題。”老雷説，不管改革是現在提高工資把福利“前置”，還是維持現有在職工資和退休金水準，他希望政策能有全局觀，未來願景更令群眾信服。

　　父母想當淘寶客

　　□記者 趙晶 上海報道

　　久未回鄉，與父母接頭後的第一句聊天不是“吃了嗎？”也不是“怎麼穿得這麼少？”，而是“網上怎麼買東西？”。

　　於是行李尚未整理完畢，就掏出手機為馬雲先生擔當起義務宣傳員——記者果然是馬雲背後千千萬萬個女人之一啊。聽完大約10分鐘的介紹後，母親大人提出了幾個疑問：錢會不會不安全？如果買的貨不對版怎麼辦？和逛街不一樣的是摸不到實物，會不會太沒有樂趣了？而父親大人則更進一步地問，馬雲那個什麼寶收益率那麼高，會是騙子嗎？

　　這幾年，網際網路經濟在已經成為證券公司門口賣茶葉蛋的老太太都知道一二的時髦事，隨著雙11、雙12的普及，就連不愛上網的老年人都明白網上東西便宜，進而要求積極學習網際網路購物及相關知識。而2015年春節期間，網際網路紅包滿天飛的場面讓同一飯桌上的老人們無比好奇——這麼搖一搖就能拿到錢嗎？

　　基於網際網路基礎上的各種消費和理財方式正成為橫在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天塹。一位ID為“寶少”網友在微網志上吐槽説，希望今年能教父母學會支付寶錢包，這樣她就能春節直接支付寶分發紅包，而不必上銀行排隊了。

　　年輕人希望少去銀行，多用數字支付工具，老年人則正好相反。在學習支付寶過程中，老年人更關注貨款的安全、使用的便捷。這兩個相悖的要求，實際上正是網際網路經濟走向更多人群的阻力。江湖曾有“得廣場舞大媽得天下”之説，實則上，網際網路經濟通過幾輪促銷和轟炸之後，最後需要攻克的也是大媽們所代表的老年人市場，這是一片藍海，也是一道考驗網際網路金融企業的考題。

　　醋糯和恚介紹著網際網路經濟的發展與未來，這是一頓難忘的年夜飯，在這個晚上，傳統與新科技相互融合，除夕夜當晚參與春晚微信搖一搖互動的總量達到�110億次。其中在22時34分，每分鐘有8.1億次國人正在“搖紅包”。

　　父母邊看春晚邊體會著近在身畔的網際網路經濟，而作為兒女，記者思考了一晚上如何幫助父母達成在網上購物的心願。大年初一，記者宣佈了新年計劃，請老人家先學會“找人代付”，並且把記者的支付寶賬號加入他們的通訊錄——橫豎都是孝敬老人，替父母代付貨款也是孝敬的方式。

　　他們欣然接受，因為知道這個除夕和初一，自家孩子搶到了好幾百元的紅包，是個“有錢人”了呢。當然，就不必告訴他們記者還發出了上千元紅包這件事情了。

　　小學入門也“一票難求”

　　過年回家，總愛去高中母校門前溜達溜達。十二年前，母校新校區在寶雞東部郊區落成，那時那裏還是沃野千里、麥田飄香。今年再去，早已是一座新城拔地而起，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幾年前那些新手練車的寬敞馬路如今已是擁堵不堪。

　　這裡已經變成了寶雞市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我表姐夫一家現在就落戶於此。

　　2014年夏天對我表姐夫而言相當難熬。

　　嚴酷的夏天從5月份就開始了。“我們早就聽説現在小孩上小學名額比較緊張。我們小區有個人通過關係，5月就給他家娃落實了上學名額，我想到我娃上學的事完全沒有著落，心裏頭確實擔心，萬一錯過了今年上學的年齡，明年就不是適齡兒童了，更難！所以我5月就開始四處聯絡、尋找門路。”

　　小學入學真可謂“一票難求”，本來順其自然的事如何變得如此艱難？要説這每一件蹊蹺事背後都有緣由。

　　我表姐夫一家所在的高新區，原來是鄉鎮農村地界。近些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民被徵地後變成高新區居民，兩個村鎮的小學也拆除了，因此村民和以前住在村裏的農民工的孩子都要在高新區上學。此外，很多工廠、公司遷到高新區，大量員工在高新區落戶，導致人口迅速膨脹，這些企業員工的孩子也要在該區入學。

　　2014年那個暑假，高新區只有高新一小、高新二小兩所小學。一小一年級從4個班擴大到6個班，每班人數從45人擴充為60人，而二小每班人數甚至高達70人。即便如此，仍然無法滿足區域內孩子上學的需求。

　　“我們小區2014年有28個娃要上小學。我們這些有孩子要上小學的業主就建了一個QQ群，互相通氣，下班後見面第一句話就問孩子上學的事，希望誰家有關係有門路能給咱們幫個忙。”我表姐夫説這些情景仿佛還歷歷在目。

　　“當年買房子的時候，開發商承諾可以保證小孩在高新區小學上學。所以我們這些孩子家長就聯合起來天天找物業、找開發商，由開發商通過關係找教育局、學校領導。折騰了好幾個月，最後我們才收到一個可以入學的證明單子。”聽到這裡，我不禁松了一口氣，不過呢，我實在高興得太早了。表姐夫接著説，我們小區有家長拿著證明單子去高新二小，學校告知，“不行，今年人太多了，你們就別想了，不能入學。”

　　這28個孩子家長沒有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開發商身上，他們跑市教育局、跑高新區文教局，四處找人打聽，在酷暑炎夏的烈日頭下前前後後跑了無數次，得到的答覆是，上不了高新小學，可以上村鎮上的小學。

　　“我們買的高新區的房子，價格這麼貴，主要就是考慮小孩上學，憑啥讓小孩去村鎮學校上學？”這個結果是像我表姐夫這樣的在高新區安家落戶的企業員工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況且村鎮小學人也滿滿的，也不一定接收。”

　　迫於巨大的入學壓力，還在建設中的高新三小提前一年開始招生，我的7歲小侄子在開學前最後時刻被劃入了高新三小的學區範圍。“實際上學校還沒完全建好，從附近的高新一中借了教室，一個月內招了一些老師，由高新一小的校長和一部分老師兼職託管。作為家長，我肯定覺得不靠譜！”

　　都説可憐天下父母心，此話一點不假。那個難熬的2014年夏天，我表姐夫多次跑到一小、二小校園裏面看公告，想碰碰運氣，看有沒有家長通過什麼途徑找學校領導。“我連續請了好多天假，從早上八點等到中午12點，又從下午1點多等到快下班。終於有一天快6點見到了校長，校長只説了一句：‘你回去吧，別找了，行不行到時候給你通知。’我也沒啥辦法，只好就走了。”這個陜西漢子的落寞背影，在夕陽中拉的很長很長。

　　“後來我們還是托親戚找朋友，一層一層找關係，才爭取到了一個名額。報名那天，一直排隊到晚上9點半才報完名，我們才算把心放下了。”我表姐夫看看身邊的小侄子，對我説：“對於這個結果，我特別高興，也覺得有點心酸。我的訴求是希望我家強強將來上初中、高中不要再出現2014年上小學時學校資源有限、小孩沒有好學校可上的情況。”

　　“老有所依”的暮年夢

　　甲午馬年臘月，甘肅省莊浪縣的王老師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他每個月的工資又上漲了224元；壞消息是，一場4000萬人走向三億人的養老金並軌正洶湧襲來，還有三年就退休的他將告別“免繳費”時代，開始按工資的8%和4%分別繳納養老保險和職業年金。

　　今年王老師任教37年，已經評上副高級職稱，按照此前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養老保險制度，他至少可以領取四千多元的退休金，而且隨著單位工資調整進行調整，這也是其一直以來“老有所依”的底氣所在。

　　但是，現在走到一個轉捩點，這一切都將被打破。

　　“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眼看就要退休，政策突然就變了。養老金並軌改革後，像我這樣的在職人員工資收入勢必減少，而且基本養老金水準也會出現下降。雖然會根據視同繳費年限發放過渡性養老金，但這個繳費水準到底怎麼算不清楚，一直害怕退休後拿到的錢就少了。現在物價在飛漲，人老了身體不行，常年在吃藥，各項花銷越來越大。”王老師言語中透著對未來的擔憂。

　　事實上，這只是人到暮年“愁所依、愁所養”的一個側影。莊浪這個西北的小縣城，和國內千萬個城市一樣，正在遭遇著老年化浪潮的衝擊，面臨的窘境甚至遠大於一二線城市。

　　“老人請保姆的很少，要麼自己照顧自己，要麼就跟兒女一起生活。”現年51歲的李女士兒女均在外地工作，一年至多回家兩次。還有四年就退休她已早早擔憂起養老的問題，“兒女們在大城市生活負擔比較重，尤其是房價這麼貴，沒有個大房子，我們過去住不下，而且也確實不習慣當地的生活。自己在老家生活，卻又面臨著無人照顧的問題，請保姆得一大筆花銷，自己那點養老金根本不夠，而且在這小地方也很難請到合適的保姆。”

　　農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問題更為突出。家在莊浪縣岳堡鄉王家村的王大爺，雖已是70歲的高齡，且腿腳不靈便，但由於四個兒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十幾畝的田地和兩個上小學的孫子就靠他和同樣是古稀的老伴照料。

　　周圍村莊同樣的故事也在上演。近年來在國家的不停反哺下，農村的日子好過多了，60歲以上的老年每人平均可領取養老金，今年每月的額度從55元提高到70元，但這並不能保障他們可以頤養天年，再加上青壯年勞力的日漸缺失，他們仍被迫參加農業勞動，以此來獲取養老資源，而無人贍養的情況也比比皆是，有老人甚至因此走上自殺的道路。

　　“希望養老金並軌儘快出臺細則，解除退休的後顧之憂。同時，適當地提高醫保報銷比例。此外，多在小城鎮建立養老機構，給老年人多提供活動的場所，這樣退休了能有事幹，不至於太孤單。”王老師建議道。

　　老礦工井下過除夕

　　人們知道陽泉也許是因為去遊覽過娘子關、看過電影《趙氏孤兒》。但是現在陽泉的經濟名片是“全國最大無煙煤生産基地”，這裡絕大多數人都靠著煤礦工作來供養家庭，老高也不例外。

　　老高告訴記者：“我在煤礦上已經工作30多年，煤礦工作365天不分春夏秋冬、不分白天黑夜，即使是過大年，煤礦也不停産，大年三十，採煤隊如果放假了，大家過年做飯用的瓦斯就沒辦法正常供給，居民也就沒法好好過年了。”

　　大年三十這天，老高和往常一樣早晨6點起床，簡單洗漱一下，6：15前從家裏出發。大年三十老高被安排到上“晚4點班”，即下午4點到晚上11點要在井下工作。“説是‘晚4點班’，但實際上下午2點多就要開始準備了。首先要去澡堂換上下井的工作服，然後再從地面坐車下到地下工作面，這段距離有六七公里長，需要走一段路程，再坐一段絞車，絞車類似于景區的纜車，不過風景遠不如纜車了，下了第一班絞車、再走一段距離換絞車，這一路就是一個多小時，在下午4點前趕到井下工作面與前一班的工人交接班，晚上11點後，在井下將工作交接給下一班的工人。交接工作完畢後，原路返回地面，再去澡堂洗洗只能看到眼睛的臉和渾身的煤塵，換上早晨出門時的衣服，等回到家，已是淩晨2點多。”老高向記者講述道。

　　老高告訴記者，除夕這天的“晚4點班”是很順利的一個班，如果有時碰上一些不可預測的事情，工人們必須完成任務才能交接班，有時前前後後上一個班長達十四五個小時。

　　記者問起除夕在井下有沒有吃餃子，老高搖搖頭説：“地面到井下時間太長，班中餐一般都吃大米飯，在上面澆一層菜。如果送餐師傅送餃子送麵條，在地面上時餃子包得挺好，但等到了井下就都粘成一團了。”即便山西傳統主食為麵食，除夕又有吃餃子的習俗，但是客觀條件所限，大家只能吃著大米飯過這個年了。

　　除夕的井下與往常並無不同，由於工作條件艱苦，等飯送到井下後，有的礦工拿出自己隨身攜帶的勺子，蹲在滿是煤炭的地面開始吃飯；有的礦工在地面找根鐵絲三下兩下彎成一個勺子的形狀，端著飯盒站著吃飯；有的礦工們則找到一個木頭樁的地方，坐在上面吃飯。“要非説有什麼不同，就是心情與往常不同，我的女兒在外地工作，我就盼著大年初二全家團圓呢，天氣預報這幾天雨雪天氣，我希望她們全家回來的時候高速公路不要封路，路面不要滑，她們都能平安抵達。”老高露出了笑容。

　　由於2014年煤炭行業“哀鴻遍野”，老高也坦言去年工資比往年降低了不少。幹煤礦三十幾年了，他目睹了煤炭行業由衰及盛、再由盛趨平的發展，2013年前的煤炭黃金十年恐怕就要過去了。他回憶道：“我們年輕的時候，父母們都不想讓孩子下煤窯，只要孩子們在外面能找到一個差不多的活兒做，都不願意去受這個罪，説這是把頭綁在褲腰帶上賺錢；現在找工作越來越難了，加上前幾年煤礦效益好，越來越多的人想要在礦上謀求一份穩定的工作養家糊口，但是當下這下煤窯的工作卻也很不好找了。大年三十上班，日工資可是平時的三倍，對於煤礦工人來説，這樣的機會並不太多，還是有很多工人願意在這天加班的。”

　　説到自己的新年願望，老高的心願樸實而簡單，他希望在外地的女兒能生活平安、工作順利，希望自己所在的單位依舊能安全生産，來年有一個好的經濟效益，大家都能有一個好的收入。

　　一個以色列人的北京夢

　　羊年春節已經是今年31歲的以色列小夥約瑟夫在北京渡過的第四個春節了。四年前，當他“追隨”自己的中國太太來北京定居時，幾乎一句中文不會説，現在他更願意把自己當作北京人(Beijinger)。

　　有關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6月，在華常住外國人已經達到60萬，而約瑟夫就是這六十萬分之一。在他的眼中，北京兼具傳統和現代兩種不同的氣質，如果不提空氣污染和堵車的話，北京在他心中就是NO.1。約瑟夫來到北京是因為愛情，他和太太的愛情結晶也降臨在北京，但是北京對他而言又絕不僅僅是愛情。他和千萬個也在這裡打拼的人一樣，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有機會在這個“機遇之都”有實現自己的夢想——開一所學校。

　　約瑟夫現在在國內最早的國際學校之一——北京BISS國際學校任教，主要教高中數學和電腦。他告訴記者，做老師對他而言不只是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更是一份能使他得到快樂和滿足的職業。“我大學本科時的專業是電腦軟體教育，按照我這個專業的方向，畢業後既可以選擇去做軟體工程師，也可以選擇從事相關的教育工作。”約瑟夫説，他和很多他的同學一樣，畢業後在以色列做了幾年軟體工程師，但是也是在那時候，他才意識到這不是他想要的。就算他做得多麼出色，他也無法從中感受到快樂和激情。“對我來説，做工程師的工作簡直就是度日如年，每天一上班恨不得就算著時間盼望著趕快下班；但是給學生上課讓我非常滿足，每天一到家就盼望著趕快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中去。”約瑟夫毫不掩飾他對教育這份職業的熱愛。

　　現在的約瑟夫，每天都在享受著這份普通卻也不普通的工作帶給他的快樂，而他還懷揣著一個更大的夢想——擁有自己的學校。在北京工作的這些年，他和不少教育同行有過交流，也對教育的本質有著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他説，舊式的、以內容為驅動的教育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時代變化，在資訊大爆炸的今天，正確的教育方式應該是教授給學生如何獲取知識，如何分析和整合繁雜的資訊，而不該是教授給學生現成的東西。這類似于中國古代所説的“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很多IB(國際文憑)課程都體現了這一教育理念，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開一所國際學校或是開設這類課程就萬事大吉了，在所有的教育過程中去實踐這一理念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希望在未來能夠實現的目標。”仿佛看到夢想開花的樣子，約瑟夫嘴角上揚，眼神堅定。

　　不想總有“漂”的感覺

　　大年三十，映襯著過年的喜氣，北京市內迎來了空城狀態。但與之相對應的機場等交通部門卻著實迎來了春運最高峰，與準備回家步履匆匆的過客相比，機場工作人員早已進入備戰狀態，更加謹慎與細心。

　　他叫齊陽，是名飛機機務，遠離家鄉在北京工作。對於他來説，節假日總被加班替代，逢年過節大多會在機殼內上班。在外界人眼裏，機務人員並不像飛行員有光鮮亮麗的名號，但他們手下的每一條線路、每一個螺絲的位置，都關係著廣大飛機乘客的生命安全。

　　“我們待遇水準算是中等。”齊陽説，在國外，機務人員的待遇要比飛行員高很多，因為現在飛機多是電腦程式操控，一架飛機的安全駕駛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飛機的狀態。但在國內，飛機機務的待遇並沒有得到適合的體現。

　　雖然待遇較普通職業來説仍然算比較高的，但對於家庭條件一般的齊陽來説，能在北京買套房仍然是困難重重。他介紹説，自己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在北京沒有房談結婚則是很難的事情。所以在考慮買房時，齊陽父母甚至想過將家鄉唯一一套房産賣掉，然後去旁邊村落租房住，為他籌錢。“如果父母真賣掉了房，那我真的……”説到這，他哽咽了，沒有把話説完。

　　“不過幸虧順義房價相對較低。”齊陽自嘲似的説，自己拿出了這些年的所有存款，最後和女方家各湊了一半付了一套二手房的首付。

　　齊陽説，現在已經成家，下一步就得想孩子的教育問題了，在順義雖然也有學校，但教育始終不如市內。齊陽無奈地説，現在的狀態是，雖然生活在北京這個城市，卻覺得被拒之於外。他放下手中抽完的煙頭又重新拿出一支煙。的確，北漂們挺難的。為了買房，為了安家。一件事過了就有另一件事在那等著。

　　而這一件件難過的坎也是齊陽加班的主要原因。“過節加班補助會多點，自己忙起來也不會再想煩心事，然而這種種的結果就是按時回家過節成了真正的奢侈品。”齊陽説，真的希望北京不再讓大家有漂的感覺，也希望能把父母也接過來，那樣就不會不能一起過節，但事實卻是那麼冰冷，一切都不允許。

　　所以，對於齊陽來説，最大的夢想就是可以回家過節。他説，他不明白為什麼很多同齡人在夜晚歌舞昇平，而不享受本可享受的與家人團聚時光，因為對於他來説，能睡個完整的覺都是奢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