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經濟復蘇態勢異常低迷，量化寬鬆政策無法調節深層的社會結構性矛盾，難以改變後危機時代深層的“複合危機”，僅靠發達國家經濟難以引領世界經濟走上自律復蘇軌道

　　2014年世界經濟的總體特徵是增長週期不同步，政策取向不一致，復蘇態勢異常低迷，以至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得不下調了今明兩年的世界經濟增長預測值，直接折射了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結構異常脆弱。

　　世界經濟的增長週期分化

　　一是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呈現增長分化格局。美國金融危機後，美國率先推出貨幣量寬政策，之後相繼有30余國和地區的央行跟隨執行超寬鬆的金融政策，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呈現體系性的非傳統特徵。直接結果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異常充盈，對世界經濟的“復蘇墑情”起到了灌水浸泡的效果，以至於導致新興經濟體增長結構被侵蝕。而發達國家則借用成熟的資金資本市場條件，吸納資金，推升資産價格，實現虛擬經濟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指標相對活躍，股價快速上漲，經濟復蘇呈現加快勢頭。儘管2014年第一季度，北美經濟受寒流影響增勢趨緩，但美國經濟仍維持了0.1%的正增長格局。日本經濟則借助消費增稅前的提前消費，呈現5.9%的反常高增長。英國也增3.2%，德國增長3.3%，歐元區整體增速達0.8%，基本上維持了2013年的增勢。相比之下，新興經濟體則出現了增速下降，復蘇低迷態勢。如2014年一開年，以金磚國家為代表，新興經濟體整體延續了去年以來的低速增長局面，幾乎全面轉向結構調整階段。如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從上年的7.7%降至7.4%，印度降至4.7%，巴西和俄羅斯接近零增長。進入第二季度，雖然印度經濟有所回升，但其他經濟體則呈現降速加快趨勢，巴西甚至出現了2.4%的負增長局面，俄羅斯也僅增0.8%。一度連續保持高增長的土耳其表現了異常波動下滑動向。危機後，新興經濟體引領世界的局面退化，世界經濟界出現了發達國家引領論。

　　二是發達國家內部增長週期分化，政策取向不一致，內生矛盾激化。美國經濟經歷了年初寒潮之後，進入夏季經濟增速反而加快，2季度經濟增速達4.6%，表現異常的高增長，加拿大經濟也增長3.6%，英國增長2.7%，澳大利亞增長2.0%。而與之相對應，日本因消費稅增稅後的反動影響，第二季度增速降至負的7.1%。近期，日本內閣府發表的第三季度GDP統計速報值進一步下降了1.6%，呈現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局面。若按IMF的定義，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意味著經濟進入衰退軌道。歐元區經濟受德國、法國和義大利3大經濟體全面負增長影響，整體滑落，第二季度僅增0.3%，進入低迷狀態。發達國家的增長週期明顯表現了分化趨向。在此背景下，各國政策傾向也呈現步調不一致傾向。如今年10月底，美聯儲宣佈終止量寬政策，不再追加資産購買計劃，金融政策開始向正常狀態回歸。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則已步入加息軌道。與此相對，日本央行則在次日追加了量寬政策，表示將增加長期國債和上市股票基金、不動産證券基金購買量，繼續追求物價上漲率達2%的通脹目標值。日本短期國債市場連續出現負利率交易情形，政府短期國債發行也一度表現了負利率情況。歐元區，自6月歐洲央行追加公開市場操作放款額度後，7月又實施負利率政策，近期，開始研討直接購買歐元區國債政策的可能性。顯然，日美歐等發達國家的金融政策已經明顯分化，折射其內在矛盾開始激化，必將對世界資金的流向流量産生直接影響，世界經濟潛伏更加不確定性風險。

　　三是新興經濟體也呈現內在分化跡象，其風險仍不能忽視。新興國家的分化帶有結構性特徵，主要表現為經常收支赤字國與經常收支順差國的分化。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均表現了不同程度的赤字化結構。經常收支赤字意味著在收支平衡上形成了對海外資金嚴重依賴的經濟結構。而美國退出量寬，如果走上提息道路，將意味著世界資金緊缺，這些赤字國家如不能保持穩定的增長，必將引起資金外流，進而導致國際收支失衡，貨幣貶值，連帶通貨膨脹，直接打擊經濟增長，甚至引起社會混亂。赤字國家經濟的脆弱性加劇了其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也將阻礙國內經濟改革的進程。

　　美歐主導的收支結構再調整

　　引發新矛盾

　　2014年世界經濟表現出明顯的結構性分化特徵，主要動向是出現了世界性的國際收支結構再調整，集中表現為危機前世界最大的赤字國美國的經常赤字持續減少，而順差方的經常收支順差持續縮小。如2007年美國經常收支赤字佔GDP比達6%左右，如今已降至2%左右，赤字金額僅為3867億美元。而一度保持順差近2000億美元的日本，則在2011年大地震之後呈現順差持續縮小傾向，2014年第二季度出現了25億美元的赤字。同時，中國的經常收支順差也從超過3000億美元降至2060億美元，以至於近期外匯儲備凈減少1000億美元以上。另一方面，以德國為代表的歐元區，經歷了歐債危機後，加大財政緊縮力度，積極促進出口，減少進口，呈現經常收支順差不斷擴大傾向。近期，歐元區經常收支順差高達3082億美元，德國經常收支順差就達2816億美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順差國。南韓經常收支順差也高達870億美元，日韓呈現逆轉傾向。多數新興國則表現順差縮小、或赤字擴大局面。

　　經常收支結構呈現大規模的逆向轉變，反映了世界經濟增長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調整，而其調整幅度之大，潛伏著世界經濟的新風險。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如危機後奧巴馬政府大搞出口倍增，能源自主、製造業回歸，並行超常規的量寬政策，積極吸引世界資金回流美國，帶動産業回歸美國，加速了世界經濟的結構變化。尤其是，美國利用頁巖氣、頁巖油的技術創新，借助世界資本回流美國市場，一舉奪得世界最大的原油生産國地位，原油産出量與進口量相當，成為左右世界原油價格的主要力量。由此也帶動美國國內油價降低，基礎化工原料生産復活，迫使原來佔有壟斷地位的日本和歐洲讓出市場份額，調整相關産業結構，使全球産業鏈的高端(基礎材料)出現裂變。其結果必將帶動中下游産業隨之調整，其影響堪稱是世界性的。

　　全球戰略資源行情逆轉

　　全球競爭加劇

　　當前，全球糧油礦、金股匯等戰略資源行情急劇分化，折射大國主導的非傳統金融政策對世界經濟形成了深度影響，更體現了全球競爭態勢急劇逆轉，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恐更加深遠。如截至2014年10月24日，美國WTI原油期貨價格降至81美元/桶，而11月18日，進一步跌至75美元。如此算，最近一個月，石油價格下降19.7%，最近6個月，下降27.53%，最近1年下降23.56%，最近3年下降18.24%。從其他國際商品行情看，近3年，黃金、銅材、白金、小麥、大豆和玉米等分別下降25%~45%。與此相對應，近3年，發達國家股指分別上漲41%~122%；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升至1971年尼克松衝擊以來的最高水位；日元對美元匯率則呈趨勢性貶值態勢，若按可比價格算，僅相當於1983年6的水準，日元實際有效匯率則比日元創下歷史最高升值期1995年5月低30%。同時，歐元匯率若按歐元誕生前的各國貨幣計量也進入歷史性低谷期。

　　世界戰略資源行情急劇波動下滑，反映了3種情形同時成立：一是世界性的景氣低迷，二是由此引起的戰略資源需求低迷，三是作為與戰略資源行情構成表裏關係的美元升值。而問題的本質是，美日歐的量寬政策已經向世界市場釋放了海量貨幣資金，而世界經濟仍低迷沉浮，表明量寬資金並沒有形成實物投資，而是直接流向了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推升虛擬資産泡沫升騰。即虛擬資産實現了再平衡，而實體經濟並未得到再平衡。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去年底提出的“長期停滯論”揭示了發達國家長期利率低下，反映了均衡條件下自然利息率低下，折射其投資率低下，潛在增長率低迷不振。近期，發達國家的長期利率全面走低印證了其虛擬脆弱的經濟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如美國長期利率指標“10年期國債收益率”，2014年11月18日降至2.344%，日本降至0.505%，德國降至0.758%。這意味著發達國家內生矛盾沒有根本改變，日漸激化。這就是在G20峰會上美國與日德經濟矛盾直接碰撞的深層背景。

　　發達國家深陷複合危機

　　而反映到更深層次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上，金融危機雖已過去6年，發達國家經濟仍深陷“複合危機”。一是以發達國家為主，一方面央行大搞量寬，釋放貨幣，實施“公債貨幣化”，替政府買單；另一方面，金融市場功能麻痹，“市場波動性”退化，金融機構熱衷於資産泡沫，金融仲介功能退化，實物投資不足，導致中産階層分化，社會矛盾突出。如2008年雷曼衝擊後，各國加強金融監管，金融機構不再冒險，投資受到抑制，需求減退。而中産階層的資産在上次泡沫崩潰後消失殆盡，中産階層遭受沉重打擊，中等收入階層縮小，社會結構呈現貧富兩極分化，直接導致消費低迷，整體需求不足。二是資訊通信技術進步，雇用崗位創造能力退化，非熟練勞動者在資訊技術下可直接提高生産率，導致高成本的正式雇傭減少，臨時工、派遣工等非正式雇用增加，工資品質下降，實際收入不足，難以支撐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這也是美國遲遲不敢貿然提高利率的社會背景。三是人口結構變化。日本率先進入老齡化時代，其他國家的人口結構也快速迎來老齡化。如日本的生産年齡人口從1991年開始下降，美國今後也將面臨下降局面。這是導致發達國家經濟整體未能擺脫長期停滯的社會動因。而危機後發達國家主導的量寬政策，無外乎是將市場資産由央行主導進行了一次“位置移動”，但對市場的資金供給能力並未提升。尤其是日本，央行放出的資金基本上還在央行和商業銀行之間滯留，並未形成有效的市場貨幣供應，導致市場信用難以創造，投資不足。而不能忽視的是，量化寬鬆政策無法調節深層的社會結構性矛盾，難以改變後危機時代深層的“複合危機”。因此，僅靠發達國家經濟難以引領世界經濟走上自律復蘇軌道。

　　而在近期的APEC和G20峰會期間，中國提出了絲綢之路新理念，給世界經濟和區域合作引進了實實在在的新內容。尤其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發表演講時，明確提出了“三個不動搖”，高屋建瓴地給中國經濟模式做出了完整定義，即和平發展、共同發展與合作發展，也為世界經濟引進了新理念。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付諸實施，以及新興國家自主型融資方式的全新展開，地區經濟和世界經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條件，也將迎來新的復蘇方式。

　　(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員 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戰略思想庫成員 《中國投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