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貿業等傳統行業做生意往往靠熟人社會,但人情大過理性,很多民間放貸者因此陷入囚徒困境。 壹圖 供圖

　　一個民間放貸者的自白

　　長久以來,民間借貸都是中國經濟的參與者,它與銀行等金融機構一起,構成了一個龐大複雜的間接金融體系,大量的企業和個人在其中扮演著資金掮客的角色,他們跟做實業的企業家之間並無清晰的界限,同時也被認為是經濟中的危險因素。

　　本文講述的故事—江西商人李鳴的放貸經歷是中國民間借貸的冰山一角。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這個GDP世界第二大國的國民經濟的縮影:資金鏈條的維繫意味著經濟生機勃勃的繼續,沒有哪個主題比這更重要、更現實。

　　放高利貸的人

　　李鳴此次來北京,要會見一個剛被保釋出來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債務人,“一個身家千萬的詐騙罪嫌疑人”。

　　在北京東南四環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出租屋裏,李鳴興致盎然地向時代週報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經商歷程:起點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不過時間到了2008年之後,用他的話説,已經“純粹在做民間借貸了”。

　　“我以前從來沒讓人寫過借條,”李鳴轉身找出一摞寫著字的白紙,這是一天前他剛要求朋友寫下的欠條和借條,粗大烏黑的字跡全都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借條是本金,欠條是累計下來的利息。”這些都是拖了兩三年的舊賬。

　　寫下這些借條、欠條的劉方最近倒了霉,因為公司的現金流出現問題,他用信用卡套現還貸,以詐騙罪被捕,不久前剛被放出來。李鳴不知道,自己幾年前借給劉方的幾十萬元究竟什麼時候能收回,因此他頭一回讓對方留下了字據。

　　不過,對於劉方這位不走運的朋友加老鄉,李鳴絲毫沒有緊緊相逼的意思。

　　今年48歲的李鳴出生於江西省某個貧困的革命老區,説話時有濃重的家鄉口音。與他們這一代的許多生意人一樣,外出經商,老鄉之間的抱團必不可少。但當記者提及贛商抱團時,他馬上糾正:“江西人就是還不夠抱團,遠遠比不過溫州人、福建人。”

　　李鳴把錢借給的多是像劉方這樣的熟人,有時候則是“熟人的熟人”,熟到借錢不需立任何字據。至於人們具體拿錢去做些什麼,有時候知道,有時候未必知道。

　　“我只做短期的。”李鳴的意思是,只借給那些急需資金週轉的人,這樣能快速收回本金和利息。不過這樣的生意也往往不那麼輕鬆遂願,比如劉方的這筆“呆賬”,再比如一年前一筆數額更大的借款,債務人也沒有履行三個月還款的承諾,拖欠至今。

　　這才是讓李鳴最頭疼的。再過兩周,自己一年前從銀行貸的400萬元就要到期,這筆錢當初借給了一個在江西老家做房地産開發的朋友,處理完北京這邊的事後,李鳴須得再回老家追回這筆更緊要的款項。

　　根據這番追款可能的結果,李鳴做了三手準備:最理想的,是迫使對方從別處借錢還自己的債,這樣的話,“今年的難關就算過去了”;第二種情況,是拿對方沒辦法,自己找親戚朋友借錢還給銀行;第三種,則是從親戚朋友處也借不到錢,只能找民間仲介機構去借。這種情況的成本最高,“一個月至少6分的利息”。

　　從企業家到職業債主

　　李鳴初中畢業後,幹過最久的營生是開拖拉機。家中兄弟在老家靠木材生意發家後,上世紀90年代初紛紛去了廣東珠海。李鳴也跟著南下,在珠海給兄弟的工廠打工,後來則開始做自己的生意:開過電子廠、繡花廠,賣過跳舞毯、遊戲機,做過鋼材貿易。雖然早已不做鋼貿,但李鳴名片上的頭銜仍是某鋼貿公司的負責人。

　　在李鳴這樣的生意人還沒有“玩金融”的時候,中國商品經濟還處於最具原始生機的時期,四處是致富的商機。李鳴剛到珠海時,拉一根線開間公用電話亭就有極其不錯的收入,後來也曾差一點就靠賣跳舞毯大賺一筆。

　　李鳴興高采烈地談起自己當年是國內第一個生産跳舞毯的廠商。上世紀90年代末,跳舞毯從日本傳到香港,李鳴去香港旅遊時買回了幾塊,然後找到技術人員開發、仿製,推出國産跳舞毯。跳舞毯迅速流行,全國各地的小商品市場都向李鳴要貨,最多的時候賬上共收到了幾百萬元定金。

　　但由於技術不到位,李鳴賣出的跳舞毯紛紛出現品質問題,被退回要求返工。加上他的小工廠生産能力不足,最終無法實現大量的供貨,最後只能退回幾百萬元的定金。

　　李鳴做過的生意,似乎都沒有讓他在財富的階梯上更上一級。他有些尷尬地稱自己是“不成功的”,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太守規矩”。比如做鋼貿生意的時候,從不短斤缺兩,而在業內,用不足長的鋼材充當標準長度的鋼材,以增加利潤,是“慣用的伎倆”。

　　人們須“靠不守規矩才好賺錢”,這是李鳴多年來總結出的經商哲學。他的怨言和批判,也指向了金融體系:“鋼貿行業就是被銀行、被擔保公司搞死的,形勢好的時候追著我們貸款,説得不好聽,是教唆我們作假,不管對方有沒有還貸的能力。”

　　李鳴的怨言也是近幾年鋼貿商和銀行關係惡化的側面—銀行將違約的鋼貿商告上法庭,鋼貿商則指責銀行收緊貸款不給企業喘息時間,資金鏈才會斷裂。

　　2008年以後,對鋼貿企業而言,已經進入了微利時代。企業單靠鋼材生意無法繼續高杠桿融資發展;而在全球次貸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政府的寬鬆的貨幣政策讓銀行開始“大躍進式”放貸,鋼貿企業享受到更寬鬆的融資環境。

　　“整個行業裏裏外外抱團,向銀行貸款。”李鳴如是概括。事實上,所謂抱團,是鋼貿圈盛行的聯保互保、動産質押和擔保機構擔保的融資方式。抱團的企業可以互助增信。除了聯保,不少鋼貿市場主也自設擔保公司,為市場內的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抱團之下,其中一個鋼貿商出現資金問題,也可以通過其他鋼貿商集體湊錢來填補缺口。

　　抱團雖有優勢,卻常常人情大過理性。李鳴深知其中之苦,“有時借錢給熟人,收不回的可能性反而大”。

　　鋼貿商從銀行貸來的錢往往去做其他的投資,比如房地産。近幾年一再被媒體以“行業危機”、從業者“跑路”、“自殺”為噱頭進行報道的鋼貿業,已經更像一個抱團玩金融的行業,業內一些大企業也早已“多元化”發展,主要利潤來源也非鋼材貿易。

　　李鳴承認,自己的親戚所在的一家行業內規模不小的鋼貿企業,早已投資參股了銀行、擔保機構、水電站等行業,這家企業幾年前曾借了5000萬元給河北廊坊的一個房地産開發項目,但至今分文未收回。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鋼鐵物流專委會不久前發佈的報告稱,“自2012年鋼貿危機發生以來,全國的鋼貿商數量已經從20萬家縮減至10萬家左右”。在這10萬家裏,很可能包括不少李鳴所在的這類名存實亡的鋼貿企業。

　　錢的價格與成本

　　“以前做生意的時候,借錢給別人,都不知道要收利息。”李鳴這樣描述自己一度對財務運作的無知。如今,在跟時代週報記者的聊天中,他一再重復的是“沒有什麼比玩錢更賺錢”。

　　李鳴眼下要到期的400萬元貸款,是他用一位律師朋友的房子做抵押從銀行借的。銀行貸給他的利率是7%左右,他再貸出去是“三分息”,換算成年利率便是36%。

　　不過細賬算下來,利潤並沒有看上去那麼高。比如雖然律師朋友是無償把房子借給自己抵押,但一年裏花在對方家人身上的送禮等人情支出,也有30多萬元;如果不能及時收回這400萬元,自己去借高利貸還銀行,又是一項不小的支出……

　　400萬元的大部分借給了在老家做房地産開發的朋友,後者正在操作一個別墅項目。對此,李鳴也做了最壞又樂觀的打算:“大不了他拿幾套房子給我抵債,我自己在老家確實也需要一套別墅。而當地我也認識不少朋友,可以幫他賣出幾套。”

　　李鳴嚴格意義上的“家”在湖南,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湖南一個小城當公務員。而李鳴在北京的居所,則像極了一個臨時歇腳的地方。他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在京郊某處,他有一套自己名下的房子,也是此前別人用來抵債的,自己未曾看過一眼,連具體地址也説不上來。

　　中國的房地産市場正處在一個微妙的階段—今年3月30日,央行[微網志]、銀監會、住建部聯合發文,將二套房商業貸款最低首付比例由六成下調至四成。

　　李鳴對房地産政策面的話題不置可否。他指出,投資(借錢)是否成功的重點是,對方是否有運作這個“盤子”的能力。

　　而前述李鳴朋友在江西老家的別墅項目,現在“還是一塊空地”。那位朋友當初找李鳴借錢,據説是為了還銀行利息。

　　李鳴約定在銀行貸款到期日的5天前回江西與對方談判。身為債主,李鳴的地位看起來並不強勢,他的談判籌碼是,如果對方將本息都還上,自己這筆銀行貸款還清後,再貸出的400萬元,“自然要繼續借給他”。李鳴已提前諮詢了銀行,得知貸款還清兩天之後,同一抵押物便能再次放貸。

　　“放高利貸,不是人們以為的坐著就能收錢。”李鳴説。

　　舊資本和新商業

　　在李鳴對銀行的抱怨中,也包括商業銀行缺乏管理、不負責任的放貸方式。比如這些銀行並不太關心貸款的用途和債務人的還款能力,只要到期能還上本息,就能“還舊借新”。企業往往在這個時候想方設法借錢還貸,對那些已經有問題的企業來説,這等於風險會越積越大。而李鳴的放貸生意,看起來也在複製這種“還舊借新”的規矩。

　　另一方面,對於那些經營良好但是現金流與還貸期限不匹配的企業,不得不讓錢“從賬上走一遍”。比如為了湊足本息去借高利貸,大大增加了經營成本。李鳴告知,由於銀行“還款不靈活”,企業從銀行獲得的任何一筆貸款,最終實際産生的資金成本要比銀行利息高得多。

　　對銀行的這種指責顯得有失偏頗。企業過度依賴資金杠桿,以及由此付出的高額融資成本,責任終歸在自己。

　　談到鋼貿行業的金融危機時,時代週報記者問:“銀行不放貸了怎麼辦?”李鳴的回答是“利益已經綁架在一起了,銀行不繼續貸我們就不還”。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李鳴和他的債務人之間關係的概括。

　　李鳴最近考察了一些P2P借貸平臺,他承認,去網路借貸平臺投資,也是可以考慮的選擇,雖然相比當下自己從事的高利貸,大多數網路平臺的利率低了不少,但是“輕鬆,不用自己去追款”。同時,他又強調這些平臺本質上跟民間借貸沒有區別,網路並不能解決資訊不對稱和道德風險的問題。

　　不過多年的放貸經歷讓他深知,利率越高,風險越大。

　　李鳴有更大的商業藍圖。他認為自己所做的民間借貸,能運作的仍然只是小規模的資金,缺乏更大的“平臺”。他正在琢磨一種“能夠讓人把錢借給你,以後又不用還錢、還能持續不斷賺他們的錢”的商業模式,比如,某種通過認購床位來集資的養老社區。

　　“年輕人的創業項目”也吸引了李鳴。事實上,像鋼貿業這種傳統行業的資本也開始盯上了新的商業計劃。李鳴隨口也能談起風險投資的運作:“就算20個項目,每個投50萬,其中有一個成功,投資就成功了。”

　　説到這裡,他不忘補充,做這些要靠“書讀得多的人”,自己已經不太能跟得上時代。比如,“我最大的愛好是看電視,而且最愛看抗日劇”。

　　李鳴還是要面對更多的新事物:他的小女兒剛出生,儘管才幾個月,但李鳴已經開始籌劃給她安排一間單獨的書房。他還要給下一代提供良好的生活、教育條件。這也意味著,他需要購置更大的住宅。

　　在計算每一筆資金運作的收益的時候,他也不忘計算自己每年的開支—隨著小女兒的出生,未來的支出也會越來越大。這或許就是中國經濟長盛不衰的秘訣。　(文中李鳴、劉方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