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來，主要貨幣兌美元匯率的貶值幅度普遍超過10%，國際匯市迎來交叉匯率風險加劇的“新常態”。交叉匯率風險也成為我國企業的避險新難題。借鑒國際經驗，我國應上市交叉匯率期貨，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交叉匯率避險工具，幫助企業對抗交叉匯率風險，應對我國2015年所面臨的嚴峻外貿形勢。

　　外貿企業避險遇到“新難題”

　　2014年以來，各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政策“你方唱罷我登場”，國際匯市風雲變幻。2014年10月，美聯儲宣佈退出持續六年的量化寬鬆政策，市場預測2015年中期美國可能步入加息通道。日本在安倍經濟學指導之下，2012年之後連續射出幾支量化寬鬆之箭，當前仍然在持續之中。歐洲由於疲軟的經濟表現和遠低於2%的通貨膨脹而考慮開動印鈔機。2015年1月，歐央行宣佈量化寬鬆政策，其規模超過市場預期，又引來匯市一場“腥風血雨”。

　　這種背景下，國際匯率走勢迎來“新常態”，其中最突出的特點是主要貨幣兌美元出現巨幅波動，即交叉匯率風險加劇。借鑒人民幣匯率進入雙向波動的“新常態”説法，國際匯市也進入一個交叉匯率異常波動的“新常態”。

　　這種背景下，企業面臨避險“新難題”，我國2015年的外貿形勢面臨嚴峻考驗。據海關統計，2014年我國對美國和東盟出口增長，而對歐盟和日本出口下降。其中，2014年1月我國對歐盟出口下降2071.3億元，下降4.4%；對日本出口732.7元，下降20.4%。匯率風險是我國對歐洲和日本外貿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歐元和日元的大幅貶值影響了中國商品在歐洲和日本的競爭力，再加上這兩個地區疲軟的宏觀經濟，導致我國對歐洲和日本的外貿雪上加霜。2015年。這種糟糕的局面將難有根本性的改善。

　　我國外貿企業對於突如其來的“新常態”普遍缺乏準備，外匯避險遭遇新難題。美元兌人民幣的遠期結售匯是企業主要使用的避險工具，而歐元兌人民幣、澳元兌人民幣外匯遠期由於流動性不足和交易成本太高，企業普遍很少使用。面對主要貨幣兌美元匯率，也就是交叉匯率的大幅波動，企業顯然難以有效應對。近日，長三角的一些企業説出避險新難題，“僅考慮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風險意義不大，現在國外貨幣兌美元的大幅貶值造成的風險，才是中國外貿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這裡，所謂的國外貨幣兌美元匯率，其實就是交叉匯率，比如歐元兌美元、澳元兌美元匯率。

　　可是，當前我國企業缺乏低成本的交叉匯率避險工具，使得他們面臨避險難題。我國銀行可以為企業提供歐元兌美元等外匯遠期，但是這類遠期的買賣價差達到20點至40點，交易成本幾乎相當於境外的20倍以上。如此高的避險成本使得企業對於交叉匯率避險望而卻步。我國缺乏一個富有流動性的交叉匯率衍生品市場，我國銀行必須與外資銀行平盤，或者去境外平盤交叉匯率衍生品，這是企業交叉匯率避險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

　　歐元兌美元等期貨交易量增長

　　國際匯市“新常態”下，芝加哥的歐元兌美元等外匯期貨交易量持續增長，為企業避險發揮了重要作用。2014年上半年，CME的歐元兌美元期貨合約持倉量僅有約30萬張，日均交易約15萬張。隨著歐元兌美元匯率波動率加劇，CME歐元兌美元期貨的交易量和持倉量大幅增長。2014年下半年，歐元兌美元期貨合約的日均交易量超過20萬張，持倉量達到50萬張。並且，匯率波動率與外匯期貨的交易量成正比。匯率大幅波動之時，外匯期貨的交易量和持倉量往往出現大幅增長，顯示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強烈套期保值需求。澳元兌美元期貨的交易量和持倉量走勢也相似。

　　除了歐元兌美元等外匯期貨品種之外，境外還有美元指數期貨對抗當前匯率波動的“新常態”。2014年下半年，美元指數持續上漲，至年底累計上漲超過13%，創史上最長連漲紀錄。隨著美元指數的飆升，美國洲際交易所(ICE)的美元指數期貨交易量與持倉量也屢創新高，目前日均交易量已達12萬手左右，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日均6、7萬手的規模。美元指數期貨涉及6個貨幣，採用美元指數期貨將對衝這6個貨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可以大幅降低套期保值成本，提高套保效率。

　　儘快建立交叉匯率期貨市場

　　我國建立交叉匯率期貨市場可以一舉解決企業的交叉匯率“避險難、避險貴”問題。首先，交叉匯率期貨市場是一個全國性市場，透明而公平，適合所有類型的企業參與，特別是那些信用等級較低而沒法享受銀行服務的中小企業；其次，交叉匯率期貨的價格會與境外保持同步變動，交易成本也與境外持平，可以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避險渠道；再次，交叉匯率期貨市場富有流動性，可以降低銀行的平盤成本，從而降低我國整個交叉匯率衍生品市場的交易成本，我國銀行就不再需要去境外尋找平盤對手；還有，交易所組織的交叉匯率期貨市場，還可以為全國企業舉辦一系列的企業風險管理培訓，增強企業的套期保值理念，提高企業的風險對衝能力，從根子上解決企業“新常態”下的避險難問題。最後，國際經驗表明，交叉匯率期貨可以成為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對抗交叉匯率風險的有效工具。